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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史学界主要存在两种对社会史的认识：一种是以传统旧史学的反叛形象出现的“新史学”，它提倡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全体民众的历史，并在大量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倡导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这种新史学虽未以“社会史”自称，但其核心思想却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之后的社会史研究中；而另一种则是直接以“社会史”的名称出现的，即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出现的社会史，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色彩，主要是指社会发展史或社会形态演变史。
无论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持何种观点，学者们在研究实践中大多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如研究范畴和史料来源的极大拓展、整体史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等，而这样一些共识必然导致我们把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萌发与20世纪初的新史学联系起来。其时，许多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深感旧的历史编纂学已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剧变，提出“史学革命”和“史学革新”之类的响亮口号，致力于探索“新史学”之道。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批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所谓“四弊”，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四弊”批评的是传统史学的研究内容，倡导应该重视国家、全体民众的历史，关注现实，理解社会如何发展；批评“二病”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倡导不应该只按时间线索描述事实，还应该解释历史之意义，要突破传统有所创新，因而呼吁“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除梁启超外，还有一批同时期的学者也都致力于批判传统旧史学、呼吁开展“史学革命”，比如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馗书》中提出要编修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1902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史学通论》，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史学总论》，提出“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
。
这种新史学反对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拘囿在帝王将相的经历上，批判“王朝家史”的旧历史研究和编纂模式，倡导要研究国民全体的进化历史，关注民众、群体的生活变迁，由此掀起了一股倡导编写“民史”的热潮。梁启超认为“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因而倡导“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陈黻宸于1902年在《独史》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
。邓实则以“民史氏”自居，作《民史总叙》1篇、《民史分叙》12篇，对民史问题做了一番系统的探讨，如什么是“民史”、“民史”的对象、“民史”与民权的关系等。
由这些学人的倡言可知，以研究普通民众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史，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学者对自身史学传统的反思，也受到同时期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也先后开始对19世纪盛行的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史研究传统进行反思，他们批评政治史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倡导编写全体民众的历史，呼吁多学科合作，这些新史学思想很快传入中国。20世纪初，中国学人主要通过日本学者的著译了解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与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前书有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及《汉声》《学报》《游学译编》等杂志刊发的对该书部分章节的译介；后书仅在1902—1903年间就先后出现了6种译本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系统译介西方新史学的理论著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美国史学家鲁滨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一书，由何炳松翻译，1924年出版。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并且将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的主要进展方面；历史应该融会广义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用综合的观点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这些新史学观念在中国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据有的学者考察，“此后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史学概论’一类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吸收或照抄了鲁滨逊《新史学》中的观点”
。
当今社会史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共识，是其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即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这些变化与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直接相关。比如前面提到的鲁滨逊《新史学》一书的译者何炳松便认为，“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好。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心理学，同比较宗教的研究”
。黄公觉在《新史学概要说》中专拟一编，题为“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关系”，其中形象地写道：“旧史学是闭门造车的东西。新史学则是与各种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结婚的产物。若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一离婚，它就马上变成旧史学了。”
这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理念也影响到历史教育领域，1920年前后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对该系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列为“史学的基本科学”，并开设相关课程作为必修科目。
在20世纪初新史学观念的冲击下，许多研究者将这些新的研究理念付诸实践，打破传统政治史狭窄的研究领域，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广大民众的生活史，带动了“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研究课题大为拓宽，广泛地涉及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社会群体、社会文化、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这些具体研究中，已经呈现出多学科交叉互补的研究特点，如顾颉刚就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对北京的妙峰山香会、东岳庙，福建泉州的铺镜、广东东莞的城隍庙等做过初步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的梁方仲和厦门大学的傅衣凌都开始注意到传统史籍之外的方志、黄册、鱼鳞图册、易知由单、契约文书等地方文献的价值，将之运用到各自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对于田野工作的重视，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只关注精英文本的做法，田野经验和民间文献是对历史重新解读的重要方法，“走向历史现场”对今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另外，这一时期从事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考察中国历史，如宗教学研究者江绍原所著《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年）和《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人类学家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年），许地山的《扶箕迷信底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等。还有费孝通的《开弦弓》、林耀华的《金翼》、许烺光的《祖荫下》、杨懋春的《台头村》等在国外出版的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名著，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于历史的关注。
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运动失败。为了认识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形势和社会性质，从而弄清革命的目标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同政治派别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1928年6—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认定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论断引起中共党内“托派”的异议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批评，由此引发了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论战。以陶希圣为代表、以《新生命》杂志为阵地的“新生命派”认为，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以严灵峰、任曙、刘仁静为代表、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动力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的地位；以王学文、潘东周等为代表、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新思潮派”认为，沿海等少数地方资本主义经济较普遍，而多数地方的封建性较强，基本认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现实中国社会的问题来源于历史，因而论战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历史上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段经典表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当时论战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这一段表述，围绕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展开论战。
这些问题表面上是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则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是否承认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政治问题，恰如论战的积极参与者之一王宜昌在一篇总结性短文中描述的社会史大论战的目的：“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的，在一方固然是在于学术真理的探讨，但更重要的却是为的认识当前的社会，由理解当前社会底必然法则，从而变革社会。”
社会史大论战虽然更多地与现实政治相关联，但也仍体现出中国史学的革命性转向。首先，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尝试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概念作为解释工具，对中国社会的长时段变化进行探索，这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通过论战，许多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唯物史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它打破了以往的王朝更替的话语体系，用一种进化论的观念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由于集中讨论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论战中的学者也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领域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等，再次助推史学研究范围的拓展。我们从这些特点中仍然可以找到与以后的社会史研究的联系。
综上，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有较大差异，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都是在试图摆脱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模式的问题意识促动下，一反过去只关注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事件的做法，倡导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变迁的历史，同时都在尝试着借助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这一时期，冠以“社会史”名目的研究作品大量出现
，掀起了第一次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