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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再现中国革命历史，弘扬革命英雄的主旋律电视剧，革命历史剧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英雄叙事类文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21 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电视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革命历史剧也迎来了更大的发展，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并形成了史诗类、传记类、传奇类等不同风格的创作走向，如史诗类的作品《长征》《延安颂》《八路军》等，传记类的作品《彭德怀》《上将许世友》等，传奇类的作品《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狼毒花》《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从而使我国革命历史剧的艺术阵营更为壮阔，同时也使得我国英雄叙事类电视剧的品类更为丰富多彩。
所谓史诗，历史当然是第一要义的。而对待历史的态度恰恰最能体现出此类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历史的鲜活记录。当然，历史出现在史诗性的作品中是有要求的，史诗性作品中的历史不是点状的，而是线状或带状的，是大跨度的。也只有在大跨度的历史进程中，才足以体现出一个民族在追求解放和文明的过程中的艰难的蜕变、血与火的搏斗、光明与黑暗的较量、灵魂与灵魂的撞击，而这正是构成“史诗”不可缺少的“原生态”。曾执导过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和《大进军·席卷大西南》的著名导演杨光远说：“在这些原生形态的历史事件中，分明释放着一种情绪，一种令人陷入沉思的力量，使我们不由得产生出一种现代人的负重感和历史的使命感。”
同时这种历史也应该是对民族和国家关系重大的。黑格尔说的“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的战争最具有史诗性质，实际昭示了一条原则：史诗的题材应该是重大的，一般应该是选择对时代、民族乃至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实、过程和状态。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以一种严谨、虔诚甚至是神圣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则是形成史诗性的基础。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下动用艺术思维和想象，这应该是史诗创作的内在要求。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来说，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无论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要求还是广大观众的观影期待，都不允许此类作品有丝毫的‘戏说’。国家权力机构要求这类作品‘必须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在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历史史实是第一性的，对它的反映、叙述是第二性的’”
。同时，此类的作品还要求，对历史的反映应具有深远而开阔的视野。
以此来对照 21 世纪涌现出来的英雄史诗品质的革命历史电视剧，就会发现它们鲜明地体现了上述史诗特点。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长征》《新四军》《八路军》《雄关漫道》《延安颂》《井冈山》等。这类作品以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革命历史进程以及重要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采用全景式展现的艺术视点，居高临下鸟瞰历史风云，以磅礴的气势努力营造一种历史的恢宏感。其制作规模之大，艺术视野之开阔，场面之宏伟壮观，称为具有史诗品性实不为过。
如电视剧《长征》，以 24 集的巨大容量，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只对长征的某一局部进行再现的惯例，如电影《大渡河》《过草地》，电视剧《太阳女神》等，《长征》第一次全景式、全方位地表现了从 1934 年 4 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失利到 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全过程，真实再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如何确立正确路线的历史史实以及党内围绕长征的不同军事思想、不同政治路线的尖锐斗争。事实上，从题材选择上来说，选择长征这样一个既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又堪称人类史上壮举的历史事件，已经意味史诗性叙事的开始。1937 年，斯诺就曾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为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写出一部完整的史诗。”
如今，电视剧《长征》完成了这一使命，它真实而具象化地将这异地远征搬上了荧屏，让亿万国人重新领略了那段艰苦卓绝而又充满革命理想的光辉岁月。全剧宏大的气势，开阔的视角，严谨的历史态度，真实丰满的人物群像使漫漫长征化作了一曲人类突破自我的英雄主义赞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荧屏上，几乎对长征的每一个重要局部事件都有过不同作品加以艺术再现。但像这部长篇电视剧《长征》这样，以 24 集的鸿篇巨制，充分发挥容量大的审美优势，全景式地全方位地完整地艺术表现长征，确未曾有过。”
再如同样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电视剧《雄关漫道》，该剧表现的是红军第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进行长征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通常人们所了解的长征基本上都是指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而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军第二、六兵团所进行的长征历史一般不为人所知，电视剧《雄关漫道》则真实地将这一历史予以再现。这部电视剧重点表现了红军第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下，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东向湘、鄂两省发展，经过数度转战牵制敌人，最后过雪山草地与一、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的历史。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同《长征》一起，完整地构筑起 20 世纪的那次人类壮举。再如电视剧《八路军》，该剧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换装、成立八路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为起点，铺开了宏大而开阔的叙事篇章。全剧以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山西八路军总部、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及其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以蒋介石的国民党总部、阎锡山和卫立煌的第二战区司令部、日本侵华日军华北司令部为背景，以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为基本段落结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以八路军抗日作战和反扫荡为主线，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 8年抗战历史画卷。电视剧《中原突围》则再现 55 年前中原军区官兵在中国命运转折关头，英勇突破国民党军队 30 万大军层层封锁，开创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对陕北、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进攻，完成人民解放力量战略转折，揭开解放战争序幕的重大史实。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在这些电视剧中，战争成为最能体现民族命运和英雄史诗的段落，也正是在面对民族危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英雄得以诞生。电视剧《雄关漫道》中就表现了红军第二、六军团所打下的大大小小数次惨烈战役，攻打永顺、大庸，围常德、逼长沙以及强渡乌江、转战乌蒙，突破金沙江等战役；电视剧《新四军》中涉及的战役有杨树林阻击战、半塔集保卫战、黄桥保卫战、皖南突围等，通过这些战役，新四军浴血奋斗、不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悲壮而惨烈的战场厮杀在重现历史的同时，也深深震撼着今天的观众，而对历史、对战争的思考也或多或少地浮起在观者的心中。电视剧《八路军》更是成了战役集锦，剧中所涉及的战斗场面多达二十几场，几乎每一集都有一次战斗发生。其中如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雁门关伏击战、神头山伏击战、响堂铺战斗、黄土岭战斗、黄崖洞保卫战、百团大战等历史上著名的战斗，都对其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再现，从而体现出该剧宏大的历史视野。
21 世纪以来，以我党我军的领导者、高级将领和革命志士生平事迹为表现内容的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类电视剧也取得了较大成就。这些电视剧作品，以电视剧的艺术容量和特有样式，再现了为国家民族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者和仁人志士的成长历史、革命生涯，成功塑造出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将帅形象和革命英雄形象，如《罗荣桓元帅》（2002）、《彭真》（2002）、《杨靖宇将军》（2004）、《任弼时》（2004）、《冼星海》（2005）、《抗日名将左权》（2005）、《陈云在临江》（2005）、《诺尔曼·白求恩》（2006）、《上将许世友》（2006）、《陈赓大将》（2006）、《彭雪枫》（2007）、《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故事》（2007）、《周恩来在重庆》（2008）、《叶挺将军》（2009）、《邓子恢》（2010）、《毛岸英》（2010）等，不但为我国电视剧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众多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而且用以人带史的手法重现了一幕幕中国革命的历史瞬间。
与其他类叙事作品相比，“遵循历史”“表现真实”是传记类叙事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也就是强调以真人真事的再现和叙述为基础。21 世纪诞生的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类电视剧较为严格地遵循了以上要求，牢牢把握住“以史为真”的创作根本，以严肃的态度再现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若干重要事件和历史瞬间。如电视剧《彭雪枫》，就如实再现了彭雪枫到山西对阎锡山所进行的抗日统战工作、到河南竹沟开辟抗日根据地、创办《拂晓报》、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建立淮北抗日根据地以及“反攻路西”等历史史实；电视剧《陈赓大将》则再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中山舰事件，抗日战争中的七亘村大捷、神头领战役，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林浮战役、洛阳战役、淮海战役，等等。而电视剧《冼星海》则通过冼星海人生的各个阶段：早期怀着“振兴祖国音乐”志向，孤身赴法深造，一个人在逆境中受难、砺志、求学、成才；1937 年从巴黎回国，投身救亡抗日运动，同田汉、洪深等爱国作家、艺术家一起，用音乐唤醒民众；武汉沦陷前夕，在党的帮助下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等一系列抗战歌曲，实现了“把音乐还给人民”的理想。从中折射出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勾画出中华儿女在时代激变中陷入苦难，从苦难中奋起，在奋起中团结一致踏着硝烟前进的情景。这正如有论者所说的，“人物传记电视剧不可能不反映与人物同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乃至历史事件。在主人公身上，也不可能不打上他所处时代的烙印，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历史中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
为了做到严格遵循历史史实，21 世纪诞生的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类电视剧的创作者除了查阅历史档案资料、聘请革命历史专家作为顾问外，有的甚至还邀请这些人物的后人或亲属亲自参与创作或审片，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剧中所反映历史及相关细节的真实性，如电视剧《任弼时》在创作中就邀请任弼时的大女儿任远志审看剧本和样片，对一些历史细节进行了修正，如在之前的一些影视作品中，涉及任弼时与中共“七大”内容的时候，要么忽略了任弼时为筹备“七大”所做的工作，要么错误地认为任弼时是在“七大”候补进中央的，该剧对此细节进行了修正，指出当时中央的五个书记中就有他，而且真实地反映出任弼时为筹备“七大”做出的重要工作。
而电视剧《彭真》则有意识地运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把演员的表演和纪录片的画面和谐地结合起来，极好地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性表现；再例如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该剧以详细的史料表现了周恩来从 1938 年年底至 1946年 5 月在重庆南方局将近 9 年的战斗生涯，其中的很多历史细节都是首次披露，如剧中第一次真实表现了周恩来与国民党特务张冲的私人交往。真实地面对历史事实，不虚构、不掩饰，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夸大他的业绩，也不回避他的辛酸和挫折，也正因如此，这些作品才具有了可资历史检验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例如电视剧《叶挺将军》如实写出了叶挺当年因为广州起义失败不堪党内惩办主义负气离党造成了在任新四军军长的自卑妥协，而恰恰就因为他对项英错误路线的一再忍让，导致了新四军无法挽回的惨重损失，这样就把对叶挺的性格命运的展示与新四军的历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也使叶挺的个人命运和这段历史都渗透出发人深省的力量。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其一生中经历的世事可谓繁多，如何从大量的历史素材和人物经历中进行选取，这也是人物传记影视作品要面临的问题。选择最能体现传主价值的经历来表现人物，已经被很多经典人物传记影视作品所印证，如经典传记片《巴顿将军》，虽然冠名“巴顿”，却没有像编年史一样横跨几十年地展现这个人物，而仅仅是截取了“二战”期间巴顿的天才与自傲，一位美国“二战”英雄的风采便跃然于银幕之上。21 世纪诞生的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类电视剧在这一点上也表现突出：围绕人物进行选材，而不仅仅是按照历史的重大与否为标准来进行，在大量的与传主相关的史实中选取最能体现传主历史价值的那部分予以呈现，在历史进程中彰显传主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如电视剧《彭雪枫》，该剧没有按照编年体写法将彭雪枫所经历的历史事件都囊括在剧中，甚至舍弃了彭雪枫在红军时期的重要战绩，如挽救红二师、血战八角亭、攻占娄山关、激战直罗镇等，而是选取了从 1936 年秋彭雪枫作为中央代表去太原争取阎锡山联合抗日到 1944 年作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牺牲这段历史，这样的选材，有三个好处：其一，避免了面面俱到的历史事件的罗列，使叙事内容更为集中紧凑，这一点对于电视连续剧来说比较重要，因为电视连续剧是分集分天播出的，如果缺乏集中的叙事线索就很容易使叙事节奏变得拖沓，成为没有重心的流水账；其二，从 1936 年到 1944 年的八年时间，正是彭雪枫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最为成熟的时期，也是他革命生涯中独当八年的时期，同时，这八年也更能体现彭雪枫作为一名儒将的品质，这一点，在他到山西做统战工作和到新四军任职的经历中体现得最为显著，而儒将风范正是彭雪枫作为我军军事将领最为独特的地方；其三，这段历史，最能揭示出彭雪枫作为抗日名将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因而也就成为选材的重心。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室的张东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说：“这也是将军人生的最后八个年头，是他人生经历最丰富、最具魅力的时期，也是最能显示彭雪枫才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他面对的是极险恶的社会环境、残酷的战争和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收获了甜美的爱情，也品尝到了失败的苦涩。所以说，选择这一段历史，对于全面展现彭雪枫的人格品德，他的精神世界和美好情操是非常合适的。”
再如电视剧《罗荣桓元帅》，剧中表现罗荣桓在解放战争时期，舍弃了他作为第四野战军政委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众多战役，而是选取了两件小事情，一件是“扩兵 50 万”，一件是不同意他的爱人林月琴出任组织部的副部长。“扩兵”是一件极困难的工作，一般人都以为无法解决。罗荣桓不但想出了办法，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俘虏中开展诉苦运动，改编俘虏兵，使大量的国民党士兵参加了解放军，这缘于他对国共两党斗争性质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农民的深切理解。他虽然是一名军人，但更是一名政治家。在劝阻林月琴出任副部长的问题上，体现出一位政治家的无私胸怀，正是这样的两件小事，使观众看到了一个精熟于军政的忘我无私的坦荡君子。
2001 年，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播出后好评如潮，剧中的主人公姜必达以其另类的革命英雄形象受到了观众的热捧，他混合着草莽习气与革命气息的个性，从无赖到将军奇特的经历，在 21 世纪的中国电视荧屏上凸显了一个大大的传奇英雄，给充满无聊戏说、低俗娱乐、缺乏阳刚的电视剧注入了一股火火的生气。此后电视剧《亮剑》《军歌嘹亮》《狼毒花》等更是将这一书写传奇英雄的潮流推向了高潮，《我的兄弟叫顺溜》《永不磨灭的番号》《民兵葛二蛋》《桥隆飙》等更不断延续这一书写传奇英雄的潮流。这些电视剧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传奇英雄的塑造，这种英雄不但不再是高大全，甚至是一身毛病，泼皮无赖、霸道匪气都有沾染，但就是这样的人，在战场上勇猛无敌、所向披靡，一路冲杀战斗直至成为共和国的将军，如此曲折离奇的故事与革命历史相结合，便诞生了红色传奇英雄。同时期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暗战》等剧也都出现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新的革命英雄形象。
这类题材原则上也属革命历史题材，但是与遵循历史史实的史诗类和传记类作品相比，这类作品更多的是以革命的宏大背景来展现虚构的传奇英雄，历史在这里只是一个书写传奇的帷幕和舞台。
塑造英雄典型，歌颂革命英雄，一向是主流文化所追求的。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革命历史年代诞生的一大批作品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诞生的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这些英雄中，既有充满传奇色彩的游击队员、敌后武工队员，也有冲锋陷阵、战场厮杀的军团英雄。但是，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英雄要么被塑造成了高高在上的神话英雄，要么被刻画成传递政治口号的僵硬符号，仅有些带有人间烟火气息和传奇色彩的革命英雄却也呈现出不上不下的状态，既不能充分展现庸常人等的一面，又无法走入英雄偶像的行列，呈现为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如《铁道游击队》和《敌后武工队》等。同时在表现这些人物传奇一面的时候，囿于艺术功力和意识形态的禁锢，多有放不开的感觉，因此，这些传奇人物又呈现为一种僵化的传奇，既缺少作为个体的人格魅力，同时也缺少与受众的贴近性。
而 21 世纪诞生的这些电视剧则不同，这些主人公也是革命战士，论打仗拼杀绝不含糊，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姜大牙、李云龙、常发、李大本事、葛二蛋等显现出极为丰满的人情个性。他们身上浸染的传奇色彩丝毫不亚于民间文本中的江湖奇侠和绿林好汉，而创作者也正是通过赋予这些人物以传奇性，塑造出了集个性与血性、阳刚与尚武于一身的新的革命英雄形象。因此可以说，解读这些人物，离不开“传奇”二字，这种传奇性既是他们魅力人格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昭示着他们人生命运的种种曲折起伏。无论是从来自乡间的孤儿石光荣，从蓝桥埠走出的米店伙计姜大牙，还是一身草莽气息的李云龙，一路走来最终成为共和国将军的历程注定了传奇的不可或缺。例如，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第一场戏，就在充满戏剧色彩的情节中奠定了一个必定会有传奇故事的人物前史：姜大牙与本镇的美人韩春云成亲之日，韩春云因讨厌姜大牙的粗鲁、没正经的流氓气，在迎亲路上愤而跳河逃婚，巧遇回家筹钱欲投新四军的陈三少爷（陈墨涵），陈三少爷出于对封建婚姻的同情，帮助韩逃婚。日本人突然打进了陈埠镇。三人遂结伴跑反，结果阴错阳差，原打算投奔新四军的陈韩二人却跑到了国军的队伍里，而原打算投奔国军的姜却误入了新四军驻地。这一奇异的剧情设计为姜大牙之后的一系列反常之举奠定了基调。传奇吸引人的地方就在它的非常理之中所蕴含的悬念，事实上，整个剧情就是建立在这种说是传奇也罢，说是荒诞也好的“误入”上，这种“歪打正着，无心插柳”的民间传奇范本成为整个电视剧作品的叙事机理和框架。这点，用剧中人物姜大牙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不是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他们说不定最大的出息，也顶多不过是一个小镇的米店伙计、农村篾匠而已。这或许是传奇人物对自己的传奇式注解。而电视剧《狼毒花》中常发的前史也同样充满邪味，从小苦大仇深，当过土匪，在国民党军队混过，并做过司令官。电视剧《亮剑》中虽然没有表现李云龙的前史，但是从其言其行中显露出的那种出落于民间的草莽气息明确无误地暗示着他的前史。再如电视剧《民兵葛二蛋》和《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葛二蛋”“顺溜”，这两位主角原本都是“缺根筋”似的人物，属于“不入流”和“搬不上台面”的那一类“货色”，但二人最终都成长为“杀敌英雄”，这其中所蕴含的传奇性不言而喻；而《永不磨灭的番号》则直接变成了“抗战版水浒传”，剧中一个没有正规建制番号的八路军独立团游走于正规军和匪军之间，这帮人里有愣头青、有不要命的、有精打细算的，也有什么都不明白的，他们这些人凑在一起抗日，极像梁山好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碰出来，但就是这样一伙人，在抗战中屡建传奇建功，可以说，这部作品的叙事风格将此类作品的传奇性发挥到了极致。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这些人物身上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人物个性上，将浸润着民间化的草莽侠义与革命英雄气相融合，使人物个性鲜明突出，呈现出一种亦正亦邪的美；人物的草莽气息最外在的表现是在其惯常的语言和喜好上，如李云龙经常把“老子”“奶奶”“他妈的”“放屁”等挂在嘴上，而常发则经常说：“马背上没有酒和女人还算男人吗？”姜大牙鹦鹉学舌常说错话，把“天下何处无芳草”的“芳草”说成“香草”。比如他们都爱大碗吃肉，大口喝酒，这些都带有江湖义士的个性特征。同时，来自乡野的他们，其身上又被赋予了农民式的狡黠，这种狡黠被创作者表现为缺陷和优势的混合，在对待自己同志的时候是缺点，而在对待敌人的时候，便又成了优点。而正是他们身上拥有的这些太多的矛盾性的东西，传奇才会产生，如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在争夺战利品上与同志队伍互不相让，甚至为此大动干戈，而在战场上，李云龙他既不愿受政委的约束，也不愿受上级的束缚，多次擅自决定重大军事行动，他不按常理出牌，常常使得敌人摸不着头脑。电视剧《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在战争岁月里，勇猛无敌。他豪爽、刚毅、正直、坦诚，爱憎分明，同时又好酒如命，酒喝得越多，仗就打得越好。在淮海战役中，他因为喝醉了酒，一人端下了敌人的军部；在扫匪战斗中，他孤身闯进匪窝，硬是凭喝酒的功夫不费一枪一弹，俘虏了全部土匪。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朝鲜战场上，他被炸得血肉模糊扔进了死人堆，但最终还是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把打仗与做买卖类比，以吃亏的事情不做的通俗道理指挥战斗而多次显示威力。他当上了新四军的小队长之后，竟然还以村头一霸的习气抢战士的新鞋穿。正是这些带有无赖、匪气的性格缺陷成就了战场上的神出鬼没。再例如《我的兄弟叫顺溜》中，被关押在禁闭室内的顺溜俨然改变不了倔强好斗的个性，甚至连领导最后都拿他的脾气没有办法，而正是这样一个驴脾气的土包子，却屡屡在关键时候显神威，百发百中的枪法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战场英雄。
如果我们将这些电视剧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与中国传统的豪侠类以及一些历史演义类小说相比，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众多相似之处。
“在豪侠类传奇小说中，最能体现那些英雄人物豪侠之气的，无过于他们的胆气和豪气，以及由这种胆勇之气而导致的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这些英雄豪杰的胆勇之气主要体现在两种场合之中：一种是与各种各样的猛兽、精怪、歹徒进行搏斗，另一种就是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
可以看到，在这些电视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中，时时可见到江湖豪侠的印记，如《亮剑》第 6 集中，当李云龙面对一个已经身陷穷途末路、被我军士兵团团围住的日军军官时，居然放弃兵器，答应了他“一对一”单挑，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的江湖义气及对“公平决斗”的迷恋；再比如剧中骑兵连与日军决战的场面，骑兵战士“进攻”“继续进攻”直至全部阵亡的悲壮描写，都充满了武侠的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亮剑精神。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中》中的姜大牙几乎整个行为动机都可以用江湖道义来解释：为掩护同乡逃走，一个人同日军赤膊相向是胸中涌动的仗义英雄气；以村头一霸的习气抢战士的新鞋穿最终道歉是因为“梁山好汉”中大哥要爱护小弟的道理；仅对杨庭辉遵从是因其对自己器重，以报知遇之恩。《亮剑》中的魏和尚也是个性鲁莽、武艺高强的人物。他一身好武艺，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干掉四个在德国受过特种训练的日本鬼子，逃出监狱。电视剧《狼毒花》第 1集里常发出场，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入敌营，使起枪来百发百中，枪枪毙命的描写也带有强烈的武侠氛围。
更为独特的是电视剧《亮剑》中，贯穿整个作品的精神旨趣——“亮剑”精神也原本是对中国传统侠客精神的借用，所谓“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倒在敌人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只是在最后，李云龙经过革命的洗礼之后，以《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作为军事学院的结业论文题目并进行答辩时，才用剑侠作喻完成了战斗精神的军魂阐述：“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个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由此，传奇回归革命的正统，“亮剑”义理从武侠精义转换到了军队战斗精神上，从而使李云龙完成了草莽英雄向革命英雄精神内质上的转换。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这些作品恰到好处地将传统文化中的惩恶扬善观念、民间的崇侠意识与革命的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在这些作品的英雄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侠义英雄的影子，他们超凡脱俗、浪漫传奇的情调和自由放达、豪迈粗犷，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人格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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