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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世系，源远流长。据江志伊《新修金鳌江氏宗谱序》
，江氏源出颛帝玄孙伯益子玄仲，传十七世至贞公，居济阳，是为济阳江氏始祖。六十世至玄公，居临淄，为临淄派。七十一世至革公，官谏议大夫，《济阳宗谱》宗为一世祖。传十六世，至淹公，封醴陵侯，为陈留派。淹公第三子荃移居宣城，为宣城派。二十世至韶公，由宣城迁旌德，卜居金鳌山麓，为金鳌派江氏始祖。以上谱系梳理，尤其是始祖追溯，多有附会之词，不可尽信。然自韶公以来，家业兴旺，俨然已成当地望族，江冲《歙北丰瑞里族谱序》云：“至二十世祖韶公，器局不凡，识量过人，常以世居繁杂，见金鳌山水秀异，八景呈祥，遂卜居之，名其地曰江村。自是人和俗美，英俊叠生，甲第盈门，遂为旌邑首族。”
且其后子孙繁衍，厘然可考，“韶公三子，长知敬，五世孙烈，迁泾县丰乐乡。三知节，四世孙悬卿迁歙县、海宁。次知德，孙绪公三子，长执中，子全铭，唐太和中，中明经科，官侍御史。全铭公次子天驎，传曾孙从义、从厚、从政。次执义，孙天常，怀宁主簿，有善政，传曾孙从简、从龙”
。从政公生子六，五为彦璋，江藩即出于彦璋一脉，列五十八世。自五十三世以来之繁衍，择与江藩关系密切者，列表如下
：
江藩祖父名日宙，从安徽旌德移居扬州，著籍甘泉。
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在扬州小东门附近的多子街开设有天瑞堂药肆，即是“旌德江氏生业”
。甘泉是清代扬州府治的属县之一，而清代中叶的扬州，则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由于有着便利的交通，又是全国的盐务重心，扬州的经济极为发达，扬州的盐商更是富甲天下。加之扬州又不是地区的政治中心，与南京、苏州等治地相比，受到的政治控制要来得薄弱。因而，在这样政治环境宽松、经济条件优越的扬州，富商巨贾每每以交结名流、资助出书为乐，名公巨卿如卢见曾等也以振兴书院、刊刻经籍、诗酒唱和、主盟风会为务，使得这一时期扬州的文化得到了极大的繁荣，诚如江都人薛寿所说：“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
这种地域环境，对江藩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尽管江藩少长于吴门，传惠氏之学，但他后来常年居住于甘泉，得与汪中、焦循、阮元等交游切磋，这对江藩学术成就的影响不容低估。
江藩本出生于商贾之家。祖上所从事的是药材生意，开设药铺兼行医治病。扬州多子街天瑞堂药肆即是其中之一。然自江藩父亲起栋开始，逐渐弃商业儒，研读诗书，并与饱学之士如薛起凤、汪元亮、余萧客、江声等相交游。值得注意的是，藩父起栋学佛有年，明于去来，对江藩影响颇深。受其父影响，江藩幼年即喜欢诵经，起栋诲之曰：“佛教大指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功有序矣。徒以童心，悦其文词，知见未真，必多疑语。盍读儒书，究世法，以为之基，然后从文字般若入实相般若乎！”
又尝曰：“儒自为儒，佛自为佛，何必比而同之？学儒、学佛，亦视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谈禅，略其迹而存其真，斯可矣。必曰佛、儒一本，亦高明之弊也。”
援佛入儒的程在仁曾下榻江藩家，乐与江起栋谈论，自悲身世不偶，多愤激之言。起栋曰：“传有之，‘富贵在天’，虽一衿，亦有定数。子学儒、学佛，十有余年，胸中尚不能消‘秀才’二字，学道何为！”在仁退而告江藩曰：“闻丈言，醍醐灌我顶矣。”
职此之故，江藩自幼谨守庭训，少读儒书，不敢辟佛，亦不敢佞佛。后来，江藩曾从以儒证佛、以佛证儒的薛起凤、汪缙学，与方外之人如淡上人、玉上人等也有交往唱和，如《游天平山次苏子美韵赠淡上人》一诗云：“执儒又执佛，我势若骑虎。”又《玉上人云寺内鸣钟声闻在此闻声在彼是现在声是虚空声请下一转语为述二十八字》曰：“罗筏城中无有我，毗卢门里住千人。钟声只在阿难耳，耳本无尘岂有音。”可见，江藩固然以专研儒学为主，于佛学亦有一定修养。故而江藩有“人之所以学佛者，为了生死耳。闭户参究，回光返照，即可以了矣，何事仆仆道路为？亦可谓疲于津梁矣”之论，又能对儒生与佛学之关系作出如下精辟论述：“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混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至儒、佛之分，在毫厘之间，若暗中分五色，饮水辨淄渑，其理至微，学者贵自得之，岂可以口舌争乎！自象山之学兴，慈湖之言，近于禅矣；姚江之学继起，折而入于佛者，不可更仆数矣。然尚自讳其学，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禅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禅行也。’如沈、史诸君子是已。至明之赵大洲，始以儒证佛，以佛证儒，如香闻师诸先生是已。间尝考之，后人皆曰：援儒入佛，始于杨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后际断，纯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于慈湖，始于伯子矣。”
其中，指出援儒入佛不始于慈湖而始于程颢，可谓有识之论。而江藩所撰《正信录序》
，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江氏通达佛理，兼容儒释的特质。更有甚者，即便是在一些唱和文字中，江藩也能信手拈来，融释无间，如《和汪大墨庄焚香二首》：
木叶烧残火色昏，诸华香散到儒门。通灵鼻观无生灭，更向曹溪问水源。
城南松柏北邙坟，来往新人底事勤。鸭舌兽炉经一卷，唱叉业海自然闻。
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藩父起栋三十五岁时，移家吴县。五年之后，江藩出生，遂长于吴门。
十二岁时，江藩从薛起凤受句读，起凤谕以涵养工夫。某天，江藩忽然叱责仆人，起凤婉言开导说：“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先，汝如此气质，尚能读书乎！况彼亦人子也，为汝役者，逼于饥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诃责耶？”又尝从汪缙游，汪氏以自身的实践告之曰：“吾于儒、佛书，有一字一句悟之十余年始通者。读《二录》《三录》，当通其可通者，不可强通其不可通者。”《二录》《三录》，乃汪氏所著儒、佛互证之书。当时游学时的情形，江藩有《过爱庐师》一诗纪之：“阊门喧早市，衣葛夏初天。童子知迎客，幽人欲问禅。全芳供杂佩，新竹当疏帘。堂静生虚白，虚中复有边。”这些有关涵养的训导、读书方法的传授，对年幼的江藩来说，无疑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十五岁的时候，江藩从吴县余萧客游，始知风雅之旨。《乙丙集》即作于是年。在余萧客的指导下，江藩上窥汉、魏、六朝，下逮李唐、赵宋，“虽不能入天厨、窃禁脔，而钟嵘之品、皎然之式，亦三折肱而思过半矣”（《乙丙集自序》）。如江藩呈余萧客的《谷董羹》一诗：“蓬窗雨雪声疏密，苦菜生园吾未贫。寒夜投醪若下酒，春天杂煮洞庭莼。佳名传自罗浮老，好句还思陆道人。谷董羹香旧乡景，盘餐市远味艰新。”与其后的成熟之作如《春日杂兴》（春日身如不系舟）等相比，虽不免稚嫩，然措辞、用典、意境等方面仍有可取之处。在此后的十一年中，江藩共作诗800首，于乾隆丙午年去萧取艾，得一百二十八首，厘为二卷，名曰《乙丙集》。余萧客兼擅经义、诗古文词，曾将修补《古经解钩沉》一事托付江藩：“（藩）闻之先生曰：‘《钩沉》一书，汉、晋、唐三代经注之亡者，本欲尽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虚损症，危若朝露，急欲成书，乃取旧稿录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经籍之幸也。’”
可惜江藩自心丧之后，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饥寒切体，而不能专心从事编辑，“叹治生之难，蹈不习之罪，有负师训，能不悲哉！”
藩年十六，即受知于朱筠。朱氏性爱山水，喜好吟咏，每酒阑灯灺时，辄劝藩曰：“吾侪当以乐死，功名利钝何足介意哉！”此种鄙薄功名利禄的思想，对江藩有一定影响。日后，他尽管多次应考不中，仍能坦然面对，且优游山水、广交友朋，不以仕途、家计为意。譬如，他作有《古风》一诗，其中有句云，“嗟乎羊叔子，不如铜雀妓，富贵于我如浮云。”又譬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洪亮吉、黄景仁流寓日下，贫不能归，江藩与之共饮于天桥酒肆。遇武亿，遂招之入席。喝了数盏之后，武亿忽然环视左右，哭声大作，楼中其他饮酒的人多骇而散去。江藩问武亿为何如此，答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则则寥落不偶。一动念，不觉涕泣随之矣。”江藩戏称其为“今日之唐衢”
。后来，朱筠去世以后，江藩每每忆及交游时的情状，还时常情不自禁地深切缅怀，如《栢因轩有梅一株倚墙而生今年春笥河夫子探梅见此婆娑树本以竹杖去其枝头蛛网谓藩曰何其古也十一月二十六日与墨庄约明年春宿还元阁作众香国主人谈及此事而先生已归道山矣唏嘘久之泫然泣下感而作此》一诗，其中有句云，“横杖枝头拨蛛网，美人恐与风尘涴。玉堂神仙今羽化，灞桥驴背谁人跨。催花风去败花雨，梅为谁开为谁罢”，可见其无限哀思。
十七岁时，余萧客殁。余氏为文典博古茂，所作无多，江藩将之编次为集，得二十余篇藏焉。自萧客殁后，江藩泛滥诸子，如涉大海，茫无涯涘。江声（号艮庭）教之读“七经”“三史”及许氏《说文》，乃从其受惠氏《易》。读书有疑义，质之艮庭，指画口授，每至漏四下，犹讲论不已。
十八岁时，江藩承江艮庭先生之学，著《尔雅正字》。
是书以《说文》为指归，《说文》所无之字，或考定正文，或旁通假借，不妄改字画。王鸣盛见此书后，倍加称赏，称好学深思之士惟江藩、李赓芸及费士玑三人而已，并告之邵晋涵作疏有年，可俟其书出再加订正。
也就在这一年，朱筼看到江藩的诗作，嘱张居寿为介绍，引为忘年交。朱筼特立独行，所作诗文皆根底经史，曾以“读书惟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富贵如浮云耳”教诲张居寿等弟子。因有着如此特殊的交谊，江藩在嘉庆十三年三月既望为之撰《墓表》，有“处士之韬耀绝机、含和隐璞，藩知之最深”云云。其弟子张居寿性刚烈，疾恶如仇，嗜酒落拓，学诗于朱筼，所作五言诗曾得到袁枚的延誉。后居寿殁，诗稿散佚无存，江藩因录其唱和投赠之作为一册，并作《张旧山诗集序》，收于《炳烛室杂文》中。
这一时期，江藩受业于吴门，余萧客、江声都是惠栋的得意门生，江藩因此得传惠氏之学。其后，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的序言中追溯道：“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又在《宋学渊源记》一书的序言中征引红豆山房半农人的手书楹帖“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以针砭汉学家一味地痛诋宋学，不事躬行，并宣称作此《记》“实本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惠栋深于《易》学，撰有《周易述》二十卷，专宗虞翻，参以荀爽、郑玄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得使《易》汉学粲然复章，惜未竟而卒，缺自鼎及未济十五卦和《序卦》《杂卦》二传，江藩承受其学而撰《周易述补》四卷，“方之惠书，殆有过之，无不及也”
。
自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即江藩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间，江藩往来于苏州、扬州两地，广泛结交友朋。诸如扬州名儒汪中、阮元、焦循、凌廷堪等皆与定交，时相过从，谈经论史，诗酒唱和，学问得以大进。
江藩二十岁这年春天，从朱文游处借得汲古阁影宋抄《九僧诗》，至二十二岁阅读从扬州书肆中购得的《群贤小集》时，才知《九僧诗》乃《圣宋高僧诗选》的前集。同一年，江藩与汪中定交，日相过从，成为亲密的学侣。汪中尝谓江藩曰：“予于学无所不窥，而独不能明《九章》之术。近日患怔忡，一构思则君火动而头目晕眩矣。子年富力强，何不为此绝学？”并以梅文鼎历算之书相赠。藩遂知志位布策。后又与算学名家谢野臣之子身灌交，获读毛乾乾之遗书，逐渐通晓历算之学，从其所作《天地定位节为纳甲之法解》《释椭序》等文中可见一斑。在《国朝汉学师承受记》一书中，还生动记载了徐复因羞于不通算法而发奋图之，并时常向江藩请益，终于算学大进的事例：“甲寅（1794）省试，与友人江都黄君承吉同寓，黄君诘以《九章》算法，不能答，以为耻，典衣购算书归。时君携妇入城，与藩所赁之屋衡宇相望，薄暮时，即执算书一册来相质问，未及一年，弧三角之正弧、垂弧、次形、矢较诸法，皆能言其所以然矣。”
汪中七岁而孤，一生坎坷，曾撰《自序》一文，以其悲惨境遇比之刘孝标。江藩因遭遇相似，极表同情，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为汪中作传时，不录其享有盛誉的《广陵对》《哀盐船文》等妙文佳作，而全文移录《自序》一文，可见其良苦用心，尤其是江藩在《自序》文后所发的一段感慨，更是夫子自道：“藩自遭家难后，十口之家，无一金之产；迹类浮屠，钵盂求食；睥睨纨绔，儒冠误身；门衰祚薄，养侄为儿；耳热酒酣，长歌当哭。嗟呼！刘子之过，酷于敬通；容甫之阨，甚于孝标。以藩较之，岂知九渊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胜于尝胆哉！”
汪中有子名喜孙，“能读父书，长于考据”，与江藩交谊亦深。汪喜孙十六岁时，即以《许浦都统司砖考》见赏于江藩。当《国朝汉学师承记》撰成之后，江藩即问跋于喜孙。在作于嘉庆十七年的跋文中，汪喜孙亦对该书赞誉有加，“异时采之柱下，传之其人，先生名山之业，固当附此不朽”，并自言“奉手受教，服膺有年”于江藩。此外，在江藩去世后，喜孙还校录江氏遗书。而当喜孙为其曾曾祖父汪镐京向江藩乞墓志文时，藩也慨然应允，挥毫成《汪先生墓表》一文。
其间，江藩与高邮李惇结交。有一次，李惇往江阴，留宿藩家，一起燃烛豪饮，议论史事。李惇朗诵史文，往往达旦。第二天，江藩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误。当时江藩年少气盛，好诋诃古人。李惇从容劝道：“王子雍有过人之资，若不作《圣证论》攻康成，岂非淳儒哉！”过不多久，又说：“若夫佛氏轮回因果之说，浅人援儒入墨之论，不可不辨，子车氏所谓‘正人心，息邪说’，苟不力辟之，是无是非之心矣。”对于这些规劝的言论，江藩记忆深刻，且铭感于心。后来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江藩还一再感叹：“自君（李惇）谢世之后，二十余年，藩坎坷日甚，而性情益戾，不闻规过之言，徒增放诞之行，可悲也夫！”
江藩又与阮元同学交善。嘉庆二十三年，阮元在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撰序文中指出：“元幼与君同里同学，窃闻论说三十年余年”。两人切磋经史，志趣相投，阮元曾对此有生动记载：“江君未弱冠，读书已万卷。百家无不收，岂徒集坟典。欸识列尊彝，石墨堆碑版。我年幼于君，获与君友善。谈经析郑注，问字及许篆。书窠小东门，出城路不转。时从书窠坐，左右任披展。”
江藩也作有《与阮侍郎书》，就阮元所撰《墓表》提出商讨意见，认为古人居丧不文，墓表不当自为之，并提出“墓表不可建于下圹之时，当立于礼祭之后”，另有《书阮云台尚书性命古训后》一文，对阮元所撰《性命古训》大加推崇，以为“功不在禹下”。江藩的学问及人品，同样得到了阮元的推许，赞之以“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经，折衷两汉”，“淹贯经史，博通群籍，旁及九流二氏之书，无不综览。所为诗古文辞，豪迈雄俊，卓然可观……所著《周易述补》《尔雅正字》诸书，皆有发明。为人权奇倜傥，能走马夺槊。豪饮好客，至贫其家。遍游齐、晋、燕、赵、闽、粤、江、浙。王韩城师极重之”
，并以为修纂《大清经解》，能总其事、审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学友唯江藩与顾广圻二三人
。故而，当阮元显达之后，仍不忘故友，馆江藩于幕府修书讲学，并馈以厚金。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等著述，多赖阮元之力才得以刊行。惜江藩不善治生，又轻财傲物，散其家产结纳友朋，故阮元称其“随手挥霍，虽有陆贾装无益也”，终至穷困一生。
二十四岁时，在扬州，经汪中介绍，江藩与凌廷堪定交，凌氏为作《周易述补叙》，赞誉有加。江藩不仅经学专门，史学也颇为精湛，凌氏曾在《与张生其锦书》中推许江藩于史学“融洽条贯，相与纵谈古今，同时朋好，莫与为敌”。江藩三十三岁时，在京师与凌廷堪、王堉时讲求象纬之学。后来，在嘉庆十七年江藩五十二岁的时候，为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作序，称相交垂三十年，论乐会意，执礼析疑，有“同声相应”之乐。
二十六七岁间，江藩父秋庄公、母吴孺人先后辞世，归葬扬州。此间又频遭丧荒，江藩以所聚书易米，书仓为之一空，遂作《书窠图》以寓感，一时耆宿题咏殆遍。此间的窘况，在江藩所作《乙丙集自序》中有生动的描述：“丙午岁大饥，日唯一饘粥。贫居无事，发八百首读之，吟哦之声与饥肠雷鸣声相断续。”
以书易米，实出无奈，可谓是读书人的悲哀，其遗恨可想而知，后来江藩为秦敦夫作《石研斋书目序》时还表现出耿耿于怀：“藩昔年聚书，与太史相埒，乾隆乙巳、丙子间频遭丧荒，以之易米，书仓一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复何恨？然师丹未老，强半遗忘，所弃秘籍至有不能举其名者，惜未编目录以志之也。”
二十七岁时，江藩与焦循订交。二人常有书信往来，切磋学问，相得益彰。是年江藩自西湖归扬，接焦循手书，即致函焦氏，讨论阮元主编《经籍籑诂》事，并言八月必为豫章之行。后遂客游江西，在谢启昆处，交胡虔。时江藩又有致阮元、朱锡庚书，请焦氏代寄进京。是年冬，江藩偕叶英访焦循。江藩获睹焦氏《毛诗物名释》，阅三月而读竟，遂题序其上。二十八岁时，江藩请焦循摘录《御览》旧注。三十二岁时，江藩致书焦循，言及撰《春秋解诂》一书，并向焦氏请教年根置闰之捷法。焦氏有《答江子屏论春秋历法书》《答江郑堂书》等，释江藩之疑。三十六七岁时，江藩与焦循一度因谗言而产生误会。江藩多次致函焦循，语带责备；焦氏遂复信解释，消弭嫌隙。三十八岁时，江藩应焦循之请，作《释椭序》，“书椭圆缘起，为读是篇者之先导”。焦循乃扬州通儒，江藩知之甚深，在成书于嘉庆十六年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对焦氏作有中肯而精确的评价，称其“声音、训诂、天文、历算，无所不精。淡于仕进，闭户著书，五经皆有撰述”
。后焦循《雕菰楼集》卷首之《纪略》亦载录江氏此文。江、焦二人皆以淹博经史为学界所推，时有“二堂”之目。厥后又称“江焦黄李”，谓黄承吉、李钟泗。江藩三十岁时即与黄承吉结交，往还甚密。三十六岁时，江藩应黄承吉之请，为其亨年室撰铭，称其“于学靡不讲贯，尤精于汉儒之说”，于《周礼》《毛诗》皆有撰述。黄承吉《梦陔堂文集》《梦陔堂诗集》中也多有寄赠江藩的文字，如《观汉学师承记怀江郑堂粤东》一诗，称赞江氏“梦寐康成志矻矻，渊源红豆膺拳拳。不忘数典创斯作，直凭一线垂仔肩。茫茫绝业望千载，一堂恍接逵与虔”
，又如《江郑堂象赞》一文，谓江氏“千秋一师，源穷派通”，堪称推崇有加。当江藩去世数月之后，黄承吉又有缅怀之作《江郑堂没已数月秋窗坐忆恻然成诗》，诗中追忆了江藩对其学业上的指导和帮助，既引导其注重研究经义，“古来善读书，读横不读竖。要在研精微，能使经义著。记诵非可师，经师有先路”，又在六书、历算、金石、传注等方面广加开示，黄氏因而感叹道，“我行虽未逮，非君莫假步”，并发出了“叹逝益思哀，滔滔水空度”的无尽哀思。李钟泗则治经深于《左传》，撰《规规过》一书，焦循赞为精妙详博，曾从江藩问《丧礼》，往复问难，能发人所未发。
二十八九岁时，江藩客江西布政使王昶官署，时与王昶、翁方纲等雅集。江藩从王昶游，垂三十年，论学谈艺，多蒙鉴许。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中，江藩称许王昶“天资过人，于学无所不窥，尤邃于《易》。诗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参以韩、柳；古文则以韩、柳之笔，发服、郑之蕴。功业文章，炳著当代”
。王昶曾以文学受到乾隆帝的特达之知，喜好结交友朋，诗酒唱和，主持风会多年，著有《春融堂诗文集》六十八卷、《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等，未竟之书则有《群经揭橥》《五代史注》，江藩在《寄呈述庵夫子》（二首）中，对此做了生动的反映：
风雨萧萧到水乡，先生爱客胜圭璋。图书情思尊周孔，金石文章数汉唐。十国世家搜典故，两川征战记农桑。徐君空读春秋例，但继欧公论灭亡。
经训堂中秋色老，山光摇落泖湖前。草生南国萧萧画，人住东方点点烟。两汉学行三十载，六书艺绝一千年。道高大力持风雅，红豆分枝火独然。
王昶曾因袁枚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乃痛加诋毁，比之轻清魔。王氏提唱风雅，以三唐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负贩之人，能用韵不失拈者皆在门下。嘉庆四年，时年三十九岁的江藩从京师南还，至武林，拜谒王昶于万松书院，从容言曰：“明时湛甘泉，富商大贾多从之讲学，识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争立门户，而门下士皆不通经史，粗知文义者，一经盼饰，自命通儒，何补于人心学术哉！且昔年先生谓笥河师太邱道广，藩谓今日殆有甚焉！”
王昶无言以对。是时，依草附木之辈，闻江藩言大怒，造谤语构怨，几削著录之籍，然江藩不顾也。藩又尝作《河赋》，豪迈雄俊，论者谓可与木玄虚《海赋》、郭景纯《江赋》并传，王昶跋云，“本《汉书》《水经》以立言，故晋、魏后置莫论也，醇厚斑驳亦似邹、枚”
，评价颇为中肯。
三十岁时，江藩为师长吴兆松作《廪膳生吴君墓表》。兆松字苍虬，其子名梦熊，字曰达，与江藩有尹、班之雅。每见苍虬，江藩执弟子礼，尝闻兆松诲曰：“读书当融释，讲学在缜密；不读书无入德之门，不讲学无自得之乐。”
在《墓表》中，江藩盛赞兆松能明辨是非，不惑于王艮之徒的乱道之言，可称真儒。
自江藩三十一岁直到六十五岁退居里门，江藩主要过着游幕的生活。先是，江藩见赏于王昶，后又受王杰相国器重，馆其府邸十余年，继而又长期入阮元幕府，应聘讲学、修书。这种游幕生活，使其声名更著，学术著作的刊刻也有了便利条件，生活状况也有所改善，惜其轻财傲物，随意挥霍，散其钱财周济友朋，又以丰厚馆金尽易端溪石砚，终至穷困而归。
三十一岁时，江藩得同乡好友阮元之荐，馆于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王杰府邸。江藩颇得王杰器重，先后馆其府邸达十余年。期间，江藩尝协助王杰编纂《御制诗五集》，备查列《御制诗》注之事。
复与王杰子堉时、凌廷堪讲求象纬之学。嘉庆八年，王杰乞休归里，同僚留别唱和，为艺林盛事，江藩后来将唱和之作编辑为《祖帐集》二卷
，由粤东省城西湖街正文堂承刻，卷末有江藩跋文云：“文端公（王杰）予告归里，同官公饯于翰林院，公赋诗二章留别，一时和者几及百人，亦一代词林之掌故也。道光四年夏四月，更叔观察（文端叔子，名堉时）摄两广盐铁都转事，出稿命藩编次。今以和韵诗为上卷，送行诗为下卷，公之原唱见遗集中，兹不复录。门下士甘泉江藩纪。”江藩另编有王氏《赐杖集》二卷、《王氏经说》六卷等。
江藩馆王杰府第时，与洪亮吉交。时洪亮吉充石经收掌详覆官，手定条例，嘱藩呈总裁王杰，王杰是其说。彭元瑞主其事，以为不然，王杰不能与之争。后元瑞自作凡例，王杰命藩勘定，驳其秕谬者数十条。元瑞遂大怒，谓藩与洪氏互相标榜。江藩为此感叹“直道之不行也久矣”。嘉庆十一年，时年四十六的江藩遇洪亮吉于宣城，论《说文解字》“五龙六甲”之说及“冕”“旒”字，不合。洪氏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讹舛。洪氏龂龂强辩。藩比之为梁武之护前，洪氏遂愠怒形于色。因谈次偶及舆县，洪氏认为在江都，江藩则据《文选》注赤岸山之证，以为当在六合。藩又谓《太平寰宇记》邓艾石鳖城、白水陂之事，不见于史而已，并未言无此事。洪氏忽寓书于藩，谓舆县实在江都；而邓艾事，乐史本之《元和郡县志》，不可疑为无此事。洒洒千言，反复论辩。藩未答一字，恐激洪氏之怒，岂知益增其怒，遂不复相见。
后来，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对此事详加记载，并颇感遗憾：“今作君传，潸然泪下，自悔卤莽，致伤友道，能不悲哉！”洪亮吉则在《北江诗话》中称江藩《过毕弇山宫保墓道》诗曰“公本爱才勤说项，我因自好未依刘”，亦隐然自具身份，并云识江藩已二十年，惜其为饥寒所迫，学不能进。
三十五岁，江藩至金陵应布政司试，未中。与同人集小西湖。汪廷桂约填《莺啼序》，藩因匆匆渡江，未暇倚声，待到三年后重来白下，方填此调，以践前约。江藩撰有《扁舟载酒词》一卷，嘉庆二十年刊刻，论者评曰“清真典雅，流丽谐婉”
。这年冬天，阮元自山左移任浙江，过扬州，江藩偕焦循、徐复等饯之于虹桥净香园。是日，寒雨满湖，未及平山而返，奚冈为作《虹桥话旧图》。其间，江藩与徐复亲善，讲习经义，常至废寝忘食。后徐氏出所著《论语疏证》，江藩为之序，叙《论语》之原委以释作者著书之意，并极力推许，称“昔《张侯论》出，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今当移赠徐君矣”。
三十七岁这年春天，江藩与张筱原同客王杰府第，谈释地沿革之难，作《六安州沿革说》，详考六安州的沿革，质之张筱原，并称张氏为六安州之望族，能文，治古学。江藩又有《与张筱原书》，乃针对张氏的提问作出解答，主要是纠正《通典》和《文献通考》中一条史料——“宋文帝元嘉中，始兴太守孙豁上表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三十斛’云云”的讹误。
四十一、四十四岁时，江藩两度赴江宁应乡试，皆未中。四十四至四十七岁间，汪绲（字墨庄）落魄江、淮，江藩馆之于家。王豫称江藩“好客忘贫，今之顾侠君也”
。汪绲工诗，时与江藩唱酬赠答，江藩《伴月楼诗抄》收有唱和之作达十余首，除上文提及的《和汪大墨庄焚香二首》外，还有《和汪大墨庄初秋有感》《墨庄于九日前有诗约仆与眉峰登高赋诗岂知苦雨久阴登高之约遂不果矣得诗一首示墨庄寄眉峰》等诗。
四十五岁时，江藩与宋葆淳、焦循、秦恩复、阮元等拟送唐石佛入焦山，未果。秦恩复藏书甚丰，编有《石研斋书目》四卷，江藩曾为之作序，对当时士大夫藏书以多为贵，不论坊刻恶抄，一律束以金绳，管以玉轴，终身不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称赞恩复“乐志铅黄，栖神典籍，蓄书数万卷，日夕检校，一字之误，必求善本是正”
。江藩尝居秦恩复五笥仙馆校订明刻本《十二子》，复为秦氏刊刻之《词源》《草堂诗余》等书题跋，并与其交游唱酬，在江氏《扁舟载酒词》中即收有如《薄幸·过红如旧院有感索澹生太史同作》《龙山会·九月十日秦澹生太史招饮即席作》等唱和之作。
四十六岁时，阮元与扬州知府伊秉绶聘江藩、焦循纂辑《扬州图经》。一年后，伊秉绶丁父忧去职。江藩在江宁，抵舍见讣，有“稽颡拜拜稽颡”之文。后作吊入署，见门状亦然，心窃疑之。及读伊氏所刊《阴静夫先生遗文》，始知“稽颡拜拜稽颡”之说出于阴氏。先生以为“稽颡拜”用于世俗之谢帖则可，用于讣书、门状则不可，遂致函伊秉绶，与之商榷。
四十七岁时，粟葊上人告诉江藩旧城二巷井栏有宋嘉定三年蒋世显刻字，字五行，计六十八字，藩即同族兄江仙舟、表弟方象明携纸墨往。这天，赤日如炉，火云似伞，三人挥汗拓之。旁观者都以为痴，而三人浑然不顾。同一年，仪征县令颜希源欲修县志，阮元劝其只续新志，旧志不必更张，又嘱江藩以《舆地纪胜》中《真州》一卷校补旧志，得数十条，颜希源刻之续志之末。
四十七八岁间，江藩先后为亡友郑宗汝、朱筼作《清故刑部山东司员外郎郑君墓志》与《朱处士墓表》。
四十九岁这年春天，江藩客游四明，道出吴门，王孺人谓藩曰：“吾老矣，不知能复见子否？”待到季秋复至吴下时，王孺人已殡两楹。江藩为作《吾母王孺人传》。江藩与王孺人的长子学海少同学，情好愈昆弟，童年时登堂拜母，王孺人以子侄蓄之。后学海娶江藩之妹为妻，两家时相往来，欢洽如一家。江藩在此传文中，表彰了王孺人的孝顺、贤惠、勤俭、博爱，并深致哀思：“回忆三十年来两家旧事，竟同尘影，能不悲哉！纵横涕泗，不知所云”。
同一年，两淮盐政阿克当阿主修《扬州府志》，延江藩、焦循等共事纂辑，以之前伊秉绶主修的《扬州图经》为本，订讹补缺，于次年刊成。
五十岁时，江藩作《节甫字说》。藩游学四方，生活困顿，数应乡举而不第，不免感慨连连，甚至颇有不平之意：“呜呼！今世之人，举孝廉策甲科、紫其绶而丹其毂者，岂尽赡知之人哉！亦时之通塞而已。”并将扬雄所说“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引为知言。于是，江藩窃比扬雄之守玄而不尚白，决定“守先师所传之经，为章句之徒，抱一艺以终老于家，可谓居而安、乐而玩者夫”。
五十三岁时，江藩应漕运总督阮元之聘，主讲山阳丽正书院，以布衣为诸生师。藩尝发策问汉、魏《易》十五家，丁晏条陈万余言，发抉群书之精、象数之奥，得到江藩的赞许。是年，江藩应乡试，宣城张其锦谒之于江宁，藩出示以《乐县考》，九月望日，其锦为之作序。其锦受业于凌廷堪，能精研章句，不堕师承；凌氏去世后，其锦辑录其遗稿，得《燕乐考原》六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等，将谋剞劂，可谓不负师门。其锦在序文中，夸赞《乐县考》“篇叶无多，条理在握，古乐之复，此其权舆乎”，又称江藩“其体丰、其神壮、其兴趣勃勃”，“著述等身，穷年矻矻”，并引以为知音。
五十五岁时，江藩为赵魏所藏宋刻本《金石录》题跋，复观《护命经》《尊胜陁罗尼咒》《褚河南书阎立本画灵室度人经小楷》《陶贞白书茅山帖》诸帖于宵市桥西一草堂，作《题宋拓魏晋隋唐小楷》。是年中秋后五日，顾广圻为作《扁舟载酒词序》，对江藩所作词赞誉有加，称其“追《花间》之魂，吸《绝妙》之髓，专门名家，未能或之先”
。顾氏《思适斋集》又有《江郑堂诗序》一文，对江藩的诗歌创作亦有高度评价，并以为诗歌乃学中之一事，学之所至，诗乃至焉，江藩之诗堪为典范。明年秋，江藩以画蝉柳扇索顾广圻题，广圻为填《小重山》一阕。江藩自南归后，与广圻等友人诗酒唱和，为一时盛事，其侄孙江璧《伴月楼诗抄跋》有详细记载：“公年五十始南归，居广陵之城北草堂。维时，适吴谷人祭酒、洪桐生太史掌教在扬，而华亭汪墨庄从吴中来，主于吾家，顾千里先生亦从虎丘买舟来扬，一时士大夫并汪容甫、赵介南诸公相为过从，文酒之宴无虚日，酬唱之作最多，甚盛事也。”
顾广圻亦为江声弟子，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为之作传，称其无书不读，贯通经史，又擅长诗古文词、骈体文，“海内学者，莫之或先”。
五十六岁时，江藩得痹疾，几成凿齿半人，淡于利禄，唯愿使所著书得以付梓。这年十一月，遇宋葆淳于白公堤上，方晴江为江藩作《募梓图》，宋葆淳有跋文记其事。是年冬，江藩尝客游吴下，晤吴翌凤，获睹吴氏所示《吴越备史》，藩得以重校秘书，如获奇珍。至明年六月，江藩完成《吴越备史》之抄校，并题记于后。十月，江藩自吴门归，以抄校之《吴越备史》示秦恩复。秦氏读竟，复疏其疑虑而题跋于后。
五十七岁时，龚自珍为江藩叙《国朝汉学师承记》，称其以布衣为掌故宗且二十年，又致书江藩讨论《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名目，认为其有十不安，建议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那样就“浑浑圜无一切语弊”了。江藩未予采纳。
五十八岁这年春天，江藩客游南昌，阳城张荐粢出示惠栋《易大义》，为江声手写本，云系徐述卿学士所赠。藩遂手录一帙，知其非《易大义》，实为《中庸注》。在嘉庆二十五年所作《易大义跋》一文中，江藩指出：惠栋《易大义》三卷，《目录》云“《中庸》二卷、《礼运》一卷缺”，“盖征君先作此《注》，其后欲著《易大义》以推广其说，当时著于目而实无其书，嗣君汉光先生即以此为《大义》耳”。江藩早年曾想补此三卷，惜于《中庸》尚能略通其义，而于《礼运》之义则反复求之而不能明，终未能如愿，以至在《易大义跋》中不免深感遗憾和愧疚：“今行年六十矣，垂老气尽，学业无成，弗克续先师之绪言，徒伤日月之易迈，悲夫！”
五十八岁这年夏天，江藩南下广州，入两广总督阮元幕府，借其力刊刻著述数种，《国朝汉学师承记》即在是年刻成，四方争相传诵。期间，阮元延江藩删校《江苏诗征》、修纂《广东通志》，留幕府多年，所得馆金，江藩皆用来购买端溪石砚。后来离粤返里时，归装压担，强盗还以为挟带有大量金银，尾随多日，待到开箱察看时，见全是石砚，唾骂而去。
六十岁时，江藩为阮元子阮福说《毛诗》。因检《尔雅正字》旧稿，重加删订，对邵晋涵《尔雅正义》多有补正，对师友之绪论则择善而从，据古文厘为三卷，易名《尔雅小笺》。明年霜月庚申，藩作《尔雅小笺序目》，具述其原委并交代体例。
六十一岁这年三月二十一日，为江藩诞辰前一日，藩出示丹阳丁以诚写真、西吴费丹旭补图之《郑堂先生小像》，李黼平、郑兆珩、韩卫勋、阮元、阮福等皆题诗以贺。六月，吴兰修欲刻何梦瑶《算迪》，江藩为之序，称何梦瑶亲受业于惠士奇，“何君之书由梅氏（文鼎）之书而通之”，“寒士有志于九章八线之术者，力不能购钦定诸书，熟读《算迪》，亦可以思过半矣”。是岁，曾钊与吴兰修校刻江藩《隶经文》四卷成，并分别为之作序题跋。藩自言《隶经文》乃从诸文中删存者，苟非说经者不录，曾钊赞其“能于前人纷纠同异之说参互考订，发所未发，谓之六艺传注可，谓之自成一家亦可”，并称江藩善汉学而不喜唐宋文，常在酒后耳热时自言文无八家气；吴兰修则在跋文中推许江藩“博学综群经，尤深汉诂”，乃近日通儒，并称与藩“交厚，且服膺是书”。
六十二岁时，江藩纂成《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长白达三于粤东榷署为之序，称藩“经术湛深，渊源有自”，于此书无分门别户之见、争名好胜之心。
六十三岁时，江藩偕张杓、曾钊等校刻汪缙《汪子文录》，复校勘李锐《李氏遗书》。同一年，江藩应肇庆知府夏修恕之聘，往端州纂辑《肇庆府志》。阮元、周世锦、田享屯、萧光襄等皆有诗送行。
道光五年，江藩六十五岁时，自岭南退息里门，益加穷老。
是时，曾燠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深喜江藩归来，为之改馆授餐，犹有风雅之意；又将江藩以老师宿儒推荐给黄奭，黄氏遂以重修礼，延江藩馆其家，专诚受教达四年之久。
道光九年，侄孙顺铭等请命于江藩，将所刻书板修补合刊，题作《节甫老人杂著》，收有《周易述补》四卷附惠栋《易大义》一卷；《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隶经文》四卷《续隶经文》一卷；共计五种二十二卷。光绪十二年，侄曾孙巨渠又以板多残缺，命二子朝栋、朝桢校雠补刊，即今《江氏丛书》本，较《节甫老人杂著》多收《乐县考》二卷和《扁舟载酒词》一卷两种，计七种二十五卷。
道光十年，江藩卒，享年七十。无子，生时尝议以兄子为后，江藩亦尝有“门衰祚薄，养侄为儿”之叹，侄江懋钧在嘉庆十六年跋《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时称江藩为“家大人”，自署“男钧”，可证其言。据《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光绪增修甘泉县志》《民国甘泉县续志》等书记载，江懋钧，字季调，年十六，父殁，母哀痛失明，懋钧涕泣之余，强为欢笑，以解母忧。早补诸生，试辄高等。时叔父江藩以朴学名东南，所交多海内通儒，每宴集，懋钧皆陪侍左右，于是学问日进。懋钧性狷介，教授生徒成就者众。著有《诗经释义》二十卷、《尔雅旁证》八卷、《鸥寄斋古今体诗》八卷，江藩所著《乐县考》卷末附《宫县建鼓设于四隅辩》一文亦为懋钧作。懋钧子璧，字南春，同治四年进士，历知万载、进贤县事，以经术缘饰吏治，后主丽正书院、钟山书院讲席，卒年七十三，著有《读左随笔》《读史管见》《黄叶山樵诗抄》《子笙赋抄》《南昌文录》若干卷。璧子赓学，诸生，有孝行，另一子仁虎，亦诸生。
昔日，江藩自京师归，尝盛赞徐松与徐颋曰：“京师学者，孰与二徐？”待江藩殁后，徐松出泉十万贯，俾汪喜孙抄录江氏遗书，与吴太守、陈明经校正之。《尔雅小笺》即其中之一。光绪十八年，武进费念慈（字屺怀）得以借读此抄本
，十九年，南陵徐乃昌遂将费念慈所借读之抄本刻入《鄦斋丛书》
，这样才有了《尔雅小笺》的初刻本。由此可见，徐松资助汪喜孙抄校江氏遗书，对江藩著述的刊刻流传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