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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共生行为的中介作用 [1]

一、引言

随着开放式经济的发展,创业企业创新发展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尤其是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为创业企业带来先动优势(罗兴武等,2017) [1] ,使创业企业更敏锐地把握市场机会,建立起竞争优势,适应开放式复杂市场(Chescrough,2010) [2] 。研究表明,创业企业的“新创弱性”等特点限制了其在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吴晓波和赵子溢,2017) [3] ,众创空间的网络嵌入能够有效拓宽资源获取渠道,巩固其商业模式创新基础。

众创空间是在创新范式转变背景下出现的新型开放式创业服务平台,是实施国家“双创”战略的有效载体。以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杭州梦想小镇等为代表的知名众创空间,孕育了大量的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促进了创业企业的创新发展。创业企业嵌入众创空间中,一方面可以与众多创新主体建立网络关系,拓宽资源流通渠道,提升自身资源的丰度,巩固商业模式创新基础;另一方面,创业企业能够与众创空间中其他主体建立联结关系,在互动合作过程中挖掘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机会。因此,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的网络嵌入能够有效促进其商业模式创新。

虽然已有理论研究揭示了众创空间与创业企业创新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2] ,但却未对众创空间如何促进创业企业创新做出解释。已有研究证明了网络嵌入在创业企业突破性创新资源获取(李靖华和黄继生,2017) [4] 、商业模式创新(张春雨等,2018) [5] 、创新绩效(Hung等,2017) [6] 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缺乏将众创空间作为创业企业嵌入的外部网络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另外,已有网络嵌入与创业企业创新的研究多从制度和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而对于汇聚多元主体的众创空间而言,共生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优的理论视角。

网络化、开放式的环境中,企业之间交互合作产生类生物群体的共生行为(赵志耘和杨朝峰,2015) [7]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行为是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主体之间建立关系后的必然结果,共生能够驱动创新。创业企业嵌入到众创空间中,能够充分运用众创空间为其提供的众多主体在物理空间上的集聚优势,与其他主体产生共生行为。共生意味着合作交流、互补共进,能够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7] 。目前对共生理论的运用集中于研究创新网络中主体的共生模式,对于众创式创新网络下创业企业在共生关系中的创新行为尚缺乏深入的研究。

基于上述认知,本文将从网络嵌入和共生理论视角,探讨众创空间创业企业网络嵌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揭示共生行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现有理论研究,还明确了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的网络嵌入对其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为创业企业的创新实践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二、理论回顾

(一)网络嵌入

行为个体无法在社会网络中独立存在,与此类似,企业的经济行为发生在一定的网络中,即网络嵌入(Granovetter,1985) [8] ,从外部网络中获取稀缺和关键资源是企业网络嵌入的目的所在,资源来源于网络主体间的联结关系。Granovetter将网络嵌入划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维度 [8] ,其中,结构嵌入维度关注网络规模与网络中心性(Baum等,2001) [9] ,分别描述了企业在外部网络中可与之建立联结关系的主体数量和网络位置;关系嵌入维度强调关系强度,表现为创业企业与外部网络中其他主体的紧密度和信任度(Waston,2007) [10]

创业企业网络嵌入能够获取大量突破性创新资源,给创业企业带来创造性变革,体现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个方面。网络嵌入不仅能够带来资源增量,也能够推动创业企业资源整合进程(彭学兵等,2017) [11] 。在不断获取和整合资源的过程中,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得到增强。本研究围绕资源获取与整合,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维度对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是企业明确顾客价值主张,掌握关键资源,高效创造顾客价值并获取自身价值的方式(Johnson和Christensen,2008) [12] 。如果说商业模式回答了“创造什么价值”和“如何创造价值”两个问题,那么商业模式创新便要在所创造的价值和创造价值的方式上做出新颖性、突破性的变革,这也是商业模式的核心问题(Apak等,2013) [13] 。现有研究一方面探索了商业模式创造的价值及价值创造方式,如Osterwalder等(1998) [14] 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价值要素等重新设计。另一方面,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划分商业模式创新,如Zott和Amit(2007) [15] 提出新颖性和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的类别划分;罗兴武等(2018) [16] 提出了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开拓性和完善性商业模式创新,其中,开拓性商业模式创新强调企业行为的主动性,谋求高回报,表现为创新绩效的迅速增长,而完善性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更倾向于跟随性创新。

现有研究主要从前因变量和创新效果两方面探索了商业模式创新问题。前因变量的研究发现,资源获取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Zott和Huy,2007) [17] ,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互动协同,相互促进,企业间联盟形成的合作和外部学习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Velu,2015) [18] 。创新效果的研究发现,商业模式创新促进创业企业产生更多的价值(Chesbrough和Rosenbloom,2002) [19] ,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中找到立足点,形成竞争优势,提升创新绩效(曹和平和吴福象,2017) [20]

创业企业进入市场的时间较短,选取适应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于创业企业在市场中快速立足并得以发展至关重要,众创空间为创业企业从资源和机会中创新商业模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本研究采用罗兴武等(2018) [16] 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维度划分探讨众创空间网络中创业企业的创新行为。

(三)共生理论与共生行为

共生理论缘起于生物学领域,用来解释两种或多种不同种属的生物相互依存、动态演化之间的关系(袁纯清,1998) [21] 。近些年来,共生理论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国内学者对其运用主要集中于分析网络中创新主体之间的共生模式对网络演化的影响,即当创新主体形成互利共生模式时,各主体都能从其他主体获益,实现各主体创新能力、创新绩效等的提升(叶斌和陈丽玉,2015) [22] ,同时各主体的成长也推动着创新网络的演化。

生物界物种之间相互依赖而存在,在经济领域,企业间类似的互动、依存、协同行为即为共生行为 [21] 。袁纯清(1998) [23] 认为企业间的共生行为主要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方面;赵志耘和杨朝峰(2015) [7] 从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界面、共生环境四个基本要素分析企业的共生创新行为。已有研究表明共生行为对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林少疆等,2016) [24] 和创新绩效(陈佳莹和林少疆,2014) [25] 发挥着重要作用。

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作为共生单元,能够在众创空间相应的基础设施和交换机制等共生界面作用下,实现资源与知识等共生基质的流通和创造,发生共生创新行为。本研究从共生行为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众创空间中创业企业的共生行为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假设

(一)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

研究表明,资源、机会、技术、网络关系、创业环境等是引发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 [3] 。众创空间为创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创新机会,嵌入众创空间中的创业企业在资源获取和网络关系建立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商业模式创新。本研究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考察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的网络嵌入与其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众创空间结构嵌入的维度考察。网络规模有利于差异化关系的建立,众创空间规模越大,创业企业越能够建立差异化联结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创业企业在差异化联结关系中能够挖掘到更多的创新机会,激发其创造性(Kugot和Zander,1992) [26] ;另一方面差异化联结关系能够为创业企业带来丰富的多样化资源(张玉利等,2008) [27] ,资源丰富度能提高商业模式创新效率。另外,汇集众多创业企业的众创空间有着浓厚的创业氛围,能够刺激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动性。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的位置决定其资源获取渠道的丰度,处于中心位置的创业企业。具备更多的与其他主体建立联结关系的机会,拥有丰富的资源获取渠道(Bell,2010) [28] ,在资源共享与整合、知识传递与运用等方面更具优势,极大地促进其商业模式创新。

从众创空间关系嵌入的维度考察主体间的关系强度。强关系意味着高度信任,这种高度信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产生影响:首先,创业企业与众创空间中其他主体之间形成的信任以认同为基础,相互认同有利于资源与知识共享,进而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同时,合作双方在相互信任的合作中更易展开深入的技术交流,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之一 [3] 。其次,高度信任关系使创业企业与众创空间中其他主体之间形成畅通的信息传递渠道,提高创业企业信息获取效率,由此创业企业能够在众创空间中多元主体形成的大量信息中捕捉到关键信息,发掘商业模式创新的突破点 [18] 。最后,强联结形成的合作关系能够减少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摩擦,避免资源和精力的耗费,将有限的资源运用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总的来说,众创空间关系嵌入对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根据以上论述,提出假设:

H1: 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

H1a: 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

H1b: 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

(二)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共生行为

共生行为的实质是共生单元之间资源和能量的传递、共享与创造的互动行为,最终实现企业经营方式、价值创造方式等的共同进化,共生单元嵌入到外部网络是共生行为发生的基本条件 [7] 。众创空间中的创业企业与多元主体建立网络关系,进行资源共享,发生共生行为,产生共生能量,并进一步作用于主体间的共生关系。本研究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讨论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的嵌入性与共生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网络规模和网络中心性两个方面讨论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共生行为的关系。众创空间的规模决定着共生单元的数量,网络规模越大,创业企业能够与之建立共生关系的主体越多,并且,众创空间具有明显的双边网络效应,汇集的主体越多,创造的效益越多,能够吸引更多创业企业及其他相关主体入驻到众创空间中,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大量共生单元的汇集为其之间发生共生行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另外,众创空间的规模越大,共生基质越丰富。共生基质是共生行为发生的引力 [7] ,丰富的共生基质意味着众创空间中蕴含大量资源和信息,有利于创业企业弥补自身资源匮乏的不足,促进创业企业与其他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行为。从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占据中心位置的创业企业拥有更丰富的信息传递渠道等共生界面,是共生基质充分发挥作用的媒介,丰富的共生界面使创业企业在信息、知识的交互整合中占据优势,具有更有利的共生行为发生的条件。因此,众创空间中创业企业的结构嵌入能够促进其共生行为。

从众创空间关系嵌入的维度来看,强联结关系能深化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基于认同的相互信任,建立更加坚固的合作关系,增进共生单元间的资源流动和信息共享(Jones和George,1998) [29] ,即共生基质丰度增加,促进共生关系的建立。共生单元间协同创新能够创造共生能量,共生能量是共生行为存在的主要动力 [23] ;共生能量的创造产生正反馈效应,促进共生行为。另外,强联结关系使共生单元之间的资源流通渠道更完善,有效减小共生阻力 [25] ,有利于共生行为的发生。因此,众创空间中创业企业的关系嵌入能够促进其共生行为。

根据以上论述,提出假设:

H2: 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创业企业共生行为正相关;

H2a: 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创业企业共生行为正相关;

H2b: 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创业企业共生行为正相关。

(三)共生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

共生行为是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最终实现企业经营方式、价值创造方式等的共同进化 [7] 。同时,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表明,商业模式创新是创业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的成果(Ahuja,2000) [30] 。由此可以推断,嵌入到众创空间网络中的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共生行为将有效促进其商业模式创新。

首先,创业企业与众创空间中其他主体产生共生行为的目的是共同进步。这一目的会促使各主体利用集体智慧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可能意味着创新点的萌生,这为创业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次,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发生共生行为的过程中,各共生单元都能获取到外部知识,同时也能够强化自身内部的知识积累(赵宇和王庆金,2017) [31] 。在深入的共生关系中,外部知识和内部知识共同作用于创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例如,创业企业与其上游企业共生行为产生的共生能量由共生双方共享,而上游企业受益于新生能量做出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创新,有利于创业企业对商业模式创新机会的识别和应用。同时,共生行为形成的知识溢出,也可以看作是产生的新共生能量作用于共生单元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促进了创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Haunschild和Mimer,1997) [32] 。最后,共生行为的发生包含着情感的互动。基于情感互动的合作在资源共享、知识获取等方面更具优势,有利于创业企业识别和应用机会,促进其商业模式创新。据此,提出假设:

H3: 创业企业共生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

创业企业嵌入众创空间网络中,与其他主体建立共生关系,凭借着有效的共生界面,交换、创造共生基质。在发生共生行为的过程中产生共生能量,对创业企业资源获取、技术创新、合作关系建立等起到积极作用,促进其商业模式创新。结合上述对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共生行为、共生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影响的论述,提出假设:

H4: 创业企业共生行为在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4a: 创业企业共生行为在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4b: 创业企业共生行为在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总体研究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四、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内众创空间中的入驻企业。为获取入驻企业的真实数据,项目组于 2018 年 5—8 月深入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和杭州梦想小镇为代表的东部省市众创空间进行数据收集。项目组采取以下方式获取研究资料:第一,直接进入入驻企业中,与创业者面对面交流,现场填写问卷,共发出 50 份问卷,回收43 份;第二,委托众创空间工作人员及被调研入驻企业向众创空间中其他入驻企业发放问卷,后续研究团队进行再访并回收问卷,共发出 80 份问卷,回收 62 份;第三,形成网络版问卷向入驻企业发放,在线回收,共发出 100 份问卷,回收 76份。汇总后共得到 181 份有效数据。

(二)变量测量

1.众创空间网络嵌入。根据Granovetter(1985) [8] 和张春雨等(2018) [5] 的研究,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进行测量。用“本企业所在的众创空间网络中成员数量众多”等 3 个题项测量众创空间结构嵌入,变量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 0.689;用“本企业与众创空间网络中其他成员交流合作频繁”等 3 个题项测量众创空间关系嵌入,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0。

2.商业模式创新。采用罗兴武等(2018) [16] 开发的 16 个题项的测量量表,其中 8 个题项测量开拓性商业模式创新,如,“为顾客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产品或服务”“给顾客带来的价值具备独特性”;另外 8 个题项测量完善性商业模式创新,如,“在市场开辟方面,倾向于跟随市场领先者进行创新”“努力融入外部创新合作网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3。

3.共生行为。综合陈佳莹和林少疆(2014) [25] 以及林少疆等(2016) [24] 等开发的量表,从共生界面扩展和共生能量分配两个方面测量共生行为,包含“本企业与关系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合作有明确的创新意识”“本企业与关系网络中其他成员之间形成的创新绩效能被均匀合理的分配”等 4 个题项。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7。

4.控制变量。根据以前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考虑了创业企业的成立年限、发展规模可能与众创空间网络嵌入和商业模式创新有一定的关联性。

五、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SPSS22.0 与AMO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为检验所涉及变量的构念区分性,对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众创空间关系嵌入、共生行为和商业模式创新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x 2 /Df=1.698,RMSEA=0.062,RMR=0.047 5,CFI=0.935,TLI=0.925)均符合标准要求,且显著优于其他模型,说明本研究构建的四因子模型收敛效度良好,4 个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注:零模型中,所有测量项目之间没有关系;三因子模型中,将共生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并为一个潜在因子;二因子模型中,将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共生行为并为一个潜在因子;单因子模型中,将所有项目归属于同一个潜在因子。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r =0.48,p < 0.01)、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r =0.51,p < 0.01)、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共生行为(r =0.43,p < 0.01)、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共生行为(r =0.48,p < 0.01)、共生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r =0.59,p <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些数据为进一步检验本文的假设提供了依据。

(三)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假设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采用主效应模型检验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众创空间关系嵌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首先构建模型 3,只允许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中,再将自变量众创空间结构嵌入和众创空间关系嵌入加入回归方程中,构建模型 4。从表3 中模型 4 可以看出,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β=0.30,p < 0.01)、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β=0.35,p < 0.01)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H1a、H1b成立,即H1 成立。

模型 2 检验了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共生行为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共生行为有显著正相关关系(β=0.23,p < 0.01),H2a得到验证;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共生行为有显著正相关关系(β=0.34,p < 0.01),H2b得到验证。综上所述,H2 得到了验证。

模型 5 检验了共生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根据回归结果β=0.58(p < 0.01),可以得到共生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显著正相关,H3 得到验证。

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共生行为在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众创空间关系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2 与模型 5 分别验证了H2 和H3。当自变量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众创空间关系嵌入和中介变量共生行为同时对因变量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回归时,即表3 中模型 6,众创空间结构嵌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系数由 0.30(p < 0.01)减少至 0.21(p < 0.01),众创空间关系嵌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系数由 0.35(p < 0.01)减少至 0.21(p < 0.01),说明共生行为部分中介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众创空间关系嵌入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因此验证了H4。

表2 相关性分析表

注: **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3 层级回归统计结果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网络嵌入和共生理论,构建“众创空间网络嵌入—共生行为—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探索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的网络嵌入对其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路径,以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杭州梦想小镇等知名众创空间中的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的网络嵌入对其商业模式创新有正向影响。一方面,本研究验证了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众创空间结构嵌入与众创空间关系嵌入都能够促进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另一方面,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其商业模式创新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众创空间为创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成长与发展环境,众创空间网络内具有多元化的主体和资源,并且创业企业与相关主体相互沟通协作,达成彼此间的信任,推动创业企业不断挖掘机会、革新技术。丰富的资源、密切的合作、源源不断的机会和技术创新都是推动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力量 [3] 。第二,创业企业与众创空间中其他主体之间的共生行为能够促进其商业模式创新。在开放式发展的背景下,共生创新成为主流,具有整合性和反馈性的特点 [7] 。创业企业在资金、信息等方面相对缺乏,而与其他主体共生发展后在资源获取和利用方面更有优势,并且由于共生的反馈作用,信息等在多方主体之间多向流通之后,可以强化创新促进作用,有利于塑造新的商业模式。众创空间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共生环境,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通过共生界面进行资源与信息的互动交流,进而推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第三,在众创空间网络嵌入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共生行为发挥着中介作用。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的结构嵌入可以与众多主体达成共生关系,共享资源与信息;创业企业在众创空间中的关系嵌入能促进共生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推动相互协同创新。另外,众创空间网络嵌入不仅丰富了创业企业的可利用资源,还能够有效利用众创空间中的信息系统和政府政策等,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二)管理启示

创业企业要积极入驻到众创空间中,主动与网络中政府、上下游企业、高校、中介服务机构等主体建立密切关系,加强与其他主体之间资源、知识、信息等的流通,强化彼此间的信任,促成更多合作与创新机会。由此,创业企业得以在创新资本充足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机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形成竞争优势。另外,众创空间能够有效促进创业企业的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相关部门应给予入驻众创空间的创业企业更有效的政策支持,鼓励创业企业实现价值创造,吸引更多的创新主体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中。创业企业的成长将对众创空间产生正反馈效应,众创空间管理部门应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其与创业企业之间的协同共生演化。同时,众创空间应注重软硬件设施的提升,使创业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便利与高效,降低创新创业成本。

(三)研究局限

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创业企业入驻众创空间的时间对于其网络嵌入程度以及所建立共生关系的成熟度的影响。其次,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几个知名众创空间,未涉及众多小型众创空间,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待提高。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考虑创业企业所入驻众创空间的规模和入驻时间,并拓宽数据来源渠道,做出更合理的设计。

参考文献

[1]罗兴武,项国鹏,宁鹏,等.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绩效?——合法性及政策导向的作用[J].科学学研究,2017(7):1073-1084.

[2]CHESCROUGH H.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J].Long Range Planning,2010,43(2):354-363.

[3]吴晓波,赵子溢.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1):114-127.

[4]李靖华,黄继生.网络嵌入、创新合法性与突破性创新的资源获取[J].科研管理,2017(4):10-18.

[5]张春雨,郭韬,刘洪德.网络嵌入对技术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J].科学学研究,2018(1):167-175.

[6]HUNG J,LI M,MAO L,et al.The impact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intermediators of innovation legitimacy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Policy & Management,2017,17(3):220-239.

[7]赵志耘,杨朝峰.创新范式的转变:从独立创新到共生创新[J].中国软科学,2015(11):155-160.

[8]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9]BAUM J R,LOCKE E A,SMITH K G.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venture growt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2):292-303.

[10]WASTON J.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ing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7,22(6):852-874.

[11]彭学兵,王乐,刘玥伶,等.创业网络、效果推理型创业资源整合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6):157-170.

[12]JOHNSON M W,CHRISTENSEN C M.Rein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8,35(12):52-60.

[13]APAK S,VAYVAY Ö,FEYZIO LU O.A decision making model for the evaluation of supply chain execu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s,2013,6(2):293-306.

[14]OSTERWALDER A,PIGNEUR Y,TUCCI C L.Clarifying business models:origins,present,and future of the concept[J].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1998,16(16):751-775.

[15]ZOTT C,AMIT R.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7,8(2):181-199.

[16]罗兴武,刘洋,项国鹏,等.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主题设计与量表开发[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1):33-49.

[17]ZOTT C,HUY Q N.How entrepreneurs use symbolic management to acquire resourc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7,52(1):70-105.

[18]VELU C.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ird-party alliance on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J].Technovation,2015,35:1-11.

[19]CHESBROUGH H,ROSENBLOOM R S.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capturing value from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Xerox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spin-off companie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2,11(3):529-555.

[20]葛和平,吴福象.垂直专业化、核心技术创新与自主品牌创建——基于产业集群中我国本土企业创新行为视角[J].济南大学学报,2017(3):102-117.

[21]袁纯清.共生理论:兼并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2]叶斌,陈丽玉.区域创新网络的共生演化仿真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4):86-94.

[23]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J].改革,1998(2):100-104.

[24]林少疆,徐彬,陈佳莹.企业创新网络结构嵌入性对协同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共生行为的中介作用[J].软科学,2016(6):16-19.

[25]陈佳莹,林少疆.企业创新网络关系特征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J].统计与决策,2014(2):186-188.

[26]KUGOT B,ZANDER U.Knowledge of the firm,combinative capabilities,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J].Organization Science,1992,3(3):383-397.

[27]张玉利,杨俊,任兵.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一个交互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管理世界,2008(7):91-102.

[28]BELL G G.Clusters,networks,and firm innovativenes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26(3):287-295.

[29]JONES G R,GEORGE J M.The experience and evolution of trust:implications for cooperation and team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3):531-546.

[30] AHUJA G.Collaboration networks,structural holes,and innovation:a longitudinal stud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45(3):425-455.

[31]赵宇,王庆金.文化创意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系统动力学分析[J].理论学刊,2017(6):95-100.

[32]HAUNSCHILD P R,MIMER A S.Mod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the effects of outcome salience and uncertaint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 (3):472-500.


[1] 原载于《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第 34-42 页。
作者:王庆金,青岛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如玮,青岛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dVZT343tgtFmidsvsYGiAFyJeYw6y1XheKSGk3/61gke226mEhdhmKbfeMLHuw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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