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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卒年考说

江藩,小名三多,族人称三多先生。初名帆,一作颿,字雨来,一作豫来。后改今名,字子屏,一作国屏,号郑堂,又号水松、竹西词客,晚号节甫、节父、节甫老人、炳烛老人;佛号辟支迦罗居士。 江苏甘泉(今扬州邗江)人。监生。其为人权奇倜傥,豪饮好客,至贫其家。早年受业吴门,从余萧客、江声学,传惠氏《易》;后交游四方,为名公巨卿王昶、王杰、阮元等所重,踪迹遍及齐、晋、燕、赵、闽、粤、江、浙,曾数应乡试不第,以监生终老。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江藩泛览群籍、博通经史、诗酒唱和、著述不辍。既以《周易述补》《尔雅小笺》《隶经文》等研经之作为乾嘉学术增色不少,又以《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为清代学术史作出了初步总结,同时还精于诗词古文,清疏俊朗,享誉当时。因其博通之学,江藩甚得艺林推崇,与乾嘉通儒焦循并称,时有“二堂”之目,并以布衣为掌故宗且二十年,得“实学昭代崇,宗风递流衍”(王翼凤《挽江郑堂(藩)先生》)之誉。综观江藩的一生,虽无缘于仕途,生活也不免困顿,“眼见功名草头露,情忘身世絮兼风”(江藩《和洪水樾林客中感旧二首》其二),然于经术、辞章、为人等方面皆有特别可称之处,以至于“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令后世难于位置” ,足成其为一代通儒,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清史列传》《续碑传集》《国朝先正事略》等有传。

关于江藩的生卒年,史无明文。一般认为,江藩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这是没有疑问的。江藩著有《尔雅小笺》三卷(于光绪十九年刻入《鄦斋丛书》中),卷首有《尔雅小笺序目》一文(此文又收入《炳烛室杂文》,光绪三年潘氏《滂喜斋丛书》本),文中江藩自序云“予少习此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八矣,不揣谫陋,为《尔雅正字》一书……(予)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六十矣,为阮生赐卿说《毛诗》,肄业及之”,又题署“道光元年(1821),太岁在重光,大荒落霜月,庚申自叙,时年六十又一”,江藩的自序,当可信从,据此,我们不难推得江藩的生年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实际上,还有更直接、具体的材料。江藩于嘉庆十五年作有《节甫字说》一文(收入《炳烛室杂文》),自言“藩生于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闵尔昌 撰《江子屏先生年谱》(民国十六年江都闵氏刊本)所言“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三月二十二日,先生生”,当出于此处。

问题在于,江藩的卒年,却有两种说法。一为道光十年(1830),持此看法的学者为数较少,如钟哲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点校后记中指出:江藩“生于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死于一八三〇年(清道光十年)”,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导言》(徐洪兴编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有云:“恕我寡闻,至今没有见到《汉学商兑》的道光丙戌(一八二六)初刻本。我所见的此书最早版本,是道光辛卯(一八三一)冬的重刊本。江藩已在去岁死去。”等等。其主要依据当是清代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所云“道光庚寅(1830),江郑堂(藩)、许楚生(珩)、李练江、周乐夫相继殂谢”。另一种看法是道光十一年(1831),这一观点为多数学者认同,如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指出:“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又号节甫,甘泉人。生于公元1761年,即乾隆二十六年;卒于公元1831年,即道光十一年。年七十一。”他同赵航《扬州学派概论·江藩》(广陵书社2003年版)、薛飞《〈扬州图经〉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许卫平《扬州历代名人·江藩》(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大量论文如王树民《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都认定江藩卒年为道光十一年(1831)。其依据当是清人张丙炎《扁舟载酒词·跋》中所云“(江藩)卒年七十一”,再由江藩出生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推算而得。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导言》又云:“正如江藩在一八三一年死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在《宋学渊源记》中已判为必死的道学末流会再度跳踉一样……”可见,关于江藩卒年,混淆不清,值得一辨。

最早对江藩卒年进行探究的,是近代著名学者闵尔昌。他在为乡贤江藩所作的《江子屏先生年谱》中指出:“(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七十一岁。先生卒”,并附按语云:“张午桥跋《扁舟载酒词》云‘卒年七十一’,未言何年。以生乾隆二十六年推之,应卒道光十一年。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云‘道光庚寅(1830),江郑堂、许楚生、李练江、周乐夫相继殂谢’,则当年七十矣。包慎伯《安吴四种·汪冬巢传》亦云:‘庚寅,君之挚友三数人皆以物故,为《寒林独步》之图。’附记于此,以俟再考。”看来,闵尔昌已经注意到关于江藩卒年著录的差异,虽然将之系为道光十一年,但仍附录相关资料以备考,此种做法是科学而可取的,也为我们今天考辨江藩的卒年提供了重要线索。

近来续有探讨,并取得突破的,首推北京大学学者漆永祥。漆氏《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十六至三十八页专门对江藩卒年予以考辨。作者提出了四点依据,认为江藩卒于道光十年(庚寅,1830),寿龄七十。对此论断,笔者深表赞同,然就其依据来说,第一条为上引闵著中提到的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可谓有说服力的铁证,其余三条,多属推论性质。故尚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兹作一补证。

其一,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道光十三年刊)云:“道光庚寅(1830),江郑堂、许楚生、李练江、周乐夫相继殂谢,汪子哀之,为作图以寓士衡叹逝之意,不忘旧朋也。呜呼!厚矣。”漆氏以为是“唯一言之凿凿且有确切记年的孤证”。其实,亦有旁证。包世臣《艺舟双楫·汪冬巢传》(收入《安吴四种》,同治壬申秋重刊本)记载有汪冬巢画《寒林独步》图一事,其云:“君讳潮生,字汝信,别字饮泉,晚又自号曰冬巢,姓汪氏……(道光)庚寅(1830)冬,予自删定文稿,乞诸友朝夕者分缮清本,君顾从他友所分去赋与文各一卷,字数累万,呵冻精写,点画清俊,有紫芝中江之意。是岁,君之挚友三数人皆以物故,君嗒然自伤,为《寒林独步》之图……又为《昉溪秋隐》之图,皆乞予序其意……”可知,汪冬巢为伤悼道光庚寅亡故的“挚友三数人”而作《寒林独步》图,再结合汪氏《冬巢诗集》中《曩以卜生庵图册乞题于郑堂练江题未成而两君皆殁秋窗展玩怆忆为诗》《送江郑堂》等诗,足证陈穆堂所言不虚。

其二,江藩侄孙江璧为江藩《伴月楼诗抄》写有跋文(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伴月楼诗抄》卷末附),其云:“岁在戊子(道光八年),复归广陵。是时曾宾谷先生在扬掌鹾务,深喜公之归,而恨公归之晚也。为之改馆授餐,犹有风雅之意焉。未几,宾谷先生谢任去,公郁郁不适,绝口不谈文字,逾年遂卒”。此记载有疑误之处,包括江藩复归广陵的时间以及江藩与曾宾谷交游的时间。江藩侄孙江顺铭在《节甫老人杂著》(道光九年刻本)卷首《识语》中明言江藩于道光乙酉(五年)退息里门(即回归广陵)。《识语》亦云江顺铭等人编订《节甫老人杂著》时曾请命于江藩,故江顺铭所言当可信从。此外,江藩与曾宾谷交游的时间也不在戊子(道光八年)之后。据《清史列传》《续碑传集》等所载曾燠(字宾谷)的传记资料,曾燠先后有两个时期在扬州为官。一次是从乾隆五十八年到嘉庆十一年,任两淮盐运使。另一次是道光二年,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道光六年四月即被召回京,以五品京堂候补。其后,道光七年,曾燠引病乞归,奉旨不准给假,直至道光十一年(一作十年)卒于京寓。故此,江藩与曾燠之交游不可能迟至道光八年之后。尽管江璧所言有如此疑误,但其提及的江藩与曾燠的交游确有其事,戊子(道光八年)之后,江藩“逾年遂卒”也符合事实。 只不过,由于事隔多年,江璧只能记其大概而不够精确罢了。

其三,阮元《高密遗书序》云:“甘泉黄右原孝廉(奭)以訾为刑部郎……右原乃言幼读书为举业,入安定书院,曾宾谷先生异之曰:‘尔勿为时下学,余荐一老师宿儒与尔为师。’乃甘泉江郑堂子屏藩也。右原以重修礼延之馆其家,从之学。右原质本明敏,又专诚受教。四年,子屏老病卒,独学又十余年,日事搜讨,从汉唐以来各书中得高密遗书盈尺之稿……”(黄奭辑《黄氏逸书考》所收《高密遗书》卷首附,清道光中甘泉黄氏刊民国十四年(1925)王鉴修补印本)其中叙及曾燠引荐江藩,黄奭因之延江藩馆于家,四年后江藩老病卒一事。此间江藩与曾燠的交游,当在曾燠回京的道光六年(丙戌)四月之前,且在江藩晚年即道光五年退息里门之后。由此后推四年,即在道光九年、道光十年间,江藩老病卒。再排除道光九年,亦只能取道光十年为江藩卒年。

综合上述论证,可以断定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庚寅(1830),享年七十。其依据有陈穆堂《读骚楼诗二集·汪冬巢寒林独步图·序》和包世臣《艺舟双楫·汪冬巢传》两条铁证,另有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所论三条以及笔者上述所论两条推论性的证据。认为江藩卒于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享年七十一者,其依据仅有张丙炎作于光绪丙戌(1886)的《扁舟载酒词·跋》中所云“(江藩)卒年七十一”一条,且找不到任何旁证或推论性的依据,故此论断难以成立,张丙炎所言许是事隔久远或年岁计算失误所致。 qEy9mxXQ6fDmX3wVfqmOD4b6zpQoxsol+/sr5k3NVKZItppj3G7ZF2SPNyDZYZ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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