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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了王安石学术地位及其与宋学、理学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对宋学、道学及理学有一个清晰的界说。什么是宋学？宋学的产生是在儒学衰退的背景下，儒家知识分子振兴儒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儒学新形式。这种形式的儒学不仅是内外影响的结果，而且也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经过长期斗争互相影响的产物。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在反对汉学的解经方式中逐步形成的。周予同先生对汉学与宋学做了具体的区分。他说：“第一，学术范围不同。汉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学、史料学，很少的学者达到哲学高度。宋学是道德学、伦理学……谈论正心诚意，发展成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哲学。他们之间互相争正统，争道统，想做孔子的嫡传者。第二，研究的方法不同。汉学家大体上采用归纳法，根据许多资料得出结论……宋学家一般采用演绎法，从一个思想产生各种说法。……第三，学术效能不同。汉学家比较功利，想要发挥社会作用。宋学家偏于玄想，企图在根本问题上加以解决。前者骂后者‘不切实用’，后者称前者是‘无本之学’。第四，学术重点不同。汉学的重点是五经，后来演化成九经、十三经等。宋学的重点在‘四书’……”
从周予同先生对汉宋学的比较中，更能看出宋学的治学特点。在这四点比较中，笔者认为第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宋学与汉学的根本差异，其他几点均可从这一点引申出来。邓广铭先生以为：“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流，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
所以，概括地说，宋学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经过长时期互相交流、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一个产物。宋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偏重义理的发挥和心性上的修养，并且坚持了儒家经世致用的原则。理学则是由程颐所开创的那个学派，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南宋晚期和元明清一直占据官方哲学的宝座。这个程朱理学所开创的学派是指狭义上的理学，广义上的理学还包括陆王为代表的心学。而狭义上的理学又称为道学。
在上面讨论宋学、理学等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在宋代学术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各派的关系。邓广铭先生以为王安石的学术在宋学中占有“高踞首位”的地位。他说：“如上所说，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义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由于他曾一度得君当政，他的学术思想在士大夫间所产生的影响，终北宋一代也同样无人与之相比。……再概括一下：王安石援诸子百家学说中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特别是援佛老两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这就使得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大为丰富和充实，从而也就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佛道两家以上。因此，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看，王安石应为北宋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
从王安石的学术在北宋的影响来看，邓先生的这个定位是非常恰如其分的。方健先生给北宋学派重新排定座次，他说：“王学”应“置于‘庐陵学案’之后，而‘高平学案’也应列于‘安定学案’之前而冠于卷首。”
这些看法可谓是接续钱穆先生的观点而来，钱穆先生以为王安石“是初期宋学一员压阵大将，而中期宋学亦已接踵开始了”
。
侯外庐先生认为“王学”是“新儒学”的先锋，
是汉学走向宋学的标志。陈植锷先生也认为王安石在性理之学上取得的成就，使得宋学中的义理之学过渡到了性理之学。
其次，在经学领域，学者们以为《三经新义》的颁布，作为士子们晋升的阶梯，具有了广泛的影响。汉唐的解经方式基本上为义理的解经方式所取代。
以上的论述表明，王安石对宋学的性理之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和在以经典阐发义理为主的解经方式最终取代章句训诂为主的解经方式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所以，王安石对宋学思潮具有开一代新风的作用。从王安石在北宋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来看，王安石在北宋思想界的确占据首位的位置。
对于王学与宋明理学及道学的关系，在前面对这些概念界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这些关系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学者金春峰以为：“理学作为一个思潮，内部包括各种倾向、观点和成分，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如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等等，但尽管如此，这些派别总的特征和精神都又是同属于理学的。”
在这里，金春峰先生将理学的概念当作宋学的概念来使用，它包括王安石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很显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说王安石的新学是理学的先导
也不为过。但是，在大家都将理学理解为主要是指程朱理学的前提下，我们如果再说王学是理学的先导，容易引起误解。金先生主要是从“理学”之“理”来裁定王学也为理学，这是宋学的共同特点，但是这种看法可能改变大家都认可的概念的意义。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是心学的先驱，例如贺麟就是这样看待的，他说：“（王安石的哲学）由建立自我，以自我之内心所是随机应变为准则，而反对权威，反对泥古，注重随时，权变革新，以作自由解放及变法维新的根本。……‘唯其迹与圣人不同，是以同也’一语，指出不同的言行事迹正所以实现同一的道，不唯洞见一与多的真正关系，而且对泥古拘迹者揭示其弊害，加以有力的排斥，并提供变法革新以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由建立自我，求心同不求迹同的心学，而发挥出自由革新的精神的地方，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少见的卓识，而为陆王思想中所特有的色彩。”
王安石的最高哲学范畴是道，道为衡量是非的最高标准。但是怎样认识道，王安石以为要靠我们的心去认识、去体悟。王安石认为符合理义的标准的行为就是符合道的，也就是正确的，而义理的内容又不完全等于五常。这与程颐他们所主张的五常为道就很不一样，因为五常是封建伦理规范，是不可以凭一己之理义来判断事物之是非的，只能按照五常的标准来判断。所以，王安石以心来判断是否合乎理义将主体之见解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这也就是贺麟所说的“建立自我”。只有建立自我，才能发挥主体对理义的判断功能。所以，认为王安石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是针对王安石以心为确认道义的标准而言的，认为王安石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是针对王安石是以道为衡量外物的标准而言的，但是这个标准最后还要落实到心上才能加以确定。所以我们认为王安石在哲学思想的倾向上更主要地表现为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考察，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的确有心学的色彩，可以说是心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