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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的分期，有人主张三分法，如学者杨天保；有人主张二分法，如学者肖永明。杨天保将王安石学术分为三个阶段：即原生形态的金陵王学，是对王安石入京拜相前的学术而言；第二个阶段是官学化形态的荆公新学，指的是王安石在变法时期的学术；第三个阶段是晚年演化形态。
杨天保之所以将王安石学术分为三个形态，是基于王安石学术史的分期而言，同时对学界中王安石学术的研究笼统地用“荆公新学”来指称王安石的全部学术提出批评。以为这个名称只是指王安石的官学化形态，以此涵盖王安石其他时期的学术不仅不准确，还从侧面反映出学界偏重王安石官学化形态的研究，从而指出了学界对王安石学术研究的不足。
肖永明将王安石的学术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他说：“荊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兴起的儒家学派。其发展明显可以划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理论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早期新学围绕重振儒学纲常、挽救价值失落的主题，重视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究。后期新学的理论重心则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
我们通读肖永明先生的文章后，发现他也在文章结尾部分谈到了王安石晚年的学术，因而他所说的王安石学术分期的两个阶段不包括王安石晚年的学术思想，如果将王安石的晚年也算做一个阶段，则也是三个阶段。因此，这两位学者对王安石学术的二分法与三分法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肖永明先生更加突出了王安石早期的学术和变法期间的学术在其学术中的重要地位。肖永明先生认为王安石后期的“理论重心则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王安石在《三经新义》中的确有为变法的具体政策和策略寻求理论依据的一面，如在《周礼》中寻求出青苗法、保甲法和免役法的依据。
但是王安石除掉寻求政策的根据以外，在经典的训释中，这种为改革提供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不仅仅是寻求出表面上先圣先贤曾经这样做过或者说过，更多或更普遍的是寻求一种义理上或者道德性命上的内在根据。所以我们认为王安石即使在变法期间所训释的《三经新义》主要也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指导的，而不全是为变法寻求经典依据，其学术价值也是很显著的。
从《三经新义》哲学思想研究紧密的关联可见，即使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有着明显的几个阶段的分期，但是他的学术思想还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王安石在前期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内圣外王并重，而内圣是外王基础的哲学思想终其生都没有改变。虽然如此，王安石的解经方式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由于《字说》的思维方式引起的。这种变化遂产生了王安石解经穿凿的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