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热点，是最具潜力与活力的旅游板块之一。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进入攻坚拔寨关键时期，乡村振兴蓄势待发。新时代乡村旅游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形态进入现代化时代的重要发展方式，乡村旅游发展质量与效益必将迎来新的蜕变。消费的升级推动乡村旅游向多元化发展，个性化休闲时代的到来促进乡村旅游产品进入创意化、精致化发展新阶段。对于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贵州，如何把握机遇，推动优势产业提质增效，以实现新时代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显得尤为重要。对贵州而言，发展乡村旅游既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渠道，又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路径选择。近年来，贵州坚持把乡村旅游发展作为老百姓增收致富，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各地依托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机遇，以“百区千村万户”乡村旅游扶贫工程为抓手，乡村旅游实现快速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已成为农村发展、农业转型以及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但乡村旅游带动脱贫不等于实现振兴，如何通过持续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融合有机衔接、持续培育农村发展动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研究的，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思路，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对新时代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对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已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本书的研究思路、框架等进行了阐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对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生产要素进行最优配置，以及通过生产技术的提升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旅游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促进产业规模的扩大、提升旅游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乡村旅游产业地位日益凸显，已成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域旅游的重要载体，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渠道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关乎贵州大扶贫、大生态战略目标，事关贵州农业供给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明显要超出农家乐形式，内容上不再是单纯的观光，而是包含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其具有游客感知的乡村性、吸引物的原生态性、产品开发的体验性、分布区域的多样性等特征。国外乡村旅游发展要早于国内，因此，在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上也先于国内。国外对乡村旅游“乡村性”关注度较高，强调乡村旅游的卖点和营销应以原真的乡村景观和民俗文化为基础，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注重乡村景观和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并且，在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展重点也有差别，其影响因素多样。我国学者对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立足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关注乡村旅游产品质量提升。这一阶段有关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乡村旅游发展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献。第二阶段，立足产业转型，关注乡村旅游发展质量提升。第三阶段，立足供给侧改革，关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学者们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多是针对具体案例点，要么是围绕某一旅游区（旅游景点）来展开，并针对案例点提出转型升级的对策，缺乏对普适性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系统研究。由于已有的研究绝大多数并非直接以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为研究对象，而仅是研究内容涉及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因此，对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实现路径、制度设计、政策优化等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为欠缺。

第二章：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内涵特征，分析了新时代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运行机制。

新时代提质增效的本质在于直面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平衡充分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乡村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中，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要以我国经济发展为本底和主要遵循。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直面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平衡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因此，新时代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必然也要立足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在保持乡村旅游适度规模发展的同时，不断优化结构，推动乡村旅游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内容创新，实现质量与效益提升，促进乡村旅游平衡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以乡村旅游稳定发展为前提，以乡村旅游结构优化为着力点，以乡村旅游质量效益提升为结果，以乡村旅游合理化和高度化为标志。新时代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内在动因在于人们美好生活需求所引致的旅游需求的变化、政府对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引导、激烈的乡村旅游市场竞争、乡村旅游目的地及乡村旅游各主体内在发展的追求。新时代乡村旅游提质增效通过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相互作用实现，其中内部机制由稳定发展、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等三个子系统构成，外部机制由经济社会状况反馈调节、市场需求导向、政府监督协调等机制构成。

第三章：回顾了贵州乡村旅游发展历程，归纳了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与典型模式。

贵州乡村旅游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回顾贵州乡村旅游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呈现出较为鲜明的阶段特征。（1）起步发展阶段（1978—2005）：伴随旅游业的发展，乡村旅游开始从贵阳及其他城市郊区农村、大景区周边逐步发展起来，带有典型的“自我开发”特点，乡村旅游带动不明显。（2）规范提升发展阶段（2006—2010）：政府加强对乡村旅游的规范和引导，出台了《贵州省乡村旅舍等级评定与管理》《贵州省旅游民族村寨设施与服务规范》《农家乐经营管理规范》等，乡村旅游规范化发展得到较大提升。（3）项目带动发展阶段（2011—2015）：在“五个 100 工程”和扶贫开发项目的带动下，乡村旅游取得全面发展，呈现出旅游开发主体多元化、旅游开发对象人本化的典型特点。（4）提质增效发展阶段（2016—）：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建设，乡村旅游步入提质增效发展阶段。经过近40 年的探索，贵州乡村旅游产品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复合型乡村旅游特色样板，探索出了市场带动型（桐梓县）、景区带动型（江口县）、资源开发型（雷山县）、融合发展型（湄潭县）和转型发展型（盘州市）等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其经验主要包括：领导重视，高位推进；规范引领，强化标准；示范带动，品牌培育；加大投入，项目带动。

第四章：系统分析了贵州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基础条件，包括旅游资源基础、旅游服务设施基础以及组织和政策保障基础。

贵州是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最有特色的省份之一，既有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又有历史悠久和极具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贵州省是名副其实的“山的王国”，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多样、组合性好，且具有明显的第二阶梯特征。贵州有着从未中断的人类文明和多元多彩的民族文化，被誉为“多彩贵州”“文化千岛”，山地文明特征突出。贵州旅游设施服务条件不断改善，为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奠定了建设的基础。在旅游交通方面，以民航、铁路（高铁）、高速公路为支撑的立体交通基本形成，旅游交通更为多元，“快旅慢游”体系加快覆盖，绿色交通悄然升起。贵州省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等旅游要素保障和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和完善以党委或政府“一把手”为组长的旅游发展和改革领导小组机制，形成各成员单位工作联动，共同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良好局面。在《贵州省全域山地旅游发展规划（2017—2025 年）》基础上，全面展开“1 ＋N”规划体系编制，推动旅游综合执法多方联动。国家和省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贵州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是推动贵州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重要依据和基础。

第五章：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两方面系统分析了新时代贵州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现实起点。

经过 40 年左右的发展，贵州省乡村旅游规模不断扩大、类型不断丰富、品质不断提升、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效益初步显现。贵州乡村旅游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类型从单一到多元，已成为贵州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点，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然而，必须充分认识到，贵州乡村旅游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效益上，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引致的旅游发展变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具体为：乡村旅游供给类型、供给质量与需求不匹配，乡村旅游市州、城县以及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旅游产业自身平衡发展不足，乡村旅游市场主体不强、产品质量不高，乡村旅游经济效益不高、社会生态效益有待提升等。

第六章：从发展动能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政策优化等三个方面，系统阐述新时代贵州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路径。

新时代贵州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实现路径必然要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立足于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条件，围绕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内外部运行机制，通过乡村旅游发展动能转换、乡村旅游发展方式转变和乡村旅游发展政策优化，来实现贵州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和结构优化，最终促进贵州乡村旅游平衡充分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乡村旅游需求，实现乡村旅游质量和效益提升。在乡村旅游发展动能转换方面，包括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单一动力转向综合动力；在乡村旅游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包括从点线发展转向全域发展、从单一发展转向多元融合、从分散粗放转向集约专业、从做大规模转向做优质量；在乡村旅游政策优化方面，包括从简单叠加转向协同发力、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