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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学术界打破禁锢、恢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学界在对既往的史学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突破口：一是重新思考阶级问题，其结果是突破了阶级分析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唯一方法的僵化观念，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扩大到了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并开始关注中外历史的比较，这有利于对西方理论如何适应中国本土历史研究进行思考。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其结果是学者们一致认为，过去几十年里，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教条化的理解和诠释，历史研究形成了一套僵化死板的思维模式，研究领域也很狭窄，课题单调，对马克思主义规律观的运用存在着公式化的倾向。要扭转弊端，必须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重视中间层次的理论建设，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并且要适应“当今世界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这一大趋势，借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手段来研究历史。
学术界的反思也推动了社会史的重新发展，1986年初，冯尔康发表《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认为“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年会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真正走上了复兴之路。此后直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史不管是在理论探索，还是在具体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果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出发，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其间的转变可以概括为研究理念的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具体说来，第一阶段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在反思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研究领域相对狭窄的基础上重提“眼光向下”，倡导将研究目光下移，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下层社会的历史，这与20世纪上半叶的“新史学”主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学者对社会史的认识发生变化，开始倡导研究者的身份下移，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自下而上”地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象，因而社会史可以不避讳研究政治、事件和精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多持专史说，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应该限定在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不同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等方面。在对社会史这一分支学科规划相对清晰的研究范围时，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这也可包括在前两者内）、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宏观和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这也是社会史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贡献。
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社会史通史性著作，如龚书铎主编，曹文柱、朱汉国副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前期、晚清、民国8卷；断代通史论著则有李泉、王云、江心力编著的《中国古代社会史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乔志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齐涛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李文海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静如和刘志强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静如和卞杏英主编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等。具体的研究更是琳琅满目，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民间宗教等领域，研究主题包括衣食住行、各类社会人群、礼俗、娱乐、婚姻、家庭、宗族、移民、秘密结社、会党、商会、灾荒与社会救济等等。
上述研究成果之丰硕，足以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把研究目光从精英和政治事件转向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后取得的巨大成绩。应该说，这种“眼光向下”的研究取向，是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研究旨趣的一次间断后的接续，但不管从研究的规模，还是从研究领域拓展的广度以及有意识地运用多学科方法的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都是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眼光向下”看历史意味着研究者的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既然是“从上”而“向下”看的，因此可能会不自觉地带有某种优越感，以俯视的姿态看待芸芸众生，一些研究选题也难免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于过去某些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缺乏代入历史上普通人的视角并与其共情的立场。同时，由于过分强调或曲解了“眼光向下”，导致社会史研究往往忽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与反思，似乎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被批评者指责为“碎片化”或“剩余的历史”研究。这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改善，即在“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之外，一些学者开始倡导“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这一转变与当时对于社会史概念的重新认识有紧密的关联。
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出现了新学科、综合学科说和新方式、新范式说。其中，新范式说将社会史视为“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使得社会史研究突破了专史说在研究领域上的局限，强调从问题意识而非研究范围来界定社会史。
与这种看法合拍的正是“自下而上”的视角转换。所谓“自下而上”或“眼光向上”看历史，强调的是研究者立场的调整，即从普通人和底层社会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国家、政治、重大事件、精英人物等传统史学研究向来关注的“大历史”。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帝王将相这些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卷入其中，经历这一切的每一个普通人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们的命运会被如何裹挟？他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参与甚至改变这些历史进程？如果能从他们的视角来重新探究历史上的政治和权力的异动，研究者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深化或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并不排斥政治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西方学界都开始反思社会史研究对于政治因素的忽视，进而倡导“政治史的复兴”，当然，此时“复兴”的“政治史”并不是以往占据支配地位的作为范式的传统政治史，而是被社会史“介入”和“重新界定”的“新政治史”。
“自下而上”研究历史，可能导致一些理论假设发生变化，如强调下层社会史的时候，预设的理论框架是精英/民众、大传统/小传统、国家/社会等二元对立的概念；而转换研究视角后，则是把握二者的互动关系，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建构一个地方社会，如何共享一种文化。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就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它们都集中反映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视野。
1.区域社会史研究
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而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开始解冻，各省市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并成立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本地区的历史，地方史研究开始复兴，新的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也纷纷展开。但区域史并不等同于分门别类地叙述一地之地理沿革、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的地方史，因为“区域史属社会史的分支”
，也就是说，区域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性差异大，因而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切实可行和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方法；同时，整体社会史的研究最可能的是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尝试，也就是说，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这既是一种整体社会史在特定区域内的研究尝试，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大致说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于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的地域范围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个别区域，而是把研究目光投放到各级地区，大到包括若干省市的区域、省市，小到一个镇、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落，研究范围的扩大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整体地了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二是注重地域社会的“整体的历史”，即全方位地立体地考察地域社会，从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方面，力图展现出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并且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加入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结构与功能的共时性的分析，这对于向整体社会史方向的迈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认识基础上，学术界产生了相当一批区域史研究成果，如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系统描述了1840年以后的华北乡村社会；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研究了明清徽商的土著化过程与盐业城镇的发展以及与东南文化变迁的关系；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则是试图展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尤其是冀东农村社会形态的基本面貌；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不再局限于重点研究明清市镇经济发展的传统做法，开始把视野扩展到市镇社会整体性的探讨。还有一些学者对个别小村落、社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如梁洪生、邵鸿将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活化石”——江西乐安县流坑村，尤其是上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千年大族董氏家族作为调查对象，开展了专题研究；
钱杭、谢维扬对江西泰和县农村的调查，则把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大陆农村宗族活动的现状上，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
2.国家与社会
伴随区域社会史向整体研究和纵深方向发展，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也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自启蒙时期的学者按照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建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后，该问题就成了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派别论争的主题。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甚至二元对立模式不同，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几乎一直处于胶合的状态，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开始大量地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模式，进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单纯的基层社会研究转向以基层社会切入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这对于中国社会史走向更为整体、视野宏观的研究意义重大。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总是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原因在于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胶着状态，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也只有在国家历史的观照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一些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华南社会研究的学者，将人类学的方法积极运用于社会史研究，把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致力于透过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究传统中国国家的整合过程，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在基层社会制度方面，学者通过对各种国家行政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行、实施情况来探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刘志伟通过考察明清时期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地区的实行情况，探讨了代表国家力量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郑振满通过考察明后期福建的财政危机，探讨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与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王先明则着眼于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保甲制，考察了晚清以来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屡受挫折的过程。
从民间信仰和传说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正如有的人类学家指出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表现出对历史的空前重视，而社会史学界也出现了一批对人类学课题深感兴趣的学者，正是这两股潮流的涌现，使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出现了新综合的景象，从而深化了对民间宗教的研究。
如陈春声对樟林地区三山国王的系列研究
、刘志伟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北帝信仰的研究
，由于研究的是华南这一“边陲社会”，因此他们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通过考察一些地方性神明为寻求正统性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探讨中国传统国家如何通过文化思想控制来实现国家权力向地处边陲地带的基层社会的渗透。而赵世瑜则关注处于天子脚下的明清北京城，研究非国家正祀的民间信仰为获得国家的认同采取了哪些措施，以此探讨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互惠、互动关系。
对于民间传说，一些学者也开始利用人类学的方法，注意将文献文本与口传文本等异文进行比较，以重新阐释这些传说的文化意义。如刘志伟对脍炙人口的珠玑巷传说进行重新解读，探讨了宗族构建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从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展示了地方社会被国家力量渗透的过程。
还有一些学者积极关注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作情况或者是基层社会自身产生的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规约的运行状况。这可以两部专著为例：一是朱勇的《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作者在书中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宗族私法的类型、特点和功能，并且还探讨了宗族私法与国家的关系；另一本是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法律社会史著作，运用了大量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探讨这一问题，比如对地方宗族、乡族的研究，这仍可以华南学者的研究为例。如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通过将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及其演变置于具体的地理空间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乡族的自治化与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相互关系。科大卫（David Faure）与刘志伟从宗族、地方礼仪的角度探讨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
又如朱英从商会这一课题切入，其著作《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大量运用“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探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概言之，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广阔、宏观的研究视野，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既是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总地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的新发展，不管是关注区域的整体社会史，还是以区域社会为研究空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都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全面、整体、深入的方向发展。这使学者越来越注意将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整合过程置于具体的地域空间加以考察，注意区域的整体研究，使地方史的叙述脱离“以抽象的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和“宏大叙事的结构”，从地方的视角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进而重写中国史。从这个角度而言，区域社会史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