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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源于“活动照相术”。1872 年的一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酒店里，斯坦福和科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马奔跑时蹄子是否都着地？斯坦福认为奔跑的马在跃起的瞬间四蹄是腾空的；科恩却认为，马奔跑时始终有一个蹄子着地。争执的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采取了美国惯用的打赌方法解决。他们请来了一位驯马好手来做裁决，然而，这位裁判员也难以断定谁是谁非。因为单凭人的眼睛确实难以看清快速奔跑的马蹄是如何运动的。裁判的好友——英国摄影师麦布里奇知道了这件事后，表示他可以试一试。他在跑道的一边安置了 24 架照相机，并排成一行，相机镜头都对准跑道。在跑道的另一边打了24 根木桩，每根木桩上都系上一根细绳，这些细绳横穿跑道，分别系到对面每架照相机的快门上。一切准备就绪后，麦布里奇牵来了一匹漂亮的骏马，让它从跑道的一端飞奔到另一端，当跑马经过这一区域时，依次把 24 根引线拌断，24 架照相机的快门也就依次被拉动而拍下了 24 张照片。麦布里奇把这些照片按先后顺序剪接起来，每相邻的两张照片动作差别很小，终于看出马在奔跑时不会四蹄腾空，总有一个蹄子是着地的，从而判定科恩赢了。这场打赌及判定的奇特方法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麦布里奇一次又一次向人们展示那条录有奔马形象的照片带。一次，有人无意识地快速牵动那条照片带，结果眼前出现了一幕奇异的现象：照片上那些静止的马叠成一匹运动的马，马竟然活起来了。
生物学家马莱从这里得到启迪。他试图用照片来研究动物的动作形态。不过，这首先得解决连续摄影的方法问题。因为麦布里奇的那种摄影方式太麻烦了，不够实用。马莱是个聪明的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 1888 年制造出了一种轻便的“固定底片连续摄影机”，这就是现代摄影机的鼻祖。在此基础上，1894 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形状像大箱子的“电影视镜”（或称“西洋镜”），观众们可以通过箱孔上的扩大镜看到此明信片还小的“影戏”，这就是现代电影的雏形——幻灯放映。遗憾的是爱迪生的发明就此停滞，他没有及时对“电影视镜”加以改进，使得比他年轻得多的卢米埃尔兄弟后来居上，发明了电影放映机。
1895 年，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总结前人的活动照相及幻灯放映经验的基础上，制造出能够将影像连续放映在白色幕布上的电影放映机，又叫手提式“活动摄影机”，它集拍摄、洗印、放映三种功能于一身，以每秒16 格的速度拍摄和放映，得到了清晰、稳定的画面。也就在这一年的 12 月28 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 14 号一家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首次公开放映了他们自己摄制的《工厂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拆墙》等 10 部影片，历时约 20 分钟。人们在欣赏中发出了一声声的惊叹，他们惊叹自己的生活居然奇迹般地被完整地展现在一块白布上！惊叹之余，同时宣告了电影的诞生。卢米埃尔作为电影的发明人，因此被称为“电影之父”。在第一次放映成功的鼓励下，从 1895 年开始，卢米埃尔兄弟把经过培训的手下员工派往世界各地，既放映他们摄于法国的电影，又就地拍摄一些风光短片，并带回巴黎放映。当然，卢米埃尔兄弟颇具商业头脑，他们的电影从第一次放映就进行收费。有人清晰地记得，1895 年 12 月 28 日晚，巴黎卡普辛路 14 号这家大咖啡馆门前，原有的咖啡馆招牌罩上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卢米埃尔的电影，门票 1 法郎。这似乎注定了电影从一开始就与商业、与市场的紧密关系。也就是说，电影在它还没有很好地成为一门艺术的时候，企业性的因子和商业性的元素已经渗透了它的全身。这时的电影，既没有声音，也没有色彩，都是些短小的黑白片。从内容上讲，卢米埃尔拍摄的都是内容较简单的纪录片，“从现实生活中捕捉自然景”是他们拍摄的指导方针。从电影文学创作的角度上讲，由于拍摄的随机性，加上当时的影片只能放映一分钟左右，所以影片拍摄时没有脚本，实际上也用不着脚本。最初的电影只能算是生活现象的记录，远谈不上“电影艺术”。
电影从简单地模仿记录生活向艺术发展迈进是从梅里爱开始的。法国人乔治·梅里爱（1861—1938）本是一家剧院的老板兼戏剧演员和舞台魔术师。正是这种独特的出身背景使他的电影活动打上了浓厚的戏剧烙印。梅里爱是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放映电影时的观众之一，并从此时起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梅里爱后来回忆说：“一开始放映，银幕景观便让观众瞠目结舌，大出意料。《墙》在拆除者的镐头下轰然倒塌，尘土飞扬；《火车进站》和《婴儿喝汤》背景里的树叶在风中摇曳；接着是《工厂大门》；最后是著名的《洒水记》。”
梅里爱对电影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首先，梅里爱创建了电影史上第一个专业摄影棚，并且第一次把剧本、演员、服装、化妆、布景等戏剧艺术常用的手法引进了电影。这一点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这样做的背后蕴含着一种崭新的观念，即认识到电影是可以造假的。这代表电影美学史上除了卢米埃尔兄弟奠基的写实主义美学传统外，又由梅里爱奠基了电影美学史上第二个重要的美学传统，即戏剧化电影美学传统。
其次，梅里爱在电影技巧运用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是最早用电影特技的。据说有一次，梅里爱在巴黎大街上拍摄电影，他的目的是要拍大街上正在走过的婚礼队伍。可是在拍摄过程中拍摄机出现了问题，胶片卡住了。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地抢修摄影机。可在修理的过程中，摄影机又恢复了拍摄。之后，当梅里爱回到家里冲洗胶片时，意外地发现婚礼摄影的后面突然出现了丧礼的镜头。原来，在他们手忙脚乱修理机器的时候，婚礼队伍在摄影机前面过去了，后来却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不经意中停机再拍，婚礼的镜头后面就接上了丧礼的镜头。活人、死人，笑的、哭的，喜的、悲的，人生的道理自然蕴含其中。由此，梅里爱发现，两个镜头的连接别有一种诙谐幽默的效果。受此启发，梅里爱在电影中开始大量使用停机再拍——这在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是把两个不同的镜头剪辑在一起的蒙太奇手法的前奏。《贵妇人的失踪》中就有用停机再拍的手法表现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妇人的“失踪”。梅里爱还首次表现贵妇人的脸部特写。除此之外，梅里爱还在影片中使用了诸如叠印、叠化、多次曝光、渐隐和渐显等后来电影剪辑中常用的一些手法。“停机再拍”“重复曝光”“倒拍”“叠印”等特技摄影的运用，加之胶片的长度由卢氏兄弟不超过 20 米增加为 300 米，梅里爱时期的电影已经不是简单的纪录片，不再简单地“从现实生活中捕捉自然景”，而开始注入了简单的故事情节。梅里爱拍的含有 20 多个场面的《德雷浮斯案件》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故事片。他因此被称为“电影魔术家”。再者，梅里爱的代表性影片是《月球旅行记》，该作品是梅里爱在 1902 年根据著名科幻小说家凡尔纳与威尔斯的两部著名科幻小说改编拍摄的。这部影片想象力极为奇特，且情节较为生动曲折，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故事影片的地位。尽管梅里爱时期电影还没有脱离戏剧成为独立的艺术，但依然有人认为，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电影真正成为一种艺术的标志性作品是《月球旅行记》。
总的来说，梅里爱借用戏剧化的手法，大大地发展了电影艺术；但又恰恰是因为囿于戏剧化，束缚了电影的进一步发展。他的电影拍摄还没有完全脱离戏剧的束缚，剧情基本上不脱离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时间、地点、情节的一致）的要求。因为他恪守的是“银幕即舞台”的观念，所以他的摄影机是固定不动的，只有场景不断地在发生变化。摄影机被固定在舞台前，像乐队指挥着环绕着他的乐池里的乐队一样记录着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因此，这时的电影还没脱离戏剧成为独立的艺术。虽然梅里爱及其电影在 1913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他对电影艺术发展所做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
如果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梅里爱创造了电影特技的话，美国的大卫·格里菲斯和苏联的谢尔盖·爱森斯坦两位电影大师则进一步创造了电影的叙述手段。
格里菲斯 1907 年涉足电影，1908 年开始当导演，一生导演了近千部电影。格里菲斯在电影艺术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他吸收了 19 世纪优秀小说的叙述手法，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戏剧样式，使电影有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具体地说，格里菲斯第一次将摄影机移动起来，彻底改变了电影的构成单位，并且创造性地运用“特写”“圈入”“切”的手法。他还第一次将不同景别的镜头组接起来，创造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这些突出成就集中表现在1915 年摄制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和 1916 年摄制的影片《党国伐异》中。
《一个国家的诞生》是格里菲斯 1913 年制作，于 1915 年完成并发行的一部电影。它的内容主要表现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
其观点是完全站在南方奴隶主的立场上，把白人塑造成受害者，而黑人却是杀人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种族恐怖组织三K党则成了不得已而奋起自卫的南方白人英雄形象。这是反动的民族意识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影片播出后立即引发了极多数人的不满和抗议。影院的门外出现24 小时的示威。有的地方辩论激烈，甚至发生械斗。俄亥俄州公开宣布禁止这部影片在州域上映，法国电影检查机构更是禁映该片达 7 年之久。然而，影片在艺术手法上却有开创性的贡献和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一个国家的诞生》第一次运用了平行叙述的方式。其中一个片段——
①大火焚烧的大西洋城；
②白人卡麦隆一家在房间焦急不安地倾听外面的战斗；
③“小上校”及其拼命战斗的场面。
这三条线索通过一定的电影拍摄手法自然地相互交替，使影片的气氛十分紧张。最后，卡麦隆全家被黑人军队围困，惊恐万状。与此同时，格里菲斯又转拍三K党的白色马队前来救援的情形：大火、马蹄、黑人的狂怒、白人的救援……这些场面交替映现在银幕上，悬念不断，扣人心弦。在这里，镜头的衔接，已经不是单纯的情节组合，而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制造一种境界，产生一种思考，因而形成电影艺术最独特、最生动的一种特征——蒙太奇语言。这是这部影片最大的成就。
其次，一些后来电影常用的手法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已经运用得相当娴熟。如用远景镜头拍摄军队，呈现出大场面的气势；用特写镜头表现一只手在拨弄着一点烧焦麦粒，表现出南方军队的粮食危机。尤其是“林肯被刺”一段，格里菲斯用多机位拍摄和交叉剪辑的方法，以镜头为基本的语言单位，以令人目眩的镜头剪辑，极为娴熟地叙述了林肯被刺前后凶手、林肯的情状以及剧场中人们的反应和一片混乱等复杂的语义，在电影艺术语言自觉的历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一个国家的诞生》内容是反动的，但其艺术上是具有开创性贡献和划时代的意义的。正如评论家约翰·劳逊评价的那样：“从未有过一部影片会在技巧的革命性和内容的反动性之间存在着这样触目的矛盾。”《一个国家的诞生》在纽约连续放映 44 个星期，创造了极高的票房收入。大把大把的钞票流进了电影院的钱柜，美国电影还没有出现如此大赚钱的影片，格里菲斯拍拍口袋，一年的收入竟上了 100 万美元，他成了地地道道的百万富翁了。在此之前即 20 世纪初世界电影业的中心在欧洲的法国和意大利，然而这部影片放映之后，美国无声电影开始走向成熟，好莱坞开始称霸世界。
影片《党同伐异》1916 年上映，是格里菲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拍摄的，耗资 200 万，长达 3 小时，场面极为壮观宏大。这部影片结构极具特色。它以一个现代故事——“母亲与法律”为核心，而以另外三个时间、地域跨度很大的故事——巴比伦的陷落，基督受难，法国圣－巴尔特雷米教堂的大屠杀为辅，四个故事同时展开，凸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主题。在一个思想主题的贯穿下，把空间相距几万里、时间跨越几千年的历史事件有机地融合在一部影片中，这确实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因此，它被誉为“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壮丽的形象交响乐”。《党同伐异》还有一个很成功的地方，即结尾发明的“最后一分钟的救援”模式。影片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创造了惊心动魄的气氛：一条线索是一名工人将被绞死；另一条线索是其妻设法救他。两条线索最后在“丈夫”免于一死时合在一起。
《党同伐异》是格里菲斯艺术达到最高峰的标志。但是，同为伟大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两部电影的市场命运却截然不同。《一个国家的命运》使格里菲斯一夜之间暴富，而《党同伐异》又使格里菲斯很快地一贫如洗甚至是债台高筑。这就是电影的市场与艺术之间很难调和的尖锐矛盾。
拍摄《党同伐异》这部历时 3 小时、耗资 200 万的“巨作”，格里菲斯是第一次，好莱坞也是第一次。因为种种疑虑，纽约和好莱坞的投资者都畏惧不前，生怕跌入亏本的深渊。但格里菲斯不顾一切，不惜把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所赚得的 100 万美元全部投入，并四处举债，凑足了经费，毅然开拍。经过 22 个月零 12 天，此片才得以完成。正如那些精明的投资者所预料的那样，《党同伐异》在商业上遭到了惨败。即使放映前纽约的报纸花了大半的篇幅来炫耀这部影片的宏伟与惊人之处，结果也无力回天。影片在自由剧院上映了 22 周，之后便无人问津了。格里菲斯从百万富翁一下变成债台高筑的穷光蛋。《党同伐异》使他亏本 100 万美元以上，另外，他还要归还大量的借款。遭此打击，格里菲斯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为《党同伐异》所选的巴比伦城布景，一直无力拆除，成了今天好莱坞的一大景观。此后，格里菲斯一蹶不振，虽然他曾多次努力，但依然没有改变潦倒的命运。1948 年 7 月 22 日格里菲斯突然摔倒在他隐居的好莱坞尼克伯尼旅馆的过厅里。筚路蓝缕的一代大师再也没有爬起来，终年73 岁。他死后，仅有四个人来与他的遗体告别。好莱坞没有为他花一分钱，没有追悼会，没有雕塑，甚至连一块纪念碑都没有。可无论如何，历史都应该记住这位伟大的电影大师、电影艺术的奠基人、第一个真正伟大的导演、有“好莱坞之父”美誉的格里菲斯。因为是他率先探索并创造了蒙太奇这一电影独特的叙述手法。
电影艺术发展至此，已成了一种比戏剧、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更具魅力的现代艺术。从电影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尽管这时镜头已成了电影的叙事单元，但由于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所以这一时期的影片大部分情节较为单一，脚本的创作也较简单，还不能称作是文学剧本，而只是镜头之间的简单连贯。因此，在影片的剪辑中注重的是镜头之间的连贯性、逻辑性和节奏性。比较典型的例子要数卓别林一些影片的脚本。由于没有声音，早期的电影主要靠演员的动作姿态和表情来表现剧情，同时借助字幕来阐述内容，交代情节。尽管默片时代的电影脚本内容简单，字数较少，但它表明，作为故事片，事先有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构思恰恰最先体现在剧本中。作为电影文学剧本最重要的功能，“为影片提供一个好的叙述构思，好的故事情节”已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