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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各族人民创造积累的有关人类疾病与健康的认知经验与技艺疗法，其最直接的目的在于维系人类健康、促进人类延续与发展。无论藏医、蒙医、回医，还是土家医、苗医、侗医皆以其自身特有的医学话语体系阐释着对生命健康的认知理念。我国传统医药知识的持有者包括民间大众与民间医生，民间大众持有社会普遍认知型的医药知识，而民间医生所掌握的医药知识往往更为稀有、更具隐秘性。于他们而言，传统医药知识既能为他们带来经济收益，又能通过控制稀缺医疗资源，治病救人赢得较高的威望与良好的声誉，从而塑造自己的民间医疗权威形象。稀缺医疗资源表现出一种“复合资本”的特征，由此带来的权力利益也是多元的。为了保证占有稀缺资源带来的优势的永久性，知识的延续必不可少，这也是医药知识自身生存发展的逻辑。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观念左右下，家传往往成为首选的传承群体，首属群体
中的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自然成为首选传承人。当家传因为某些因素难以实现时，大多数人会采取妥协性策略，通过一定的考核方式以师传的形式延续医药知识。无论家传还是师传，只要这种“传”与“承”延续不断，医药知识必然会代代相传，为人类造福，发挥传统医药知识自身应有的功能。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传统医药界定为：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传统理论、信仰与经验形成的，不论是否能够解释清楚，旨在维系健康、并用于防治、诊断、改善或治疗机体与心理疾病的一整套知识、技能与做法。这一界定本身表明：传统医药知识健康保健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在各自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知识、技能与做法，它的健康保健功能通常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治，通过治疗疾病以达到人体身心健康；二是防，通过保持和遵循卫生保健习俗惯制防病御病。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治愈疾病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医疗未曾涉足的民族地区，传统医药知识主导着民众身心健康的维护，是民众治病就医的首要选择。各民族积累的成千上万副治病良方中既有针对常见病的单方、验方，也有针对特定地域所发生的疑难杂症的珍贵药方，也有以某类疾病为专长的技艺疗法。千百年来，这类医药知识为民众身心健康、去病除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土家族是武陵山区居住最为集中的少数民族之一。武陵山区群山起伏，山高谷深，可谓万山千壑。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一方面阻碍了交通的发展，致使交通相对闭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形成了显著的地形与自然带的垂直分布特征，是各种动植物生长的天然宝库，生态良好，生物多样性明显，闻名海内外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就是地球同纬度仅存的动植物基因库，1986 年入选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被赞誉为“地球和人类之宝”。
基于这一特定场域，土家、苗、侗等各族民众发挥聪明才智，利用生物圈内生物资源抵抗疾病、维持健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民族医药知识。在经历与疾病抗争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区域内各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从相关研究来看，土家族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包括基于人体结构的“三元论”、基于认识论的“二元”病因观、基于气血平衡的“二元”病理观以及相应“看、问、听、脉、摸”诊断方法；
针对各类疾病还形成了颇具特点的“七十二症”“七十二风”“七十二痧”“七十二痨”“七十二流”“七十二惊”“七十二窍病”“七十二疱疮”“七十二痒”“三十六妇女病”“二十四气病”“二十四痢”“二十四伤疾”“二十四霉”“二十四疡”“十二癫痫”“十二走胎”及“一百零八杂症”等临床征论治疗方法；呈现“具体科学”特征的药物认知，
上千种常用药和少用药的药物来源、植物形态、生境与分布、采收加工、药材鉴别、民族用药经验等，以及各种单方、验方。医药学者根据口述资料、汉文历史典籍编撰并出版了大量反映土家族医药理论体系及疾病治疗实践的相关书籍，如田华咏编著《土家族医药学》《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朱国豪等主编《土家族医药》，赵敬华主编《土家族医药学概论》，袁德培编著《实用土家族医药》，卢发森编著《土家族民间医疗》，彭延辉、关祥祖主编《土家族医药学》等等。这些医药学著作所记载的医药学成果经历了无数次临床实践的检验，对于治愈病人，挽救患者生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土家族积累了大量富有地域特色的医药知识，各种特色疗法对于疾病治疗确有奇效，尽管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清楚”。比如治疗婴幼儿疾病常用的滚蛋法，即用线缠在生鸡蛋上，然后放在婴幼儿前额来回滚动数次，婴幼儿的高烧就会逐渐退袪。说实话，作为民族学者，对于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不怀疑，但是对于其治疗功能和治疗效果也心存疑虑，至少在被访者告诉我数个有名有姓的治愈案例前存有这样的心态。我的采访对象梁亚原来是一位中学教师，后来改行从事公务员工作，从一个偏远的民族乡乡长，一直干到县总工会主席。我的采访就是2013 年暑假的一天在他的工会主席办公室进行的。与其说是采访，毋宁说是闲聊更为准确。这种闲聊的机会一方面得益于我与梁亚的熟人关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曾经的 10 年行政工作经历。因为是熟人，自然有机会便会坐下来喝杯茶，聊聊现在都干些什么事。他问我：“正海，现在搞什么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与保护研究。”我回答说。我的研究激发了他的兴趣，于是他谈到了他用滚蛋法治疗婴幼儿发烧的经历。他说，他的秘方是家传。他在中学教书的时候，学校只要知道他的老师，孩子发烧了都来找他治疗，无论白天，还是深夜，他也有求必应，且治必愈。我问，究竟是鸡蛋起作用，还是缠在鸡蛋上的线起作用，亦或是两者都起作用？他说，“应该是鸡蛋起的作用。”我又问，“为什么要在鸡蛋上缠线呢？”“可能是增加神秘性。”他如是问答。他的回答自然而又简洁，完全不假思索。然而，他的回答却表明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神秘性＋有效性”。正因为神秘，所以让缺乏整体观的现代医学者难以看透；也正因为有效，所以让专注于细节的现代医学而责难传统医学者难以自圆其说。
武陵山区的山地地形与繁茂的植被覆盖为蛇虫鼠蚁等动物的生存繁殖提供了适合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土家族和兄弟民族一起积累了丰富而有效的治疗毒蛇咬伤的实践经验。有学者就恩施地区土家族苗族民众治疗蛇伤的药用资源、用药特色进行研究后，认为“恩施地区治疗蛇伤药具有民族医药特色，治疗方法简单，疗效确切。
”对湘西苏竹村的调查也显示了土家族人擅于治疗蛇伤的事实。尽管前文已经涉及这样的表述，但是，我们认为在此重提并非重复，因为我们相信，这种反复关照能够更为充分地呈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健康保健功能，其健康保健功能呈现得越充分，其疗病奇效的特点也越有说服力。我们访谈的 9 位民间医生中多数会治疗毒蛇咬伤。叶金桂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毒蛇治疗专科医生。采访时，她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治疗经历。她说，“有一次，保靖县不足村有一个人，他被毒蛇咬了，手肿了，他就在我家对面那山上望到起，看我去了没，不去，他就打算到保靖去，见到我他就高兴啊。毒蛇咬了，那个毒顺着血液循环，满身传。我说你跑得啊，毒身上到处跑。我给他下了药，三天就好了。不足不好走，保靖地方，高山还有蛇。我一共整好（治好）了五个人。”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自然倍受地方民众的关注。湘西土家族医生莫淑珍是莫氏治疗不孕症的第四代传人，她在祖传秘方基础上，承故融新，利用土家草药打通了输卵管堵塞，成功治愈多例不孕不育症患者。莫淑珍这个名字也在患者的感激声中远播。
生活在同一生态环境中的苗族、侗族等其他少数积累的医药知识同样为治疗疾病、维系民众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历史文献也多有记载。“如《湘西通志·苗俗》记载，清末凤凰两头羊地区，苗医吴老庚，不但创立‘催生方’，还有产后保身药‘棒棒药’、产后‘中风药’等。又如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十九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医吴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胎，经治疗一月即告愈，曾轰动一时，传为奇闻。’云南《马关县志·风俗篇》记载：‘苗人…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尤其在治疗枪伤、毒箭伤、蛇虫伤等方面，苗医更是显示了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疗效。”
侗族运用天、地、气、水、人五位一体的医学理论，采用看、摸、算、划的疾病诊断方法，形成了治疗风、症、惊、痢等多类疾病的治疗实践和扯筋法、冷麻法、熨烫法等特色疗法，为维护区域内民众身心健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预防保健知识是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民众“未病先防”的预防保健意识。各民族特有的预防保健知识蕴藏于日常饮食、生活行为、民俗节庆、宗教信仰之中。如壮族积累了饮食养生法、民俗养生法、足部按摩养生法和经筋保健按摩法等养生保健方式。
壮族人民有在端午节逛药市的习俗，即在端午节当日游药市，吸药气以预防疾病。而且在端午节这天家家户户都会将新鲜的艾叶、佩兰、青蒿、菖蒲等草药悬挂于门上或放置房中，并用这些鲜叶熬水沐浴，取菖蒲或艾草扎成束点燃熏住房，饮用雄黄酒和菖蒲酒；锁阳有补肾润肠之功效，裕固族有将药用植物锁阳添加到食物中，制作成锁阳馒头、锁阳炒面、锁阳烧饼等特色食品的传统；朝鲜族民众十分注重预防保健，经典著作《东医寿世保元》强调“救病千万，以两言决之，曰：莫如预防二字。”他们通过注重饮食调养、精神修养以达到预防疾病，保持身心康健的目的；“瑶族的药浴利用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将药水放入杉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液渗透五脏六腑，流通全身经络，以达到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排汗排毒之功效。”
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兄弟民族一样，土家族传统医药也内蕴含了丰富的预防保健知识，它们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多寓于土家族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及节庆风俗习惯之中。
药食同源是土家族饮食习俗的特点之一。食用具有药用价值的野菜、野果和昆虫是其日常饮食的一部分，这些纯天然植物果实对养生健体有益。从我们的调查和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侧耳根、地米菜、野茼蒿、蕨菜、椿芽、马齿苋、糯米藤、胡葱、刺儿菜、地枇杷、插田泡、刺梨子、三月泡、羊奶子、糖罐子等药用植物和果实都是土家族的常用食物，虽然他们并没有像我们研究人员这样专注于食物的药用功效，但是食用这些食物早已成为土家族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吊脚楼是土家族等南方民族房屋建筑的代表，也是土家族文化特色的一种象征符号。因南方湿度大、雨水多，加上崇山峻岭多猛兽，土家族人便采用“干栏式”建筑解决上述问题，吊脚楼是土家人应对自然、顺应自然以防身健体的智慧之果。二层楼房，下层较为潮湿对人身体不利，但便于饲养牲畜；上层宽敞明亮、通风好、冬暖夏凉，还可以防野兽侵害，适宜居住。人畜分离，能有效防止人畜混居造成疾病感染。土家族人也十分注重房屋卫生，平常勤于打扫。“一年四季，土家族人结合生物习性和农作物需要，进行环境生态处理，使之更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如在农历二月惊蛰节，各种各样的有毒或无毒的蚊蝇、昆虫、禽兽纷纷出世之际，他们为了防止病毒侵入和蚊虫禽兽伤人，便将房前屋后、室内室外，甚至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干净，撒上石灰。‘六月六晒龙袍’，家家户户‘翻箱倒柜’，把一时不用的各种衣物拿出来，在烈日下翻晒一天，以驱除毒气、蛀虫以及各种毒物和细菌。十月小阳春，秋收完毕，五谷进仓，土家人在各种大型家什和农具上刷上桐油，理得整整齐齐的，把一些杂乱的稻草、谷壳、苞谷叶打扫成堆，晒干火化，这一方面可以烧死有害昆虫、毒菌，另一方面也积制了农家肥料。”
土家族人还通过劳动、文艺体育项目来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如平日闲暇时，土家族妇女喜爱三五成群，或在广场跳摆手舞、打莲箫、打金钱杆等以锻炼身体；男子竞技的项目则更多，或抵力，或掰手劲、或赛跑、或摔跤、或举重、或抵杠等。节庆风俗习惯也是土家族卫生保健知识的重要载体，如端午节采草药，煎“百草汤”洗浴，以健身除病的习俗。“这天，人们都喜欢到田野山间采集药物，如金银花、车前草、夏枯草、青蒿、艾叶、菖蒲、葛藤之类，除了在端午这天使用部分，如将艾叶、菖蒲、葛藤等悬挂于门庭并熬水沐浴、烧熏除虫辟疫外，还留于家中常年备用应急。”
此外，土家妇女在月经期、孕育期、产褥期及绝经期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卫生保健行为。比如经期避免过度劳累、不食生冷之物；孕育期不干过重的体力活、注重安胎保胎；产褥期药食同源补充营养、忌夫妻同房、忌去阴冷潮湿的洞穴；绝经期注重心情调理、以歌舞怡情以减少更年期症状等。这些基于女性生理周期的卫生保健知识对维护女性群体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知识与权力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知识可以转化为某种权力，追寻权力是知识传承的重要动机。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权力仅仅只是在建构知识的条件下才能运转，知识的建构对于它来说既是后果也是得以发挥作用的条件。”
也就是说，知识的主体通过在特定场域中的知识实践才能获取权力。权威实质上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权力，二是威望。权威暗含了一种认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权威塑造功能，是指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主要持有者或传承主体在对医药知识实践过程中，获得的信任、威望、社会地位等无形利益。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权威塑造功能与少数民族的生存场域息息相关，离开少数民族特定的生活场域，少数民族医药知识的权威塑造功能难以实现。因此，分析传统社区的特点，对于我们研究民间医生的权威塑造是有益的。
就择医渠道而言，传统社区对医药知识的消费很大程度上具有单一性。在传统社区，传统医药是民众最主要的就医选择，由于缺少“竞争对手”，拥有医疗资源的民间医生为患者服务具有天然的优先权，再加上民间医生秉持“有求必应”的传统，为患者提供服务成了积善修德的善举，正是这种善举在带给患者希望的同时，也扩大了民间医生自身在传统社区的影响，使他们赢得了尊重。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无论是民间医生的表述，还是患者的陈述，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当民间医生将那些生命垂危的病人从生死线拉回来，或治愈了那些被众人认为极难医治的疾病，尤其是治愈了被现代医疗机构认定无药可救的病人时，患者及其家属给予医生的无限感激，这种感激发自内心，不存在一丝一毫的虚伪。
就文化知识而言，传统村落民众共享基本的价值理念，或者说基本价值观。讨论共享基本的价值观，我们不得不联系到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集体意识”。他将集体意识定义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
共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是集体意识的一种表现。涂尔干提出“集体意识”旨在为他的“社会整体论”服务，认为集体意识有利于增强社会群体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我们此处主要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民众“集体意识”如何影响民众对待传统医药知识持有者的态度。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封闭的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繁，相互熟知，构成了一个又一个以我为中心的熟人圈子。人们十分看重人情、面子，注重情感，威望、名誉、名声更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即便是在相对开放的当下，虽然传统村落民众价值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传统的名利观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民众的社会关系，维系着传统村落的社会秩序。可以说，民众普遍存在的对精神层面的情感、威望的看重和追求为民间医生获得“无形的利益”——威望、权力提供了道德基础。他们救治病人所获得的显然不仅是钞票、公鸡、猪肉、火酒等物质的利益，还有诸如人格魅力、信任、威望等精神收益。这种精神收益所带来的附加值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医生—病人”的关系范畴。
就社会角色而言，村落医药知识精英身份通常具有多重性。乡村医药知识精英往往是兼具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多重身份的乡村精英。从相关研究和现实生活来看，乡村精英通常能够成功利用社区优势资源做出突出贡献。因此，作为乡村权威，他们往往能够对社区成员乃至整个社区的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乡村医药知识精英身份的多重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乡村医药知识精英通晓本民族医药学知识，多数都会读书识字，是村寨的文化精英。在传统村落，能读书识字的人并不普遍，本土医生通晓文字，是村民眼中的“文化人”。直到现在，在乡村大多数老人眼中能识字仍然是一件十分不得了的事情。在村落采访时，我们时刻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老人对他们眼中的知识分子津津乐道时的那种快乐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乡村医药知识精英也往往成为村寨的政治精英、宗教首领。尤其是一些历史上实行“政教合一”组织形式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宗教首领往往拥有很大实权，受人敬仰。而作为宗教领袖，为族人祈福治病通常是他们必尽的职责。第三，我们同时也认识到乡村医药知识精英在村落仪式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通常是组织者，或是文书撰写者，或是大事小务的总管、礼簿先生，或是村落矛盾、民众纠纷的调解者。总之，乡村医药知识精英拥有比其他社区成员更丰富、更保密的医药资源。他们在其所处的特定场域内将知识运用于社会，满足大众的需求，医药知识持有者自身的权威形象自然在大众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得以塑造。
那么，民间医生究竟如何在传统社区塑造权威形象的呢？
首先，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精英通过控制和占有稀缺的医药知识治愈病人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与信任，是精英塑造和权威强化的重要途径。在传统医药是民众唯一就医选择的传统社会，医生更容易通过治愈病人而获得信任、感激、尊重，从而提高威望。当病人遭受疾病困扰痛苦不堪且没有其他就医渠道时，民间医生成为病人消除苦痛的唯一希望；当某位医生拯救了某位生命垂危的病人时，病人及其家属对医生的尊重与感激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湘西土家医莫淑珍受到患者的敬仰和感激，不正是因为她在土家医药基础上进行创新，研制出治疗不孕不育的药方，为许多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福音，延续了患者血脉吗？在湘西苏竹村，土家族医生彭大尧治愈了不少人的疾病，病人对他的感激让他感觉到一种幸福。当他接受我们的访谈时，他的言语间仍然带着这种幸福；从他的笑容里，我们也感受到他享受着的这份幸福。“还有那个彭大金也是患的黄疸肝炎，我给他治了一个星期治好了，他的母亲非常感谢。她是长辈我是晚辈，她对我讲，以后种田土，哪时候要帮忙你就打个招呼。只要打个招呼就可以了。你像今天做了，明天就再不要去喊了，她自己主动来……那我们寨上多得很。所以我以前种田的时候，苏竹、卡柯那里喊工我都喊得到。”彭大尧的话听起来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纯朴，没有炫耀，但正是这些朴实的话语让你感受到民间医生受到患者尊重时的幸福，感受到患者的认同给予医生的一种自信和自豪。
虽然少数民族医生通过控制稀缺医药资源获得权力，“但权力主体出于习俗约制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延续知识的责任感，他们又必须传授医技，尽管将要付出权力缩水的代价。”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家传和师传。家传是在家庭，有时是家族内部进行。大多数情况下，当家传难以实现时，师传才成为可能。这是因为，人们总认为子孙是自身生命的延续，将自己所掌控的稀缺医药资源传授给自己的后代，能够保证自身的血脉对知识的独享，从而延续对权力的掌控。师传相对家传要复杂得多，从候选人的选取、拜师仪式到逢年过节的“吃节”习俗都有一系列的讲究。在整个拜师学艺的程式中，师傅拥有绝对的权威和主动权。候选人的人品是师傅考察备选徒弟的首要因素，这要求候选人的绝对忠诚。拜师仪式中徒弟要向师傅敬茶，逢年过节徒弟要提着贵重礼物看望师傅，即便出师，徒弟也要时刻谨记师傅，否则药物就不灵验了；如果徒弟对师傅不忠，师傅通过一定方式收回传授的医技，使徒弟的药物失灵等等，这些规约一方面确保了师傅的主导地位和权威，另一方面使传统的忠、孝、礼、义等美德得以实践和延续。很显然，传统医药知识传承过程中的规约习俗的遵守，既是师傅获得权威这一社会资本的过程，也是通过规约约束，使人们遵循美德，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的过程。
其次是行医过程中调解纠纷。医生在行医过程中通过对知识的控制与运用来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村民的信任与尊重。行医过程中调解纠纷获得的威望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医生通过为村民治病积累起威望，基于这种威信和掌握的稀缺资源他可以在行医过程中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这种超越医生职责范围的友善行为又会加深村民对他们的信任、感激与尊敬。我们对湘西苏竹村的多次调查发现，该村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秘书等要职的担任者都是传统医药知识的占有者和利用者。他们在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使患者在情感上处于“负债”状态。在注重情感的传统社区，“人情债”的“债权人”有着诸多优越性。彭继龙书记便道出了利用“人情债”治理村庄的机理。“你给村民治病嘛，那肯定能给工作带来方便啰。”“现在好了，过去更加不方便，老百姓有个三病两痛的，你给他弄点药，他就感谢你嘛。”“关键的时候，你能够关心他的病痛，理解他、帮助他，他在某些方面就能够更加体会你，支持你嘛。用我们这里的话说，他就服你，更听你话嘛。”“有时候嘛，你给他治病，跟他聊天，就能够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情况嘛。特别是现在，这个农活又忙，平时都没有时间坐下来聊嘛。所以嘛，你懂医，为村民治病，对工作很有帮助。”而广大民众对于兼具医生身份的政治精英的帮助，无疑是提高社会资本效用的重要体现。总的来看，村落传统医药知识精英这种权威塑造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得以实现：利用“和气药方”与咒语化解夫妻矛盾；利用医患感情化解民众纠纷；利用良好医德化解医患矛盾。
利用良好医德化解医患间的矛盾，也会使医生在民众心中树立良好形象，受到尊敬。我们在田野调查中，民间医生常常会对我们说：“人家来求医，你不答应，不肯去，那就不好了。”联想到叶金桂医生治疗彭大针患者的事例，民间医生有求必应、治病救人的良好医德令人由衷敬佩。叶金桂和彭大针两家因为种种原因积怨很深。当彭大针被毒蛇咬伤病情十分严重时，身为婶娘而又擅长治疗毒蛇咬伤的叶金桂，面对彭大针母亲的登门求治时，她没有拒绝，尽管后来她对彭大针给予的微不足道的回报怀有怨言。当然，两家的矛盾也就此化解，彭大针对婶娘叶金桂更是充满感激。
社会学家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并认为各类资本能够相互转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两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社会资本指个人通过体制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个人社会资本的多寡取决于其网络规模的大小和网络成员靠自己权力所占有资源的多少，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能够更方便地获取各种利益。”
基于这一概念之下的人情债、社会地位、信任、威望等自然都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实践主体或者说少数民族医药知识的传承主体，正是通过控制这种稀缺的医药文化资本，获得了社会地位、民众的信任等，这种附加在文化资本上的地位与信任就是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的恰当利用，对于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神药两解”治疗模式下知识持有者的神圣性地位有助于获得权威。“神药两解”，即仪式与药物一并使用以治疗疾病的方式，几乎是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共享的一种疾病治疗模式。巫医、萨满、梯玛、毕摩等皆属于运用“神药两解”治疗疾病的医生范畴。通常而言，巫医、萨满、梯玛和毕摩既是民族的知识精英，又是沟通人神的媒介，通晓本民族历史与文化。土家族梯玛是主要以“神药两解”治疗疾病的医生，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断病治病知识体系，以“一看、二问、三推断、四对照”的疾病诊断方法及画符、画水或更为复杂的仪式，经常也通过特定药物的同时使用来治疗病人。在传统社会，梯玛（或巫医）具有较高的威望，在许多重要仪式场合都有他们的身影。即便今天当村民遭遇“象征性疾病”时，仍会寻求梯玛（或巫医）来“解围”或“打整”。当然，随着现代科学解释模式的渗入，传统思维逻辑受到挑战和质疑，“神药两解”治疗模式下知识持有者的神圣性地位不断弱化，但他们治愈病人而获得的威望并未因此而消解。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各族人民对抗疾病、维系健康、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结晶。它集中体现了人类对人体自身、所处的世界，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融合了宗教信仰、生态知识、生命观、哲学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它已经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这种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民间医生代代传承，而这种传承文化的行为本身和实际取得的效果，延续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文脉，民间医生也因此受到民众的尊重——如擅长“神药两解”的毕摩被彝族民众视为“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
而擅长仪式治疗的土家族医生更是被民众尊称为梯玛，梯玛就是“了不得的人”。
梯玛是土家族从事驱鬼巫术的人，梯玛意即“了不得的人”。在传统社区，他们主导着一个村寨的祭祀、驱鬼、许愿、还愿、婚姻，求子嗣、求雨、解纠纷、治病、占卜、丧葬等等文化活动。“梯玛既从事巫教活动，又进行疾病医疗。”
梯玛是梯玛文化的重要传承人，梯玛文化涵盖了土家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梯玛神歌是梯玛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梯玛神歌的内容除了土家族的族源、迁徙、开荒、繁衍、生产生活等，还蕴含了土家族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对疾病的认知，以及生理保健知识等。土家族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梯玛传唱的梯玛神歌可以说是了解土家族文化的“百科全书”。梯玛运用“神药两解”的治病模式，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将自身所持有的包罗万象的敬神之歌、仪礼程式与药物知识代代相传，这种传承不仅延续了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文脉，而且对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梯玛是对土家文化的整体性传承，那么土家族医生则是土家族医药文化不绝的使者。与梯玛的“神药两解”不同，土家族医生主要利用药物治疗疾病。土家族医生掌握着一套完整的土家医学理论体系，对土家族医学史、土家族疾病命名、致病原因、疾病诊断、治疗实践有着深入的了解。从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来看，家传和师传已经成为他们传承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土家族民间还有一部分草医，他们熟悉药用植物的生长习性、熟知药性药理。他们通常擅长于某类疾病的治疗，治疗方法人人可知，可是疗病药方却不轻易外传。长期秘不外传，加上民间多神信仰的实践，使药方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促成了巫与医的结合，巫医应运而生。这种文化实践本身或许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学功能主义的主张——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多元文化要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就使得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医药文化的汇总，它往往是民族宗教、艺术、科技、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相互杂糅的产物。毫无疑问，医药知识传承人的贡献已经超越了单纯医药知识本身的传承，他们负载的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