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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导演韩刚将影响一代中国人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视剧，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从而引发了中国电视剧领域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潮。此后两三年的时间内，一大批诞生在特殊年代的“红色经典”纷纷被改编成电视剧，有人对此曾做过统计：“近年来相继有以下‘红色经典’已经被改编成或者正在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小兵张嘎》《苦菜花》《红岩》《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沙家浜》《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烈火金刚》《红旗谱》《红灯记》《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迎春花》《三家巷》《双枪李向阳》《双枪老太婆传奇》《地道战》《红灯记》《永不消逝的电波》《战火中的青春》《刑场上的婚礼》《闪闪的红星》《节振国》《51 号兵站》《鸡毛信》《保密局的枪声》等。”
如此大规模地对某一范型的文艺作品集中进行电视剧改编，这在我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电视剧发展史上也应该绝无仅有。但也正是在这种看似热热闹闹的改编潮流中，某些改编者对原著精神和原著所在的时代背景及时代精神缺乏深入理解，片面追求商业化的操作和炒作规则，对红色经典进行了戏说式、调侃式的颠覆，在一些改编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歪曲、丑化英雄人物和美化反面人物的倾向，色情戏、血腥戏成为改编作品表现的重点以吸引电视观众的眼球，如电视剧《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从而引发了来自官方、媒体、民间、学界等多方的批评与讨论，使“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备受各界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针对“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2004 年 4 月 9 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认为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存在着过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的弊端。同年 5 月 25 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又下发了《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国所有电视剧制作机构制作的以‘红色经典’（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经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后均报送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并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颁发《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这期间，理论界也极为关注“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问题，2004 年 5 月23 日，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等联合召集在京的部分专家学者，就“红色经典”的改编创作问题进行把脉、会诊，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2004 年 12 月 18 日《文艺研究》编辑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研讨会，来自中宣部文艺局、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的近 20 位学者就“红色经典”的形成、“红色经典”与革命传统、“红色经典”的历史意义、“红色经典”改编的当代语境、“红色经典”改编中的“趣味”差异和市场化策略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可见，由这股电视剧改编热所引发的“红色经典”现象，已经超越了电视剧艺术本身的范畴，而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
“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变化等，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从红色经典诞生的时间来看，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间，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政治第一位的要求使得文艺作品不可避免地成为进行革命意识形态宣传的既定文本。对此，黄子平指出：“这类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
而由于政治对于文艺的过度强化，这类作品作为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局限与艺术缺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运动背景下，文艺创作实践所遵循的是被狭隘化、主观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哲学观念和文艺规范。“尤其是当作家们思维的焦点落实到现实关系中的人上时，这种缺憾便迅即导致一种思维和操作的简化倾向。即往往将人仅仅定位在政治（阶级）属性上，将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机械地简化为阶级的符号。”
而反映在具体的作品中，则是“在内容展现上，由于‘红色经典’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所以在内容描写上就很少涉及（或者规避）人物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在人物塑造上，属于先进阶级的人物的性格相对比较简单，往往突出其类型的特征，而不是个体的特征，因此其人物性格往往有着内在的相似性，敌人的性格塑造也往往如此，倒是一些‘中间人’的性格刻画相对丰满”
。
因此，红色经典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记载了一代中国人的革命激情与美好理想，但是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而这恰恰为艺术创作相对自由的今天留下了改编创作的可能和空间。可以看到，相当多的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都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上进行了当代化的创作，如电视剧《小兵张嘎》中增加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佟掌柜”的形象，从而使当时的社会状态更为全面和真实。
考察众多红色经典作品，可以发现，除去政治意识形态的考究，红色经典作品中蕴含着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特别在当下日益浮躁、浅薄的社会文化氛围下，红色经典中直接而纯粹的英雄主义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精神指向，对于生活在相当世俗化空间中的人们来说，带有很强的吸引力。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诸如超凡能力、献身精神、完美品行、纯真心灵和近年来社会诸多层面大面积出现的道德沦丧、灵魂堕落、信仰弃置、价值失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种意义上，对英雄主义的呼唤和对精神危机的隐忧在同一个层面表达出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重建精神道德资源的价值诉求”
。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也是社会和时代的需要。“‘红色经典’中蕴含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坚持，对信念的执着，对英雄主义的悲壮与崇高的推崇以及作品所展现的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显然已经成为时代思想的遗产与精神的遗存，无疑这在当下日渐市场化的时代中明显具有烛照意义。”
同时，在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中，人们曾经固守的道德品质、价值信仰在市场经济规则下，正失去原有的力量，经济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亲疏的杠杆，加之金钱利益催生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社会弊端的急剧增加以及后现代文化所进行的颠覆一切的解构、怀疑，更加剧了人们精神的无依附感，在连最基本的诚信都需要量化的时候，怀旧无疑成为人们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理慰藉的途径。“怀旧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而曾经带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红色经典，则在相当程度上应和了这种心理需求。“重温红色经典，也是对被时间洗去血泪和苦难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缅怀，以在日益商品化和金钱化的今天，重新体验艰难困苦而斗志昂扬的革命年代，焕发对精神信仰的力量，寻找世纪末的心灵慰藉。在世纪末的这种历史语境中，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曾铭刻在人们文化记忆中的作品，自然就成了人们怀旧情绪的依托。
”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由于那个时代文化产品的匮乏，还是依靠国家意志的政策力量，红色经典曾经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文化资本，很多作品几乎家喻户晓，再加上此后这些作品每几年都会出现再版和重印，累计起来，以至形成了巨大的社会知名度。到目前为止，《红岩》印了 364 万册，《红日》印了 162 万册，《红旗谱》印了 190 万册，《烈火金刚》印了 177 万册；其中的大部分作品还曾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并在当时风靡一时。因此，从市场的角度说，选择此类名著，投资风险小，号召力强，因为它们已经积累了几代读者，读者的认知度高，参与度也就高。这种参与度表现在观众对其改编是有期待的，这使得他们会不自觉地关注这类作品的改编，这对制片商意味着在发行时可以节省较多的宣传费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红色经典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因而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会得到权力机关的某些或隐或显的保护，这也是一些制片商所看重的。因为在今天电视剧激烈竞争的市场上，能够争取到体制上的保护哪怕是默许，都会在营销运作上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更重要的则可能是播出平台上的优势，因为对于主旋律作品，电视台一向是积极的。如此看来，这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文艺的创作和演出，既要获得政治的支持，又要有经济效益。这（‘政治＋经济’学）正是当下文化、艺术市场运作者应遵循的‘第22 条商规’”
。这一点对于“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也不例外。
关于“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对于“红色经典”的认定和探讨，包括如何理解“红色经典”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以及由改编者对原著中英雄主义和英雄人物塑造的理解偏差所引发的如何对待英雄主义和如何塑造英雄的问题，都关系到此类作品的未来生存。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继承和创新“红色经典”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表达，丰富中国英雄文化的叙事话语，依然需要不断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