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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英雄呢？
“英雄，这是一个融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为一体，内涵深邃而外延宽泛的概念。”
三国时刘邵的《人物志·英雄》中曰：“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
换言之，英与雄也就是智与勇，是既有远见卓识又勇武过人的人物。而按照普遍意义来说，“英雄”，应该指那些才智、能力过人，能够在社会和他人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各种挑战和考验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的人。“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矛盾运动和自然的矛盾运动时缓时急，每每在关键时刻便有人挺身而出，或为民族的生存搏击，或为推翻反动没落阶级而冲锋陷阵，或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或在科学进步中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人类的勇气、无私、智慧、博爱和力量等优秀的品质，体现了人类的进步精神和本质力量。”
这或许是对英雄最为本质意义上的概括。
英雄之所以历来为人们所看中，是因为“英雄的本质是人类面对死亡、自然，面对社会的各种异己力量侵害、压迫、扭曲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抗争、勇于突破而永不退缩、决不屈服的强力生命意志。正因为英雄是这样一种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的愿望理想和行动力量的化身，所以英雄是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社会不断发展、人性不断丰盈的根本的力量源泉”
。
人们对英雄的渴望、仰慕与追崇的意识形态，就构成了“英雄主义”。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不断由野蛮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它通过社会群体中具有崇高、悲壮、不屈和进取品格的具体人物作为摹本或榜样，旨在弘扬某一特定时期这一社会群体所追寻的最完美、最高尚、最能代表整体利益的宏大目标，并以此号召、鼓动和激励社会所有的人模仿这一人物，以达到或完成这一事业的最终目的。
在人类社会中，“英雄”永远只是极为少数的一部分人。“英雄”的罕见性与“英雄情结”的普遍性构成矛盾，从而使得英雄主义始终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无法消弭的意识存在。贝克尔说：“人努力成为英雄是多么自然，这种倾向多么深地刻入人之进化的、有机的构造。”“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英雄系统……每一系统为不同英雄主义的表演规定了角色。从丘吉尔、毛泽东、佛陀式的‘上层’英雄主义，到煤矿工人、农民、普通牧师的‘下层’英雄主义，以及由劳动者胼手胝足所锤炼的、引导家庭战胜饥饿和疾病的、平凡无奇的、日常的、尘世的英雄主义。”
可以说，英雄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梦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竞技场。也因此，在人类绵延不断的文化流传中，关于英雄的种种诉说便成了一部永不间断的未完史诗。
美国杰出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人类把这个世界从根本上看作英雄主义的舞台。”
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英雄，每个人都试图成就自己的英雄梦，完成属于自己的“英雄史诗”。“英雄主义冲动本属自然，而承认这种冲动则属坦率。因为承认这一点的每个人或许会消除那种对现今诸社会乃是毁灭性的被压抑的力量。”
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而我们的英雄主义冲动又从何而来呢？当我们在思考无论是个人所需还是群体所求的英雄主义的普遍性时，不得不触及人类深层心理问题：关于英雄情结与英雄崇拜的心理。
所谓“情结”，是以潜意识或本能冲动为核心的一种愿望，说到底，是情思层面的一种自然披沥和传感效应。而英雄情结则是指人们把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困难和困惑、对成功的渴望等寄托于超常能力的梦想，寄托于对英雄人物的膜拜，从而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情结似的心理表征。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连绵不断的英雄情怀，人人心中都潜存着由历史积淀和人类自身遗传凝结而成的英雄情结：一种与英雄认同，与崇高接近的内心期待。也正是怀抱着这样的情结，人类才承仰庄严生命之光辉，领受精神升华之欢愉，给世界灌注勃勃阳刚之气和永不衰疲的创造活力。这种英雄情结从心理层面来说，它属于人的主体性的心理情结，其特点是每个人都有做英雄的欲望，所谓英雄是一种原欲，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原欲来自两个方面：
弗洛伊德研究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重现希腊神话故事中纳喀索斯的境遇：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美少年，无意中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之后，从此便心有戚戚，顾影自怜，最后竟相思而死。以这种境遇关照我们自身，那就是我们常常会过于沉溺于自我，无可救药。我们关心的首先是自己，这是由于人性的自私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它要求保护自身的完整性，“原生质体自己包容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对抗这个世界，对抗对它完整性的任何侵犯，同时也向世界扩张，摄取着世界的片段”
。当人意识到在自然界的出类拔萃的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的时候，便有了“自恋”。
而人的自恋与自尊、自我价值感又是不可分离的。人的自尊所需要的是安全感，对安全感的追求从我们童年时起就已经呈现出种种“私心”和竞争性。比如当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试图证明自己穿的衣服是最漂亮的，自己的玩具是最好玩的，这种倾向甚至在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可避免。因为自尊和安全感是天生就强大的力量，所以每个儿童都不愿意被超过、被低估、被冷落、被疏远。“我们从童年开始就显露出人这个被造物的悲剧性命运：他必须竭尽全力证明自己是宇宙中具有首要价值的对象；他必须出类拔萃，成为一个英雄，来充分证明自己有着比他人更重要的价值。”
换句话说，人因为自恋，所以希望能出类拔萃，这就导致了人对自身的某些缺陷感到自卑。阿德勒认为，人为了表明自己比他人他物更为重要，会期望克服自卑心理，超越自我，成就超我，做一个受人敬仰的英雄。通过对人的“自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理解：英雄情结来源于我们对自我的认可和实现，来源于克服自卑的自尊，来源于渴望创造更大的价值冲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雄情结是人性的自然生成，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如美国思想家夏勒在 20 世纪初指出的那样：首要地说，英雄主义是对死亡恐惧的反映。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是自我意识和生理肉体两个对立面的结合。脱离舒适的自然状态的无知而堕入自我意识，“人由此产生畏惧”。“克尔凯郭尔说，兽没有畏惧，‘这完全是因为，兽本质上没有灵魂’。”“如果人纯然是天使，就不会恐惧死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就不懂得恐惧死亡。但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天地万物之间，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既是生理性的肉体，又拥有自我意识，因文化而生成符号性的自我，因而命中注定要直面死亡，恐惧死亡。”
作为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人的悖论本性相当尖锐：一方面，人是君临万物的灵长，是文化符号体系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最终是被造物，是必有一死的“高等动物”。如此二元分裂就构成人类独有的荒诞命运，并由此遭受最基本的压抑。于是，为了“拒斥”死亡，否认荒诞的命运，人拼命利用种种文化规范和关系，如宗教、道德、爱、父母、家庭、权威、艺术等，试图凭借它们去营造某种“神化工程”，“以此出类拔萃，力争不朽”
。也正是因为人们内心深藏的死亡恐惧，人们才最为赞赏面对死亡的坦然勇气，并给予这种勇气最好的赞美和最高的尊敬，而拥有这种勇气的人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此外，有研究表明，死亡的恐惧会通过人们日常的心理和情绪表现出来，如对失败的担忧、对琐事的厌倦、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惧以及对现实的不满等。当人们意识到这种负面情绪和心理需要调节和及时摆脱掉的时候，拥有超现实或超强能力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就成为人们的心理寄托。美国学者贝克尔在他的《拒斥死亡》一书中描述了人的生存困境问题以及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的心理障碍。他认为，这个生存困境就是人的悖论性本质，即人“是一种半动物性半符号性的存在”。“我们有一个符号自我，这个自我充满着意义，自由翱翔，飞越连绵的青山及浩瀚的星空；我们还有一个肉体自我，而这个自我是多么卑微，每天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饥肠辘辘，不得不随时光的流逝而衰老。处于这样的困境而又不得不生于其中，人的自我就产生分裂。”
身处困境但又必须生存，于是人就开始寻找精神的支撑和寄托以强化肉体与残酷现实的对垒。由此，对于英雄呼唤与膜拜的情结便深深地凝结在人类的心理与意识当中。
与英雄情结一样交织在人类心理及文化意识深层中的另一种关于英雄的意识形态就是英雄崇拜。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认为：“崇拜就是不加限制地崇敬，即尽力充分运用他们的官能，以心灵的所有诚意来崇敬。我把英雄崇拜当作古代思想体系中巨大的制约性因素。我们可以说，我所说的错综复杂的异教有许多根源。对星星或自然客体的每一种崇敬和敬畏都是一个根源或须根，但英雄崇拜是所有根源中最深刻的根源，是一条主根，在很大程度上所有其余的根源都从它那里获取营养并成长起来。”
从普遍意义上说，英雄崇拜是世界各民族都存在的文化现象。每一个民族由于各自发展历史的不同和文化观念的差异，英雄崇拜的具体标准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则是相同的，“英雄崇拜在本质上是崇拜者对于英雄人格的崇拜，并按照这种人格类型塑造自我”
。人们崇拜英雄，寻找英雄，塑造并歌颂英雄，从本质上说其实是在寻找凝聚生命理想的能量源泉，寻找拯救自身危机的有效途径，寻找彰显人生力度和高度的丈量平台。因为人们崇拜英雄绝不仅仅是崇拜“英雄”的名号，而是崇拜英雄品质，通过崇拜被称为“英雄”的人而强化自己身上的英雄品质，从而凭借自身内化了的英雄品质去迎接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也曾说过：“人类总是或这样或那样地崇拜英雄；这种崇拜就像是一块有活力的基石，横在倾泻而下的激流之中——现代革命史中若没有这块坚定不移的基石，就会变成一片无底无岸的汪洋。”
可以说，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英雄崇拜在人类不断挑战自身与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用卡莱尔的话说就是“在英雄崇拜里，包含着治理世界的永恒的希望”
。这或许是英雄崇拜永世不竭的原因。
心理学的研究还表明，人类的情感与情感能量，现实与幻想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永恒不变的界限和隔阂，在某种情况下，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并交互影响的。正如以上论述的，人为了克服自身由于自恋而产生的自卑以及由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和空虚、无助之感，就会选择一个可以抵御这些负面心理的崇拜对象。但是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法找到这样的对象时，便通过移情，转而去追慕艺术中的英雄。美国学者弗洛姆是这样解释移情的：“为了克服自己的内在的空虚和无能，人选择了一个对象，在此对象上投射人自身所有的人之素质：他的爱情、理智、勇气等。通过屈服于这一对象，人感到与自身素质的接触，感到强大、智慧、勇敢、安全。失去这一对象意味着有失去自身的危险。这种针对某一对象的机制，这种偶像崇拜，以个体的异化这一事实为基础，是移情的根本动力机制，它给移情提供了力量和强度。”
精神学家也对移情现象进行过研究，并引出一些有关人之生存的某些命题，这些命题涉及对于英雄情结或英雄崇拜的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心理或精神行为，移情代表了一种企图：通过朝向他人内部的英雄主义的自我扩张而获得拯救和达到完善。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卸去或减轻负荷，人不能封闭在自身之内，人必须向外投射自身生活的意义。这种企图是想保证自我扩张以及内在自我与周围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从而来解脱自我的脆弱。这样看来，移情是人之生存的必需，它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普遍性英雄主义实现的问题上，心理学与宗教走到了一起，即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局限于此世，而应寻求最高彼岸。精神分析学派的杰出代表奥托·兰克在其著作中认为，“人生真正的英雄主义的确立，存在于肉体之外，存在于他人之外，存在于私人宗教之外……只要人缺乏‘真正内在的人格价值’，只要人仅仅是身外之物的反映，而没有坚定不移的内在方向，没有内在的焦点，人就会感到自卑。为了得到这样一种焦点，人不得不在‘人’之外，在他人他物之外去寻找，到彼岸去寻找”
。
这种基于心理情感转换的移情心理被很多学者用来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研究，周小玲在分析美国电影的时候就指出，美国电影人借助这种心理生产出大量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影片，“它突然切断了观众的生活常态，使观众一下子进入电影叙事情境，幻想自己成为银幕上的英雄人物，一反猥琐常态，变得无所不能，从中获得正义、胜利的想象性快感”
。当然，若对这些艺术中的英雄人物进行分析的话，他们都是可以找到原型的，这种原型事实上都归属于人类早期就开始积淀的英雄幻象。“一个原型的影响力，不论是采取直接体验的形式还是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之所以激动我们，是因为它发出了比我们自己的声音强烈得多的声音。”
这一点，对于分析我国影视剧的英雄叙事也是适用的，尤其是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历久不衰的英雄情结存留于人类心理深处的文化岩层，成为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只要历史提供了合适的契机，这种英雄情结，这种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就会“浮出历史的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