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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在社会史论战中成长起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为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因此，他们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的对社会史的理解，即社会史就是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演进史的认识便成为主导性的观念，也出现了一批社会发展史著作。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研究主题和解释工具的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重在关注社会形态及其变迁的历史，学者们的研究也就主要集中在社会性质、社会关系（当时一般称为阶级关系）和民众反叛（当时一般称为阶级斗争或农民起义）这几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重心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等研究课题，应该说都在上述三个领域之内。
关于社会性质，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古史分期主要围绕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社会终于何时、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问题，实为当年社会史大论战的继续，逐渐形成了关于封建社会分期的“三论五说”。“三论”即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即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同样聚焦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但在具体研究中深化了对明中叶东南沿海地区社会变迁的认识。尽管这些讨论现在看来都有简单套用西方社会形态理论和比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点的痕迹，但由于讨论需要大量实证研究作为基础，所以上述讨论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社会关系与民众反叛问题的讨论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时期对于社会关系的研究集中于阶级关系、特别是地主与农民阶级的关系，这与当时学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普遍认识紧密相关，因此，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一度成为显学，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存在僵化理解和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的某些问题，但就关注下层民众的历史而言，仍可视为“眼光向下”的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延续。
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日益缺乏多元化，历史解释变得更为简单和单一，能给予社会史研究以无限活力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法在这一个时期也几乎无人问津，但仍有部分学者对社会生活史表现出关注。如董家遵的《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年）、王瑶的《中古文人生活》（棠棣出版社，1951年）、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还有一些断代史或通史著作中也涉及不少社会史的内容，如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年），分上下两册，上册叙述政治史，下册讲述社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56—1958年），分3册，中册和下册叙述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伴随着中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虽然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或停办，但民族学却存在下来且得到很大的发展。一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如林耀华、费孝通等人，以民族学家的身份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并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通过少数民族研究把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田野调查为特点的中国社会研究保存下来。从1956年开始，一批青年民族学工作者分成8个组（后来增设为16个组），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工作，后将调查结果汇集成各种少数民族调查资料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统计，当时整理出的调查资料有190余种，约1400万字，整理完毕尚未付印的有150余种，1500多万字。
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基本结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包括各少数民族简史等在内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大量调查报告。
这些成果虽然难免带有当时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毕竟使得利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
整体来说，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本应内容丰富、方法多元的社会史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有所停滞。虽然包括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民众反叛在内的社会发展史研究继续深入，但由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对西方史学新动向的不了解，致使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难以得到应用。因此，即使是与社会史相关的各主题研究，也与社会史批判传统政治史的新史学初衷逐渐背离，其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甚至回到传统政治史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