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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乡村旅游的界定并未形成统一。学者们主要从乡村地域和乡村特性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定义。国外对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中，如“乡村性”保护、发展影响因素等。在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展重点也有差别，其影响因素多样。国内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产品质量到关注产业发展质量（转型升级）再到关注提质增效（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立足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关注乡村旅游产品质量提升；第二阶段，立足产业转型，关注乡村旅游发展质量提升；第三阶段，立足供给侧改革，关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概念进行界定，因为乡村旅游的复杂性与综合性，概念界定尚未统一。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乡村地域和乡村特性两个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定义。
从乡村地域角度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定义：世界旅游组织出版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地方旅游规划指南》，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是旅游者在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动。Gilbert和Tung（1990）认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农场、牧场等乡村区域的旅游活动，表现为农户提供食宿等条件，使旅游者在农场、牧场等乡村环境中进行各种休闲娱乐活动的一种旅游形式。
Lane （1994）认为，乡村旅游涵盖了旅游者根据其需求在乡村地区开展的各种旅游活动。
马波（1995）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旅游类型”。
刘德谦（2006）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
从乡村特性角度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Oppermann （1996）否定用乡村地域来定义乡村旅游，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模型，区别了乡村旅游和其他非都市地区的旅游，并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在有人类持续性活动和土地依存性经济存在的地区的旅游，该旅游主要与农业有关，且其具备的必要条件是有永久性的人类存在”。
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人文景观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何景明、李立华，2002）
；以乡村为旅游目的地，以城市人群为主要客源，以“乡村性”为核心卖点，旅游动机是观赏和体验乡村景观、独特生活方式、习俗文化的旅游活动（王纯阳、黄福才，2012）
。
因此，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为活动空间场所，通过对独特的乡村自然环境、生产经营形态、田园景观、农耕文化、民俗文化风情、农舍村落等资源的利用，为游客提供观光、体验、休闲、娱乐、健身、购物、度假、养生的一种具有乡村性和综合性的旅游活动形式。从内容来看，乡村旅游涵盖了从自然和农业观光，到民俗文化体育和休闲度假等的多种形式。从本质来看，乡村旅游的最大卖点是乡村性（Rurality），乡村性是乡村旅游区别城市旅游的最重要标志。乡村旅游明显要超出农家乐形式，内容上不再是单纯的观光，而是包含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目前，我国各地都积极发展乡村旅游，然而整体而言，乡村旅游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乡村旅游发展层次较低。正如前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提到的，我国乡村旅游存在发展“小区域的雷同单一、大范围的粗多精少”，亟待“分类指导，完善规划，整体提升”。
1．游客感知的乡村性
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无论是从理论认知还是从游客感知层面上看，对乡村性的追求是游客前往乡村旅游地最为主要的动机，亦即最为核心的吸引力。
按照具有权威性的国外机构调查，英国进行（开展）乡村旅游的游客，最为关注的有“平和、宁静、新鲜空气”等要素；法国进行（开展）乡村旅游的游客，最为关注的有“纯净空气、平静、安宁”等要素。
张文祥（2006）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国外游客对阳朔乡村旅游的出游偏好中有 96.1％的为“欣赏山水田园风光”，国内游客为 86.7％。
因此，乡村旅游具有鲜明的乡土特征。乡村旅游通常选址于乡村地区或城市郊区，内容上更为突出对“乡村文化”的挖掘和对“农家元素”的开发，具有鲜明的乡土特征。各种类型鲜明的乡村元素，如自然的田园风格、独特的乡村文化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体验，在乡村旅游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既是吸引乡村旅游者前往旅游体验的重要成分，又是乡村旅游经营的重要业态形式。
2．吸引物的原生态性
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资源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突出原生态美。如桐梓县娄山关镇杉坪村通过打造“黔北花海”为特色的品牌，吸引了众多都市人前来观光旅游。原生态性是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最为重要的原则，因此，原生态性成为乡村旅游区与城镇旅游不同的重要标志之一。乡村旅游者前往乡村旅游地旅游消费，其基本动机就是感受乡村的原生态，感受乡愁，体验乡村生活。
3．产品开发的体验性
乡村旅游是旅游业与农业融合发展的新形式，与其他类型的旅游形式不同，乡村旅游涉及开展的各类项目特别强调游客的体验性，更为注重游客的参与性和游客体验的“原汁原味”。它突破了传统项目的陈列观览式，强调对农事活动的参与体验。游客既能够感受到田园风光的优美，又能体验到农耕劳作的生活，还能获得劳动丰收的快感。
4．分布区域的多样性
与农家乐旅游相对单一的分布相比，乡村旅游地的分布要丰富得多。一般而言，乡村旅游地分布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都市郊区。这一分布是目前发展前景较好、效益极高，成熟度和普遍性较高的类型，该类型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位于都市周边的区位和良好的人文环境。二是特色村寨。主要依托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村寨，是乡村旅游与民俗旅游的结合体。如贵州雷山西江苗寨、郎德苗寨等。三是景区边缘区。依托景区带动，作为景区观光旅游的伴生物，如百里杜鹃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四是特色观光农业基地。利用特色农业和农业技术，开展农业观光、农产品品尝、农产品购买以及休闲度假等活动，如各种猕猴桃基地、樱桃基地等。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要早于国内，因此，在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上也先于我国，特别是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国家和地区，如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上述发达经济体旅游消费层次高，并且乡村田园文化历史浓郁，所开发的乡村旅游产品层次丰富。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观察理解更为深刻，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和项目配置上，更注重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更关注游客需求体验和质效理念传承，并将乡村旅游产品和项目推向精品化的发展趋势。当然，随着PPT （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和ST－ EP （可持续旅游消除贫困）的广泛推广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资助等，学者对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观察点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鉴于“乡村性”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本质特征，也是乡村旅游吸引力的核心所在，对乡村旅游游客满意度提升以及效益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外学者对其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作用的关注度较高。Vikneswaran等（2013）指出，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在产品功能上普通的观光不应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内容，而要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品内在的体验性，根据旅游者的个性化需要提供所需产品和服务，通过对乡村地区人均环境和传统文化的深入利用实现经济效益。
William （2010）也认为，乡村旅游的卖点在乡村性，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必然有赖于农村社会文化，离开乡村环境的旅游就超出了乡村旅游范畴。
乡村旅游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其发展的关系在于乡村旅游活动本身的真实性和地区好客性（体验性），乡村地区的开发程度和乡风民俗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Streifeneder，Thomas，2016）。
乡村旅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离不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因此，乡村旅游应在此背景下将发展与乡村景观保护相结合，防止乡村文明衰落和消失。
某种程度上讲，乡村旅游的社会公益性要强于其经济效益，其效益不仅表现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还表现在对当地社会文化带动和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去处。公益性决定了乡村旅游发展需要政府进行大力扶持，在发挥市场的作用基础上，不断完善地方基础设施和加强当地居民教育，提升服务质量。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重点工作应有所差异，在乡村旅游发展前期，事先制定好合理的发展规划对其后续发展十分重要，要将乡村旅游发展融入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中，整合各方面资源，协调各方利益，还有强化对乡村环境和文化的保护（Roots A、 Macdonald M，2014）。
Embacher Hans（2006）基于产业升级的角度对乡村旅游产品服务质量从战略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Richard Sharpley （2012）针对乡村旅游发展面临高发展成本、低收益等问题，提出在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计划时要进行投资、收益分析，并特别强调了政府制定长期的财政投入和技术支持政策的必要性。
Almeida António Manuel Martins等（2014）指出乡村旅游不能吸引更多的多样化和富有的客户，导致其收益的低下，提出强化乡村旅游市场细分和定位。
国外乡村旅游研究梳理发现，国外对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文献中，如“乡村性”保护、发展影响因素等。国外对乡村旅游“乡村性”关注度较高，强调乡村旅游的卖点和营销应以原真的乡村景观和民俗文化为基础，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注重乡村景观和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并且，在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展重点也有差别，其影响因素多样。
我国学者对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立足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关注乡村旅游产品质量提升。这一阶段有关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乡村旅游发展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献。学者们认识到乡村旅游产品质量低已成为制约乡村旅游深入发展的问题（王兵等，2006）
，针对我国乡村旅游满足较低层次需求、旅游产品存在同质化、效益不高的问题，提出科学认识乡村旅游中的供需矛盾（杜江等，1999）
，开发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品，带动和引导国内市场需求向高层次发展（王兵，1999）
，通过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加快产品创新（周玲强等，2004）
，要改进土地政策，推进“产业链本地化”和“经营者共生化”（邹统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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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立足产业转型，关注乡村旅游发展质量提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到新阶段，为适应转型变化的新发展阶段，乡村旅游发展重在质量建设（汪宇明，2011）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提出，不仅是乡村旅游自身发展的考虑，也是我国社会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马波，等，2012）。
吴必虎等（2007）从产品、营销和市场拓展三方面提出针对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升级建议和设想。
杨振之（2011）指出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互动能有效增长产业链条，增加产业边际效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新兴产业、边缘化产业的诞生。
杨阿莉（2011）基于产业融合视角，认为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休闲农业，是乡村旅游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能促使乡村旅游优化升级。
李莺莉等（2015）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指出生态化转型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此外，郑耀星等（2013）
、王涌涛（2016）
从生态文明视角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问题，认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应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进行。然而，国内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仍需加强，需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作用机理、跨学科研究（田里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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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立足供给侧改革，关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提质增效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契合消费者精神需求的旅游产品，有助于实现整个产业提质增效、供需平衡的目标（程建明，2017）
。陈丽军（2016）分析了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制约因素：个体户为主的经营方式阻碍了乡村旅游做大做强、产品同质化竞争削弱了乡村旅游竞争力、专业化人才的匮乏制约着乡村旅游品质提高，并从动力机制、经营规模、内涵建设、管理方式、服务水平五个方面提出我国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具体途径。
毛峰（2016）认为应从生产要素、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环境四个方面进行深化改革，以有效进行产品优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张香菊（2016）通过全境化打造和全方位服务为改革打造“硬”条件、营造“软”环境，以全要素投入、全民共创共赢和全产业融合解决乡村旅游供给侧存在的要素结构问题、产品结构问题和产业结构问题，通过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和方式为贵州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可行路径。
此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基于乡村振兴的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程丛喜，等，2018）。
就贵州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而言，学者们更多的是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现状——问题——对策的研究路径上，对贵州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研究成果较少。如汤婷婷（2015）指出贵州乡村旅游正在朝着集聚化、特色化、精细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范丽美、侯黔灵（2015）以西江苗寨为例，分析了贵州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徐刚（2014）基于旅游生命周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安顺天龙屯堡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所面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发展推动旅游尽快进入成熟期，并充分融入当地居民，协调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实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范波（2014）分析了贵州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对贵州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综上，国内对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旅游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产品质量到关注产业发展质量（转型升级）再到关注提质增效（供给侧改革）的过程。学者们阐述了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并针对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质量与效益问题，从生产要素、发展动力、产品业态、市场需求、经营主体、政府改革、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实现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途径。研究视角上，涵盖了产业融合、产业链、生态化、供给侧改革、循环经济等。学者们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多是针对具体案例点，要么是围绕某一旅游区（旅游景点）来展开，并针对案例点提出转型升级的对策，缺乏对普适性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系统研究。他们要么是围绕某一行政区域，如乡镇、县市、省；要么是类型，如民族村寨、城郊周边、景区周边等。由于已有的研究绝大多数并非直接以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为研究对象，而仅是研究内容涉及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因此，对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实现路径、制度设计、政策优化等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为欠缺，但前期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