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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道论既有本体论的特色，又有宇宙生存论的特点，还有将体用论作为一种类比方法使用在道之“用”上，所有这些用法都体现了王安石“道之全”的思想。
王安石提出了“道之全”范畴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是体用之全，王安石说：“有无不能以并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
其次，就是从道之体来说，大道之本体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佛道二家在这方面是深有所见的，所以对它们也加以吸收利用。在《老子》中，王安石坦率地承认道家在本体论上要优于儒学，所以自我承担建立儒学之道之大全以便恢复到三代之时道之盛况的使命就被认为是崇高和神圣的。再次，道之用无处不在，所以所有的道之用才是全。从道之体用都必须全的角度，王安石对佛道思想和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广泛的吸收，从儒家的内圣外王相统一的立场以合于道义、理的原则建立他的哲学思想体系。
王安石在《答韩求仁书》中提出了自己的道论，他说：“语道之全，则无不在也，无不为也，学者所不能据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为德，德可据也。以德爱者为仁，仁譬则左也，义譬则右也。德以仁为主，故君子在仁义之间所当依者，仁而已。……韩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此为不知道德也。”
王安石在这里提到的韩愈这句话所在的原文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韩愈所说之道是虚位，就是说这个道德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容，可以为不同的人所借用。儒家也说道，道家也说道，释家也说道，所以说道是虚位，而仁义是儒家一家之言。王安石则以为道与仁义是无以异的。在这里，王安石调和了儒佛道在道之体上的差异性，以为各家都有合理的成分，有利于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在调和各家道之本体的基础上，王安石试图建立自己从道到仁义的儒学形而上学体系，将道和仁义用一以贯之之道贯穿起来。从韩愈和王安石有关对道与仁义的关系的论述比较来看，王安石试图涵容佛道之体来建立自己的道体的思想展露无遗。所以，从此角度看出，王安石也主张要从道之体来做到道之全。
在另一段文字中，王安石明确提出要吸收佛道有关道体的见解来建立儒学的本体论。王安石说：“道之不一久矣。……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
王安石在这里肯定了佛道对于“退藏于密，寂然不动”的道之体是“有见的”，所以，可以汲取和借鉴过来构建儒家的道之体。
对于道之不全久矣的不满，使得王安石要从用的层面多方面多角度地吸收佛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王安石对曾巩反对他读佛经不以为然，他说：“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读经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
对于为什么要获得全经的思想，王安石又说：“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
阐明了各家各有所长的道理，所以要放手大胆地吸取各家可用的思想。要得到全经就必须多方面阅读和汲取各家各派有用的思想资料。所以，王安石对诸子百家思想资料亦毫无偏见地加以吸收借鉴。先秦法家主张“天道尚变”，王安石吸取了这一进步的历史观。王安石说：“尚变者，天道也。”
“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回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王安石力图援法入儒，用儒家内圣外王的框架将王霸之道统一起来，强化了儒家相对于法家薄弱环节的外王一面。
王安石还汲取了杨朱墨翟之道中的“为己”与“为人”思想，纠正了孟子对于扬墨全盘否定的看法。王安石说：“杨子之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
对于王安石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不拘一格地吸收佛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为己用的治学态度，前辈早已给出了评价。邓广铭先生说：“王安石在‘道德性命之理’方面之所以能有超越前人的成就，主要还归功于他对佛老两家的学术和义理不存门户之见，凡其可以吸取之处，一律公开地而不是遮遮掩掩地加以吸取之故。”
漆侠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王安石可以说是最早的拿来主义者，宋学之所以取得蓬勃的发展，就在于大量摄取老庄佛道的思想，从而使其更加丰富、更加绚丽多彩的。王安石立足‘惟理之求’的立场上，敢于公然宣布自己的拿来主义，推动了宋学的发展；而吸收禅宗和道教的理学诸派，对此却讳莫如深，不敢面对事实，迫使理学陷入故步自封的境地，只有枯萎凋谢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