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成本习性（Cost Behavior）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成本总额变动与特定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在传统的成本习性模型中，成本被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类，前者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不随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Noreen和Soderstrom（1997） ［1］ 的实证研究发现，与传统成本理论相悖，成本和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会受到管理者的影响而表现出非线性变化，成本随业务量上升时增加的幅度大于成本随业务量下降时降低的幅度，即成本随业务量的变化幅度表现出不对称性，这种现象被定义为成本粘性或者成本不对称（Anderson Banker和Janakiraman，2003） ［2］ 。在国内，孙筝和刘浩（2004） ［3］ 、孔玉生等（2007） ［4］ 学者最早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成本粘性问题；刘武（2006） ［5］ 基于不同行业成本粘性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存在较强的成本粘性，而房地产业成本粘性较弱。
一般认为，成本粘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和代理成本（Banker和Chen，2007；Banker等，2010；Kama和Weiss，2013） ［6-8］ 。代理动机和过度乐观是成本粘性的基本动机，调整成本是其结果以及成本粘性的直接成因。基于过度乐观和代理动机，管理者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有可能采取激进的投资策略，从而在销量上升时过度扩张，盲目扩大生产能力；而在销量下降时保留生产能力，从而产生了调整成本，引起成本粘性。成本粘性的这一现象反映了管理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错误判断以及不准确的战略定位，极大地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基于过度乐观和代理动机，企业战略的选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两种基本动机影响成本粘性的重要中间环节。过度自信是一种认知偏差，是管理者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通常会高估未来收益，低估风险，造成企业过度投资（田利辉和李春霞，2014） ［9］ 。郝颖等（2005） ［10］ 和王霞等（2008） ［11］ 的研究均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会促进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博等（2015） ［12］ 也认为自信会促进企业的并购行为；Malmendler和Geoffrey Tate（2008） ［13］ 则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并购时会过高估计并购产生的收益，从而支付过高的价格。此外，过度自信会促进新产品的研发，因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愿意承担研发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加倾向于选择多元化战略，而多元化战略也意味着和本行业常规战略有较大的差异。
如果说过度自信是因为管理者认知偏差所导致的对未来判断的失误，那么代理动机则是管理者为了一己私利主动损毁公司价值。由于两权分离，管理者天然地具有扩大企业规模的动机，而更大的规模意味着将更多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管理者因此可以获取更多的薪酬以及更多的在职消费。基于这种动机，管理者一方面会进行大量的投资（Jensen，1986） ［14］ ，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并购（Bebchuk等，2014） ［15］ ，而大规模的投资和并购必然会使企业战略偏离行业常规战略，造成战略差异度的提升。因此，基于对未来过于乐观的估计以及个人利益的驱使，管理者会选择和行业常规战略有较大差异度的战略，而较大的战略差异度常会导致企业经营业绩的波动（Tang等，2011） ［16］ ，进而导致成本粘性的产生。
分析上述文献可知，有关过度乐观、代理问题与调整成本作为成本粘性的成因，学者们已取得共识，基于代理成本和对未来过于乐观的预期，管理者会选择与行业常规战略有较大差异度的战略。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产业升级和转型势在必行。本文基于我国2009—2014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战略差异度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并验证女性高管对这一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根据伍业君（2012） ［17］ 的研究，当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成本上升以及新产品与现有产品之间差距过大等原因，容易发生产业升级和断档，导致增长停滞。管理者在追求超额利润时，会选择具有较大差异度的新兴战略来确立竞争优势，然而代理成本以及对于未来过于乐观的预期与新兴战略相伴而生，导致企业在选择实施新兴战略时有可能面临经营业绩的大幅波动 ［16］ ，从而使调整成本增加，产生成本粘性。
较大的战略差异度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一个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战略，即被行业内大多数企业所采用的战略（叶康涛和张姗姗，2014） ［18］ 。行业内常规战略的形成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监管部门强制要求采用某一战略，接近行业的常规战略模式更加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二是采取行业内常规战略可以更好地应对本行业特有的风险；三是行业内专家意见的传播也使得大多数企业的战略趋于一致。因此，如果一个企业的战略与行业常规战略有较大偏差，则新的战略或者可能违背行业法规，或者无法规避行业常规风险，从而有可能导致企业的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Tang（2011） ［16］ 的研究证实，战略偏离行业均值越大的企业其业绩波动也越大，更有可能取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收益率，同时也更有可能失败，即战略差异度导致了更大的需求不确定性，进而引起业绩的波动。
经营业绩的波动也会引起成本粘性的产生。Banker等（2014） ［19］ 研究发现，不确定的经营环境意味着企业的销售量更有可能出现异常，当需求量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时，管理者为了满足较高的需求，会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来满足未能实现的需求，从而造成大量的向上调整成本；而当销量下降时，所投入的资源难以在短时期内变现，导致较小的向下调整成本，最终导致成本粘性的产生。
战略差异和经营业绩波动是连接管理者动机和调整成本的重要环节，即管理者出于对未来经营状况过度乐观的估计以及建立商业帝国的代理理论动机，会选择与同行相比更具差异性的战略，从而引起经营业绩的剧烈波动，导致成本粘性的产生。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假设1 ：战略差异度与企业的成本粘性显著正相关，差异越大，成本粘性越严重。
Madhura等（2014） ［20］ 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神经元连接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特征，其中男性更适合从事与运动相关的活动，而女性则更擅长记忆和社交活动。Mehta Jones等（2008） ［21］ 、Johnson和Breedlove（2010） ［22］ 以及Adolphs等（1998） ［23］ 的研究均表明，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影响人的行为特征，其中男性更容易表现出侵略性、自我中心、风险偏好、寻求社会地位等特征；相对而言，女性高管更倾向于风险规避。Yuping Jia等（2014） ［24］ 研究了睾丸素、CEO面部特征与财务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具有更多男性面部特征的CEO，其所在公司出现重大财务错报的风险更高。
这些研究证实男女两性在大脑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女性和男性相比，表现出风险规避、谨慎等特点，从而对未来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更倾向于选择更加保险的战略来规避风险，即选择被行业内企业所证实的、可以有效应对行业内大部分风险的战略，而较少尝试具有很大风险的新战略。
基于代理问题和过度自信，管理者会盲目扩大企业规模，进行无效率的投资行为，导致严重的成本粘性问题，而女性高管的存在则从三个方面弱化了成本粘性。首先，女性高管更倾向于选择保守策略以及被行业内企业所认可的战略，即从根源上降低了行业战略差异度，而更低的战略差异度也意味着更低的成本粘性。其次，代理问题和过度自信是成本粘性产生的根本动机，女性风险规避的特质降低了过度自信，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也使得其在投资时更加注重投资效率而非个人私利，因此，女性高管的任职意味着更低的代理成本，结果表现为投资效率的提高。姜付秀等（2009） ［25］ 、祝继高等（2012） ［26］ 的研究均证实了这一结论。再次，女性高管在公司决策和治理中更偏向于谨慎和稳定的决策，从而降低了成本粘性（严梦，2013） ［27］ 。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女性高管对于战略差异度和成本粘性的关系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女性高管的权力越大，越能够对企业的战略制定与执行施加影响力，越能降低战略差异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女性高管的影响力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展现：一是女性高管数量越多，对战略制定的影响越大；二是女性高管的职位越高，对战略决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由此得到：
假设2 ：女性高管比例越大，战略差异对于成本粘性的影响越弱。
假设3 ：女性高管职位越高，战略差异对于成本粘性的影响越弱。
借鉴Anderson等（2003）和江伟等（2015） ［28］ 的研究方法，利用如下模型来度量成本粘性：
其中， SG＆A i，t 表示公司 i 第 t 年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 ln （ SG＆A i，t / SG＆A i，t -1 ）表示销售与管理费用变化幅度； Rev i，t 表示公司 i 第 t 年的营业总收入， ln （ Rev i，t / Rev i，t -1 ）表示营业收入的变化幅度； De 是虚拟变量，如果当年销售收入相对于上年有所下降取1，否则取0。 β 1 表示营业收入变动时销售和管理费用的变动幅度， β 1 和 β 2 之和表示销售收入下降时销售和管理费用的变化幅度；如果 β 1 ＜0，表示收入增加时成本上升的幅度大于收入减少时成本降低的幅度，即存在成本粘性。
借鉴Tang等（2011） ［16］ 、叶康涛和张姗姗（2014） ［18］ 等的方法计算战略差异。即计算企业资源在营销、研发投入、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更新程度、管理费用投入、财务杠杆等6个关键领域的分配情况。这6个指标分别从侧面反映了企业的战略导向，综合起来则反映了企业的总体战略（见表1）。首先依据表1计算出每个公司每年的6个维度战略指标以及年度行业均值；再除以该指标的标准差予以标准化，取绝对值，从而得到各企业在每一个维度上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程度；最后对每个公司每年的6个指标取平均值，得到企业整体的战略差异度DS。
表1 战略差异度指标
企业经营业绩的波动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和同行业企业相比的横向波动，二是和企业自身相比较的纵向业绩波动。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企业战略对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属于企业内部因素，因此采用业绩的纵向波动作为度量指标。根据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 ［29］ 的方法，以样本期间内ROA的标准差 Std ＿ Roa 加以度量。
关于女性高管的度量方式主要有比例法、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本文采用比例法和虚拟变量法，首先计算出每个公司每年的女性高管比例，代入方程进行回归分析，然后以女性高管比例的均值为标准进行分组。
根据孙铮和刘浩（2004） ［3］ 的研究，我们加入GDP增长率（GDDP）作为控制变量，在宏观经济增长环境中，管理者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问题更加严重，因此GDP增长率越高，成本粘性越严重。根据孔玉生等（2007） ［4］ 的研究，加入资产集中度（AI）和雇员集中度（EI）两个指标，因为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成本粘性水平更高，因此我们预测成本粘性和资产集中度及雇员集中度正相关。最后，采用收入连续下降（ Sd ）作为控制变量 ［28］ ，因为管理者认为收入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当收入连续下降时，过度乐观和代理成本问题会减弱，成本粘性水平也会降低。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2。
表2 成本粘性相关指标
借鉴Anderson（2003） ［2］ 、江伟（2015） ［28］ 等的研究成果，构建如下模型以检验战略差异度和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资产集中度、雇员集中度、收入连续下降、GDP增长率几个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若 ln （ Rev i，t / Rev i，t -1 ）× De 的系数 β 2 显著为负，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现象，同时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战略差异度的度量指标 DS 。
我们所关注的指标是战略差异度 DS 与 ln （ Rev i，t / Rev i，t -1 ）× De 的交乘项系数 β 4 ，如果 β 4 小于零且显著，则证明假设1成立，即战略差异会扩大成本粘性。
为了探究战略差异影响成本粘性的传导机制，首先检验战略差异和经营业绩波动之间的关系，如果α 2 显著为正，说明战略差异导致了成本粘性。根据权小锋（2010） ［19］ 的方法构造如下方程对经营业绩波动与成本粘性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进一步，把 Std ＿ Roa 加入到模型（2）中以检验经营业绩波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如果 Std ＿ Roa 和成本粘性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营业绩波动是成本粘性的重要成因。最后将 Std ＿ Roa 和 DS 同时加入模型（2）中，如果加入 Std ＿ Roa 后， DS 系数变得不显著，可认为战略差异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是通过经营业绩波动传导的，即 Std ＿ Roa 和 DS 具有相互替代效应。经营业绩波动相关指标定义见表3。
表3 经营业绩波动相关指标
对于假设2，采取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验证，即按照女性高管比例的高低分为两组，如果女性高管比例较低的一组显著为负，而女性高管比例较高的一组不显著，则说明女性高管的存在能够显著抑制战略差异对于成本粘性的负面影响，证明假设2成立。为进一步验证假设3，将女性高管按职位分成3组进行回归，分别为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副董事长、副总裁、副总经理以及其他职位，因为职位不同对企业战略及成本产生的影响不同，一般来说，如果女性为公司的CEO或者董事长，自然会对战略和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本文以2009—2014年间1506家沪深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为样本。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推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使得投资者对未来做出不切实际的乐观预期，导致产能过剩，企业大量投资却无法取得预期回报，产生较严重的成本粘性问题。文中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RESET数据库。在得到初始样本的基础上剔除了ST公司以及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得到5647个样本值，并在1％水平上对所有的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表4列示了销售收入与销售费用下降样本的统计数据，其中有26.81％的企业收入较上年下降，而销售管理费用下降的企业却只有18.6％，说明有一部分企业收入下降了，成本却并没有下降，即存在收入与成本变化不对称的现象；从均值来看，收入下降的幅度也大于成本下降的幅度，说明在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显著的成本粘性问题。
表4 销售收入与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分布描述性统计
表5为战略差异度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有1030个样本（17.5％）连续两年出现亏损，样本资产集中度均值为1.085，雇员集中度均值为0.0262，最下行Fe为女性高管所占比例，均值为17.2％。
表5 战略差异度及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6 战略差异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注：括号内数字为 P 值； * 、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下表同。
由表6第1列可以看出， β 1 的相关系数是0.48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β 2 的系数为-0.302，也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问题，收入每上升1％，成本上升4.89％，收入每下降1％，成本却只下降3.02％。在第2列中加入了控制变量，数据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从第3列可以看出，当以营销、研发、固定资产集中度、资本密集度、管理投入、财务杠杆六个维度对企业总体的战略差异度进行度量时， β 4 的系数为-0.166，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在采取差异化战略时伴随着成本粘性的产生，即战略差异会扩大企业的成本粘性。从而证明了假设1。
表7展示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
表7 战略差异与经营业绩的波动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战略差异度 DS 与 Std ＿ Roa 的相关系数为0.015，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战略差异度越大，业绩波动也越大，和我们的理论分析相符。此外， Std ＿ Roa 与公司规模 Size 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经营状态越稳定。所有权性质 Govern 和 Std ＿ Roa 显著负相关，即国有企业的经营波动更小。
表8分为3个部分，将表5中战略差异和成本粘性的回归结果放置在本表的最左边一列作为对比，中间一列将战略差异度替换为经营业绩波动 Std ＿ Roa ，最后一列在回归方程中同时加入这两个变量。可以看到，在左边和中间1列， DS 和 Std ＿ Roa 都分别和成本粘性显著负相关，且相比之下，业绩波动和成本粘性的相关程度更高，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业绩波动对成本粘性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在最后1列中同时加入 DS 和 Std ＿ Roa 两个变量之后， Std ＿ Roa 与成本粘性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而 DS 和成本粘性的系数由5％水平显著变为不显著，说明战略差异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被业绩波动所替代。因此我们认为，战略差异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是通过经营业绩波动而实现的，即业绩波动在战略差异与成本粘性间扮演了完全的中介效应。
表8 战略差异、经营业绩的波动与成本粘性
本部分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加以验证，即针对表5战略差异和成本粘性的回归结果，按照女性高管比例和职位进行分组。
表9将表6的回归结果按照女性高管比例的均值高低分成2组，左边的1组为女性高管比例低于均值（0.1719）的样本，右边为高于均值的样本，每组又分为两列，分别为未加入战略差异度的对照组和加入战略差异度的实验组；在女性高管比例较低的一组，战略差异度和成本粘性的相关系数为-0.209，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在女性高管比例较高的一组，战略差异与成本粘性的相关系数下降为-0.110，不显著，从而可以看出女性高管的任职显著降低了战略差异度对于成本粘性的影响。这说明女性高管比例的提高显著改善了企业的成本粘性现象，假设2得到证实。
进一步按照职位高低对女性高管进行分组，表10从左到右3组分别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其他职位。从总经理、董事长再到一般性的职位，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逐步降低，对公司的影响力度也逐渐递减。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第3组，即其他职位组中，成本粘性问题最严重，系数为-0.208，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女性高管职位较低时无法对企业战略产生显著影响，即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成本粘性问题比较严重。其次是第1组，相关系数为-0.271，但不显著，中间1组成本粘性最低，为-0.053。说明居于中间职位的高管能够抑制成本粘性，这可能是因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主要负责战略的制定，而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的职责更侧重于战略的落实，因此对战略和成本粘性间的影响也更显著，成本粘性问题得到显著的改善。整体来看，女性高管的任职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粘性问题，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3，即女性高管职位相对较高时成本粘性更低。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上文中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控制了样本的个体差异之后，回归结果和已有结论基本一致。
在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波动加以度量时，主回归采用净资产收益率 Std ＿ Roe 的标准差 Std ＿ Roe 作为业绩波动的代理变量，结果和主回归结论一致，即 Std ＿ Roe 和 DS 、 ln （ SG＆A i，t / SG＆A i，t -1 ）两两显著正相关；但是在回归方程中同时加入 DS 和 Std ＿ Roe 后， DS 和 ln （ SG＆A i，t / SG＆A i，t -1 ）间的相关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说明战略差异对成本粘性的作用通过经营业绩的波动来实现。
在构建战略差异指标时参考Tang等（2011） ［16］ 的做法，去掉营销和研发投入两个维度，以其余4个战略维度（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更新程度、经营费用率、财务杠杆）建立战略差异度指标，重新对本文的假设进行验证，结果基本保持稳定。
表9 按女性高管比例分组
表10 按女性高管职位分组
续表
对成本粘性的研究有助于打开企业成本行为的黑箱。以2009—2014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战略差异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发现：企业高管在追求竞争优势的同时会选择具有较大差异度的战略，而这种选择会引起较为严重的成本粘性问题，且其影响通过经营业绩的波动得以实现，因为较大差异度的企业战略可能会加剧相关方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造成企业经营业绩波动，而经营业绩的波动又会导致较高的向上调整成本，进而引起成本粘性问题。女性高管的存在则能显著改善采取战略差异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女性高管具有更加谨慎的风险偏好；另一方面，女性高管更注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够有效缓解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战略差异所导致的成本粘性问题。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要在战略与成本结构间进行平衡，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二是要兼顾利益相关方的反应，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成本粘性问题；三是要重视女性高管的价值，女性高管的任职可以显著改善由战略差异度所导致的成本粘性问题。
[1] NOREEN E, SODERSTROM N.The accuracy of proportional cost models: evidence from hospital service departments [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997, 2(1): 89-114.
[2] ANDERSON M BANKER, R JANAKIRAMAN S.Are 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sticky”?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 41(1): 47-63.
［3］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26-34.
［4］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成本粘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11）：58-65.
［5］刘武.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105-112.
[6] BANKER RAJIV D, CHEN TONY LEI.Labor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cost stickiness [R].AAA 2007 Management Accounting Section(MAS)Meeting.Available at SSRN, 2007.
[7] BANKER RAJIV D, BYZALOVD, PLEHN-DUJOWICH J M.Sticky cost behavior: theory and evidence [M].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8] KAMA I, WEISS D.Do managers deliberate decisions induce sticky cost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3, 51(1): 201-224.
［9］田利辉，李春霞.债务约束、经理薪酬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14（6）：46-52.
［10］郝颖，刘星，林朝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5（5）：142-148.
［11］王霞，张敏，于富生.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8（2）：77-83.
［12］程博，王菁，熊婷.企业过度投资新视角：风险偏好与政治治理［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5（1）：60-72.
[13] MALMENDLER U, TATE G.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Journal of Finance, 2005, 60(6): 2661-2700.
[14] JENSEN M C.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3): 323-329.
[15] BEBCHUK LUCIAN A, COHEN ALMA, FERRELL ALLEN.What matte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R].Working Paper, Harvard Law School, 2014.
[16] TANG JIANYUN, CROSSAN MARY M, ROWE W GLENN.Dominant CEO, deviant strategy, and extrem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 powerful board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7): 1479-1503.
［17］伍业君.比较优势演化、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2（4）：23-30.
［18］叶康涛，张姗姗.企业战略差异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J］.会计研究，2014（5）：44-51.
[19] RAJIV D BANKER, DMITRI BYZALOV, JOSE M PLEHN-DUJOWICH.Demand uncertainty and cost behavior [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4, 89(3): 839-865.
[20] MADHURA INGALHALIKAR, ALEX SMITH, DREW PARKER.Sex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al connectome of the human brain [J].Pans, 2014, 111(2): 823-828.
[21] MEHTA P H, A C JONES, R A JOSEPHS.The social endocrinology of dominance: basal testosterone predicts cortical changes and behavior of following victory and defeat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94: 1078-1093.
[22] JOHNSON R, M BREEDLOVE.Human trust: testosterone raises suspicion [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 11149-11150.
[23] ADOLPHS R D, TRANEL, A R DAMASIO.The human amygdale in social judgment social judgment [J].Nature, 1998, 393: 470-474.
[24] YUPING JIA, LAURENCE VAN LENT, YACHANG ZENG.Masculinity, testosterone, and financial misreporting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 52(5): 1195-1246.
［25］姜付秀，张敏，陆正飞，等.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经济研究，2009（1）：131-143.
［26］祝继高，叶康涛，严冬.女性董事的风险规避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基于金融危机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2（4）：50-58.
［27］严梦.管理者背景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3.
［28］江伟，胡玉明，吕喆.应计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的成本粘性吗［J］.南开管理评论，2015（2）：83-92.
［29］权小锋，吴世农.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4）：14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