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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反对变电站建设的报道频频出现。2013 年 4 月，深圳市皓月花园小区数百名业主到市政府集会抗议在小区附近建 110 千伏变电站。2014 年 5 月，西安地铁 3 号线变电站的施工现场，遭到附近一小区居民的破坏。2016 年 6 月，深圳市民起诉人居环境委，变电站建在避难所不合理……
变电站就是改变电压的场所。为了减少输电过程中的能量损耗，远程输电需要使用高压。在我国，常规的远程输电电压，在300 公里范畴上是 220 千伏，更远的是 500 千伏。如果要把这些电传输到居民家中，就需要先通过变电站降压。一般情况下，每个城市的边缘或市中心至少有一个 220 千伏变电站，将输电电压由 220千伏降至 110 千伏，向位于负荷中心的 110 千伏变电站供电。同理，110 千伏变电站的作用就是将输送到负荷中心的 110 千伏电压降低到 10 千伏并可靠地配送到建在居民楼下的 10 千伏配电房的变压器，以最终将 10 千伏降压到 380/220 伏供广大居民使用。
可以说，变电站就是一座城市供电系统的层层枢纽，支撑起全市居民和工业用电的需求。然而，这些枢纽却遭遇了“进城难”的问题。之所以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人们担心电磁辐射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致癌。但人们对变电站的抵制却造成城市供电不足的后果。
《人民日报》曾将此现象形容为“要电，不要变电站”。“电网有电，因为缺少变电站，电才落不了地，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卡脖子’。”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工程师马磊一语道破“电荒”真相。郑州三环以内近 60％区域因为变电站“落地难”，电网局部薄弱，不仅不能新增用电户，用电高峰时段现有用户还可能出现限电、停电情况。河南省电力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 年夏季，郑州市区有 56 台 110 千伏及以上的主变压器、181 条 10 千伏公用线路出现重载和过载现象。
据报道，变电站落地难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譬如市区里很难要到变电站建设用地，规划部门规划的变电站建设用地有时因各种原因被挪作他用，还有一些选址因产权纠纷而宣告暂停。
而居民出于对存在所谓的“辐射”等不安全因素的恐惧，对变电站建设进行阻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结果证实，变电站等属极低频电场水平的非电离辐射，低于国际导则限值的情况下，不具有损害健康的影响。
“而我国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的公众曝露限值标准，远低于或等同于国际标准。”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郭清海说，“我们对已建成的超过百座变电站实施了监测，检测数值没有一处是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
比特币是一种国际上流行的虚拟货币，是由专业的设备计算出来的。挖矿就是指，用计算机算出比特币的过程。比特币挖矿投入很大，最大一笔是购入机器设备，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每天高额的电费。
例如，2017 年大庆警方破获的一起偷电案中，位于大庆市郊区的两个厂房里摆放了 1000 台机器，一台机器每天 24 小时，需要耗电 20 多度，每度电按照 0.8 元计算，就是 20 元钱左右，那么 1000台就是将近 2 万元的电费，而且这只是一天的量。正常情况下，光电费一项，一个月就要花费将近 60 万元。
2017 年是比特币最风光的一年，其价格从年初的 900 美元，涨到接近 2 万美元，涨了 20 多倍。与比特币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如偷电挖矿活动也随之猛增。在 2018 年涉及比特币的 169 起案件中，偷电挖矿案达到了 20 起，约占总案件数的 12％。涉案者被起诉的罪名皆为盗窃罪。
而这些偷电事件的发生地，集中在黑龙江、河北、辽宁、湖北、山西、安徽 6 个省份。其中，发生在黑龙江省的偷电挖矿案最多，有 9 起，占总案件数的 45％。此外，出现在安徽省的偷电挖矿案达到了 2 起，河北、辽宁、湖北、山西各 1 起。
在这 20 起案件中，盗电金额最小的案件为 2882 元，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缓期一年执行；盗电金额最大的案件为 10.4万元，发生在山西大同，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
在盗电金额 10.4 万元的这一案件中，主犯徐兴华偷的是铁路用电——2017 年 11 月和 12 月，他三次将大同口泉车站的一根电线杆搭线到自己借住的平房里，那里有 45 台比特币矿机。在案发前的不到 5 个月里，他一共挖到 3.2 个比特币，盈利 12 万元。案发后，徐兴华被责令向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西供电段退赔所盗电费，矿机被没收。
在分析偷电案件数据时，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黑龙江省的 9 起偷电挖矿案件，全部出现在大庆市。在这 9 起偷电挖矿案中，有 8 起盗窃的是大庆油田用电，其中涉及的最小窃电金额为5359 元，主犯被判处罚金 1 万元；最大窃电金额 2.73 万元，主犯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罚金 2.7万元。
“在大庆，很多矿工都疯狂地偷电。被判刑的有 9 起，但是抓到的、没被判刑的，不计其数。”矿工张远坚告诉记者，2018 年比特币大跌之后，很多二手矿机都流向大庆。他还透露，大庆之外，另一个偷电挖矿很流行的城市是唐山。“唐山和大庆情况类似，尽管 2018 年唐山只破获了一起偷电挖矿案件，但当地偷电挖矿的行为，非常普遍。”张远坚表示。
为什么偷电“硕鼠”们喜欢在唐山和大庆这样的城市出没？这类城市有一个共同点：或有油田，或有煤矿，资源丰富，容易得手。以大庆为例，“大庆的油井很分散，很多油井都在偏远的村庄，缺乏监管。”张远坚表示，在油井的高压线上搭线，并不容易被发现。老家在唐山的矿工孙旭告诉记者，唐山有偷电传统。早在 10年前，唐山的偷电现象就十分猖獗。最严重的时候，由于偷电导致电压不稳，他家的灯泡都不能完全亮。
而自从比特币矿机出现后，很多已经习惯偷电的人就开始转向偷电挖矿。在百度贴吧唐山吧中，有一个叫《现在还在偷电的注意了，这次玩真的了》的帖子。有网友称，唐山开平区的矿机多，是偷电的主战场。
在 2018 年 11 月《法制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这一说法得到了印证。该报道称，2016 年以来，唐山市开平区域损失电量 20 多亿千瓦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达数亿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山有关部门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在 2018年打击偷电专项行动期间，唐山公安机关共收缴了 3100 多台比特币矿机。仅在 10 月破获的一起偷电案件中，就收缴了比特币矿机790 台。
公民的概念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所以，公民是一个社会人、政治人，是以社会和国家的成员而存在的，其处事原则依赖于他（她）与社会的契约（法律、宪法）而定，具有相应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是人民民主的体现。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公民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是公共管理区别于政府管理的一个主要特征。公民参与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及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反过来，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培养具有现代权利、义务意识的公民并构建公民参与的制度体系成为现代国家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强化公民的参与意识
现代民主政治的协调运行和发展，主要是靠公众的自觉、主动参与来实现的，公众参与意识的价值在于能外化为自觉的参与活动，并对公共权力运行的方向、过程和结果发生现实的影响。参与意识是公众民主意识至关重要的部分，公众的参与意识越普遍、越自觉，参与的行为越广泛、越深入，民主政治就越发展，政治文明就越进步。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居民反对变电站的建设就是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维护其生存权、居住权，积极主动参与到反对变电站建设的活动中去的一种行为。
强化公民的参与意识需要培养公众正确的民主价值目标。公民参与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意愿和利益，也为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和利益。当公民追求民主价值目标时，应重视和遵守民主规则，如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民主权利平等等民主原则。但是，一旦公民在追求民主价值目标时，缺乏参与的渠道，就可能产生威胁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风险因素。例如，案例中小区居民在反对变电站建设上达成共识，在多次和政府相关部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便采取贴横幅、聚集示威甚至冲击建筑工地等破坏生产的极端行为。近些年来，居民和电力部门围绕“变电站”的选址产生的冲突已经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一个主要导火索，关于反对变电站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也发生在中西部地区。
（二）培养公民的参与能力
一些公民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强烈的参与愿望，但是由于其素质不高、能力有限，致使公民的参与效率很低。所以，必须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其参与能力，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有效地进入参与角色。
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技，加强对公众相关政治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对此，应当通过向公民传授必须公民参与的知识，尤其是相关的法律知识，让公众懂得如何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了解如何通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从而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技能，增强公民参与的有效性。通过变电站的案例可以看到，从科学上讲，辐射对于周边居民的伤害基本是不存在的，居民反对变电站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科学认知。在政府、电力部门没有主动采取知识普及、宣传的情况下，尤其是缺乏居民与政府、电力部门沟通渠道的情况下，误解、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所难免。所以，按照公共管理的视角，政府不仅应采取措施培养具有现代权利和义务意识的公民，更应该拓宽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制定整个过程的渠道。
其次，要提高公民参与的效能感。效能感是影响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因素，它是人们对自己影响能力的认知，决定着公民参与决策的深度和强度。因此，要通过大众传媒，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普及政治知识，并积极引导群众参加讨论，以提升人们对公众事务的兴趣；要改变其在人们心目中枯燥、繁琐和冷酷的形象，使公共事务活动与人民的生活更贴近，从而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感受力和参与热情；要采取各种形式的教育来培育公众的参与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增加他们的效能感，使他们觉得有能力影响政府，政府重视他们的参与。
总之，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能够保证公民权的实现，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和完善为公民参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中，我国公民的积极参与创造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2008 年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年，5 月的汶川大地震再一次考验了“多难兴邦”的中华民族如何紧密团结起来攻坚克难，8 月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见证了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不管是汶川大地震的救灾现场还是北京奥运会的赛场，都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志愿者作为当代公民的代表，积极参与到灾难救援、社会活动举办等各项事务中去，体现了当代公民所具有的公共性、政治性和志愿性。国外媒体在报道中国抗震救灾时，盛赞汶川大地震倒下的废墟上站起了大大的“人”。这个“人”就是摆脱了依附性、被动性并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
但是，受两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中国公民意识的培养任重道远，更多的公民具有一种强依赖性、被动性的“臣民”意识，而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越来越多具有独立性的公民成长起来，但他们也会受到西方一些观念的影响，过于强调公民的权利而忽视公民的义务。在中国语境下，公民这个具有西方色彩的名词也应该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正如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近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教育家梁启超所言：“有国思者，谓之国民。”也就是说，公民必须有家国意识，先要爱国，国家意识、公共意识高于个人意识，公民权利的享有必须以公民义务的遵守为前提。显然，梁启超的“公民观”（“国民观”）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西方思想的一种调适，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点，是对西方思想中国化的一种尝试，更适合中国现实的需求。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还未真正成长起来，更多的公民是一种缺乏科学认知、单纯强调个人利益的市民或者居民，就像案例中反对建设变电站的居民，甚至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不惜破坏公共利益，铤而走险、违法乱纪的“经济人”，需要剥夺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公民权利以示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