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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民众生产生活和抗击疾病经验的积累，它源于生活实践，又反作用于生活实践；它为民众所创造，又为民众所利用；它是民众对大自然的认知与感悟，又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私馈赠。田野调查过程中，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民众这样一句话——“大自然能够让你致病，也一定有治愈你疾病的药物。”在民众看来，人与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共生系统。正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无私馈赠，造就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可及性强、副作用小、简便价廉、疗病奇效等基本特点。
1977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基本药物和药物政策项目引起人们对药品可及性的关注。2003 年的SARS病毒、2005 年的禽流感等流行疾病暴发，由于治疗药物的稀缺、药品费用高昂等原因造成的治疗困难，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关注药品可及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人类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维持健康手段的医疗需求与日俱增，及时获取医疗资源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传统医药知识孕育于民间、植根于民间，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相互交融，可谓人们“身边的医学”。其可及性之强，不言而喻。
李海涛从供方角度研究了影响药品可及性的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包括：到卫生服务机构的距离、市场的药品拥有程度、医疗机构的采购状况和医生的处方行为。”
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作为一种医疗类型，其可及性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到治疗点距离近、治疗手段简便、懂医者众、提供上门服务等。
其一，患者到达治疗点的距离近是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可及性强的表现之一。传统医药知识是在传统背景下依托地方性土壤孕育而生，是普通民众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它的形成背景、过程决定了它与普通大众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造就了知识持有者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既可以是普通劳动者，也可以是医生，还可以是半农半医。民间医生往往没有专门的医疗点，其医疗点就设在自家庭院。村落是人类聚落发展的一种初级形态，其空间范围通常较小，民间医生的住所作为其中的一个网络结点，它联结着住户与住户，其形成的半径通常在数百米以内；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当村民生病求医时，能很快达到就医地点，得到医生的及时治疗。另外，与现代医疗不同的是，民间医生不仅坐诊，而且经常应患者之请走诊，上门服务，这极大地减小了移动过程中对患者的附加伤害。
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概要与重点）》的研究结论来看，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城乡结构失调，全国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城市的卫生资源又集中在大医院。而经济发达地区又聚集了更多的卫生资源，尤其是大城市、大医院；农村的卫生资源却极其有限，老少边穷地区的卫生条件更差。
因此，对于药品可及性的距离障碍主要存在于农村以及不发达城市。
产品供给的不足，再加上距离的时空障碍，广大乡村民众从现代医疗服务机构获得及时性治疗的机会变得极其有限。比如，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百福司镇的兴安村，是鄂、湘、渝三省交会之地。此处距离百福司镇近 30 千米，距离来凤县城更远。村民遭遇急性病，无论去百福司镇还是去来凤县城救治，长距离的奔波对患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我们在湘西龙山县苏竹村调研时，彭大尧用手指着他家对面的岩上说：那是保靖的地方，离保靖很远，有一个小孩晚上害病了一直背到坡脚去看，要赶十五里路。如果是大人害病就更加麻烦了，是很急的病就更麻烦了。彭大尧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村落尤其是偏僻村落中的民间医生的在场，对于患者不仅是一种希望更是一种幸福。正因为如此，当身兼村小学教师和村医生双职的彭大尧 2009 年退休后决定去龙山县城陪孙女“文文”读书时，不少村民这样表达了对他的不舍。“大尧退休进城后，孩子们读书不方便，老年人害病看病也不方便了。”
其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治疗手段简便易行是其可及性强的又一个表现。从我们对武陵山区数个土家族村落传统医药知识的调查研究来看，土家族人对疾病的治疗模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对自然疾病的药物治疗，二是对象征疾病的仪式治疗，三是神药两解。比如淋巴结发炎，彭大尧告诉我们用三味药调和后敷在患处即可治愈。“三味药一是捉老鼠的猫拉的屎；二是成年老石灰，一般在老坟上、老房屋上都可以弄到；三是芝麻油或香油。”这是显而易见的药物治疗。叶金桂又告诉我们：腰带疮最扎实，痛得很，用韭菜兜兜、油菜叶子就能包好；小孩起包，用蛤蟆草顶上那个托托，捣碎了敷就可以了；妇女流产，生小孩流血多，用散血草，用菜油或茶油煎鸡蛋都可以治；小孩感冒了，咳嗽，用树油籽一捶包在肚脐上，可提寒；端午节时，用金银花、九灵罐、千年光、四棱草给小孩洗澡，不生疮。彭大尧和叶金桂给我们提供的药物治疗病例，不仅药物十分常见，而且用法也十分简单，只要知道用药，操作过程几乎人人都会。这种治疗方式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形式：一是内服，二是外用。内服或用水煎服，或与食物同煮而食，或与酒同泡。外用又有捣碎外敷或煎水擦洗。药物治疗使用的药物多数都易获得。“百草都是药”已经形成了传统村落民众的共识。平时有个小伤小痛，不必看医生，只要自己去住所附近的沟沟坎坎找药就可以治疗。
其三、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持有者也即治疗者众也是其可及性强的表现。黔东南州科协主席张厚良对黔东南州苗医的调查得知：“凯里、黄平、施秉、镇远、三穗、剑河、雷山、丹寨、麻江等苗族人口比较集中的 9 个县市调查，该州农村中懂一个以上苗药单方或复方的约有 10 万人之众；能看病、采药和给人治病的有 1 万人以上；开有诊所或在城镇定点摆摊卖药、给人看病、且以行医为主、亦农亦医的有 4 000 多人。”
“至今在苗族地区，几乎每个人都能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治疗方法，有些地方家家户户门庭院落、房前屋后皆种植一些常用药物，形成人们应用草药极为普遍的特点，可以说，‘百草皆药，人人会医’。”
事实上，不仅苗侗村落，而且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村落也是如此。我们在武陵山区土家族村落调查时就发现，无论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几岁孩童，多多少少懂一些草药知识都是一种普遍现象。生活于村落中的民间土医生也不在少数。他们有自己的行医准则，一般而言，只要病人请求其治疗，他们便会欣然允诺，竭力为病人治病。
其四，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持有者为患者提供上门服务是其可及性强的又一重要表现。在此我们特别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民间医生为什么情愿提供上门服务，乡村患者为什么更愿意在家接受治疗？其关键因素在于民间习俗的制约。乌丙安先生以研究民俗威慑理论为前提研究了民俗控制类型，并将之概括总结为禁忌型、规约型、隐喻型、奖惩型、监测型、诉讼型六大类。
从我们的调查研究来看，乌丙安先生概括的六类民俗控制类型中的禁忌型民俗控制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汉语的禁忌一词与英语单词“Taboo”的含义基本相同，其本意都是禁止接触。从民俗学意义上理解，“禁忌是对于社会行为和信仰心理活动加以约束的传统观念和做法的总称。它既有传统习俗观念约定对俗民某种行为加以禁止的客观意义，也有习俗化了的俗民在信仰心理过程中自我抑制的主观意义。”
毫无疑问，禁忌在俗民生活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可以说，正是这种特殊意义使得乡村民众不会轻易冒险破坏习俗的约制。当然，这既是为人处世的需要——谁都不愿被他生活的群体摒弃，又是“安全第一”原则
的需要——谁愿意因为某种违禁行为而给自己带来灾难呢？从我们在武陵山区域调查的数个村落来看，乡村传统对于特殊人群——诸如伤病患者、孕妇、产妇等——的活动范围有着特殊的规约。《思南县乡镇概况》
对思南县 27 个民族乡镇的信奉禁忌做了较为概括性的介绍，从“信奉禁忌”条目所列举的内容看，不准身带血污进屋，以免引来“血光鬼”，影响产妇分娩，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禁忌。忌说带有病、死、杀、痛等不吉利的话等禁忌则是整个武陵山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禁忌。
湘西部份地方甚至不让伤病患者进入灵堂，这种行为被视为对死者及其家人的不尊重，等等。显然，在乡村民众的认知心理上，伤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是一群不洁之人，他们的不洁会像传染病一样，因为他们走动而传播给其他人。同样的道理，由于民众禁忌病、痛等言语的表达，带着病、痛之人进入他者的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类似的案例和研究，无论是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为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回到我们提出的问题，对于民间医生提供上门服务和乡村民众那种家庭式就医选择就更加容易理解。既然患者担心因为自己的“位移”而把不幸带给他人，把医生请到家里治疗或医生主动到患者家里实施治疗就变得合情而又合理了。由此，我们不仅深深感受到了民俗文化对于俗民控制的强大功能，而且更加体会到了在民俗规约下乡村民众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宽容。这种理解与宽容无论对社会和谐稳定，还是对患者病愈都大有裨益。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人类对抗疾病的能力越来越强。生化医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制西药，使用机器设备治愈病人，使人类社会的整体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生化医疗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或副作用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进入大健康时代的今天。就药物治疗而言，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药物都会对人体产生副作用，但这种副作用有高低程度之分。传统医药知识在蕴含东方哲理的防病治病机理作用下形成的不同于生化医学的治疗手段，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明显较低，这一点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医疗界都已形成一种共识。我们主要以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为例加以解读。
病因是指打破人体相对平衡的状态、破坏人类身体健康致使疾病生成的各种因素。病因的解释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同的文化生境之下蕴含着千差万别的疾病解释系统。就土家族而言，存在明显的二元病因解释系统，即自然病因和超自然病因。“自然病因以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强调人体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基于此，土家族将疾病与人体自身的冷热、阴阳失调以及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相联系。土家医生在朴素自然哲学思想、《周易》的太极阴阳、河洛数理哲学思想和《内经》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土家医学的“三元论”。“三元论”将人体分为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别与天、地、水相对应，而人体“三元”要正常运行必须靠气、血、精这三种物质的正常循环。人体之所以生病，是由于气、血、精三种物质的非正常运行导致三元元气不足或受损，致使风、寒、湿、瘟、火（热）等各类毒气入侵的结果。
除自然病因外，土家族也运用超自然观念阐释疾病病因。超自然病因与土家族的多元崇拜密切相关，历史上土家族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形式，在与他民族交流融合互动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巴楚文化、巫文化和道教思想，最终形成了多元崇拜的宗教信仰形式。这些多元崇拜的宗教信仰成了土家族超自然病因解释的理论来源，他们认为鬼魂、神灵、白虎等超自然力量能够对人类施加或好或坏的影响，从而控制人类的疾病和健康。当然，由于病因理论的文化建构特性，人们往往认为一种病因可导致多种疾病，而一种疾病亦可由多种病因引起。事实上，土家族的二元病因论往往也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有时甚至是合二为一的。
上述病因解释同西方医学的病因解释截然不同。在自然、超自然病因机理的作用下，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形成了三种治疗模式：自然疾病的药物治疗、象征疾病的仪式治疗及神药两解。不仅土家族如此，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防病治病模式也不外乎这三类。无论是药物治疗、仪式治疗，还是神药两解，对人体的伤害都相对较小。
第一，药物疗法的低副作用。土家族在疾病防治过程中，所施行的主要方法为草药水煎服。相传太上老君为解决民间疾苦，派其弟子下到凡间为民治病。其弟子并非医生不懂治病，恐不能解除凡间疾苦。为此太上老君便赐予其弟子服用后浑身透明的仙丹三粒，并封赠其弟子扯到的草便为药。于是便有了土家人百草皆为药的理念。虽说这只是传说故事，但从侧面反映出土家人防病治病时对草本植物的依赖程度之深、使用范围之广。土家人利用随手采摘的纯天然草本植物为人防病治病极为平常，这些草药多为鲜药，现采现用，无须化学提炼，亦不添加其他化学成分。比如感冒咳嗽，常用橙子皮、叶，或者枇杷叶熬水洗澡治疗，尤其孕妇感冒咳嗽常用此法，以避免伤害胎儿等。土家人亦注意到“是药三分毒”，为了使某些草药毒性减弱，能够对人体的伤害降到最低而达到最好疗效，他们又采用了炮制法、煅法、烤制法、水飞法等各种药物炮制法。在用药方面有较为严格的药物反畏和禁忌特点，如生药十三反、草药三十六反、十四反等等，这些经验将毒副作用与反畏现象的药物进行归纳，使人们用药时更加安全。
第二，天然养生的食疗。运用食物调理身体，愈疾防病达到健康的食疗养生法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天然养生法，也是大健康时代人们最为崇尚的绿色疗法，更是中国传统医学“治未病”的最高境界。我国很早便对食疗有一定认识，《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主张：“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可见，食疗方法对人体健康十分裨益，伤害甚微。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食疗已成为土家族人的一种习惯。我们曾请苏竹村的民间医生彭大尧列举过他们日常饮食中的药物名称，他一口气就列举了 36 种，如芫荽、拿白（土家语，俗名萝卜）、卡茄茄（土家语，俗名茄子）、丝瓜、冬瓜、石坨（土家语，俗名大蒜）、野茺、红苕叶、红苕根、金银花、爬古（土家语，俗名辣椒）、鲜豆渣、洋荷、半截烂等等。在儿童养育过程中，他们常用五谷杂粮熬制“糊米水”，或用糯米藤炒食或煮汤治疗小儿疳食；亦有炒食野茼蒿的饮食习惯，而野茼蒿对治疗妇女乳腺炎有益。夜来香是补药，他们常用结籽部位的大陀陀熬鸡肉或猪腿，吃鸡肉猪肉，滋补身体。从我们以上列举的食物来看，它们大多是村落民众菜园子里的作物，换句话说，食疗早已成为民众的一种习惯，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已经成为一种事实。
第三、仪式的心理疗法。如果说药物治疗有低副作用，那么仪式治疗可谓“纯天然”疗法。土家族历来有巫医结合、神药两解的防病治病习俗。英国医学史学家罗伯特·玛格塔（Roberto Margotta）说：“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
防病治疾时掺杂巫术行为是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应用的一大特点。伴随着仪式治疗进程的推进，我们发现最初用于治病的药物被道具化，药物被视为治病仪式的一种重要元素。从形式上看仪式治疗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视其为迷信，因为在这一神秘化的治疗情境中，巫术治病的作用机制无限彰显，现代医学所称的心理疗法正以一种倒置的方式发生作用，医生充当了一个中介，以一种特定方式代替病人宣泄，激发某种抗病的潜能。事实上，人类早期主要就是靠本能、靠自身的潜力来维持身体健康的。
巫术仪式在医疗过程中的作用正在于它对人类本能和潜在能力的激发。巫师模拟病人症状、表演绝技、同鬼神沟通交流等看似怪异的行为，不仅能够有效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减轻病人心理方面的痛苦，而且能够增强患者信心，激发病人对抗疾病和疼痛的自我潜能，从而达到抗病的目的。我们不妨列举土家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焖蒸”疗法和“卡子水”疗法加以说明。
我们在武陵山区调研时，苏竹村彭继隆给我们这样述说了他的亲身经历：梯玛搞仪式的时候，要专门从山上采药，虽然我不知道药名。然后他在身上披一块红布，让病人坐在椅子上，把病人用铺盖蒙起来，再在旁边放药水，那药水烧开了，咕哝哝、咕哝哝，往被子里面灌，就是焖蒸。焖蒸有时候要弄两背笼草药，把药烧开了，蒸气咕哝咕哝往被子里灌，被子也放点点个出气孔，你病人就要发热嘛。一般稀稀弱弱、全身无力啊，就那么个搞法。病人有的还要过刀梯，刀子磨得疯快的，病人和梯玛都走过去，梯玛边念咒语边走。还有的抬红铧口，梯玛抬着铧口在病人旁边打转转。它真的能够治病？我估计是药的作用。只不过用药比较巧妙。显然，彭继龙所经历的这一治疗案例向我们传递了这样几个信息：其一，梯玛通常是通过仪式给病人治疗；其二，在仪式治疗过程中，梯玛会操演一些绝技进行辅助治疗；其三，在仪式治疗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病人用棉被蒙起来后，在旁边熬药，并且让药水的蒸气往被子里面灌。这个情节生动地表明，药物在仪式治疗中的重要功能，这也是人们把这种治疗称为“焖蒸”的原因所在，只不过因为仪式而使这种药疗神秘化了。这种神秘化的过程也是药物道具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药物明显被视为能够治病的仪式的一个构成元素。很显然，药物道具化这一治疗实践反映了神灵信仰与疾病治疗的紧密关系。虽然，这种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的用药和疗病仪式在现代生物医学看来也许离奇怪诞，但是，其对心理疗法的启示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卡子水疗法”也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的一种疾病治疗方法。当鱼刺或尖硬的物质卡在喉咙的患者救治时，巫医先打一碗清水，然后开始念口诀，并不时用手指在碗里沾一点水，向空中弹一下，表示敬天。接着在水碗上画一个字徽，
不过他们到底是画一个什么字，外人不知道，也无从知道。然后砍九节竹筷到碗里，每节长约 3 厘米，然后，让患者端起水碗，连水带竹节，一口气吞进肚里。据说，除留下一点水敬地，碗里的水和竹筷必须吞完。毫无疑问，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有学者研究认为，卡子水本来是治疗鱼刺卡在喉中的一种巫术，现在已演化成一项带有一定表演色彩的巫术。
这一方面反映了传统文化在文化产业化尤其是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变迁和主动适应，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民间文化极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卡子水疗法之所以广为人知，因为它在解除患者疾苦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功效。
我们在土家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期间，卡子水疗法常常是中老年人向我们津津乐道的主题，这种津津乐道本身即深切表明了他们对这种疗法及其功效的认同。文化是对“社会经济持续生产意义的过程，并且这些意义需要为涉及到的人创造一种社会认同”。
显然，卡子水疗法作为一种民间医药知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持续生产了意义，而且为其意义关涉的民众创造了一种社会认同，这种社会认同正是它持续生存的根基。
在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民间这种仪式疗法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关于其合理性的讨论，我们需要明确对三个概念即疾病、病患和病态的认知。对于这三个概念，我们不能简单从生物医学的角度进行界定和分析，因为人体的某种异常状态不仅与生物结构本身的常态有关，而且也与患者的文化和信仰关系密切。对此，医学人类学对“疾病”“病患”和“病态”三个概念做了区分。医学人类学认为，疾病是一种生物尺度，一个医学术语，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做出的医学判断，并可以通过体检、化验或其他检查来确定；病患是从病人自身的角度而论的，它是一种主观状态，是指病人自己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和自我判断；而病态是从他人对病人疾病状况的承认而言，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生活中，我们通常用“疾病”一词代替了上述三个词的含义，这说明我们对生活中的疾病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病人自身共同建构的结果。这种疾病认知的多元化建构无疑为仪式疗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仪式疗法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它存在的必然性。当然，仪式疗法的存在也涉及民众对医生医术认知的问题。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乡民对民间医生医术高低的认知度往往与医生掌握的法术相关，不懂法术的民间医生在民众的眼中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医生，当然更不是一个好医生。关于这一点，龙云清先生对腊尔山区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佐证。他在《山地的文明》一书中做了这样的表述：在腊尔山区苗区，光懂得医药不懂得巫术，在一些人看来不能算是有真本事。一个医生到某患者家看病，如果不先施一点法术，烧一点香纸，化一碗水，念一番咒语，患者及其家人心里往往不会很踏实。这说明，民间医生治疗行为中的仪式辅助疗法也是民众认知的需要。正如伏尔泰曾经所说，医生的艺术就是让病人高兴，然后身体自然康复。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简便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利用天然药用植物防病治病，还是运用咒语、口诀等巫术仪式治疗，它们操作起来都十分简单易行。价廉是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另一个特征。与现代生化医学昂贵的医药费相比，其价廉的特征显而易见。简便与价廉密不可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一大优势。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获取和治疗都十分简便，这主要决定于其治疗手段的简单易行和生态药物资源的就近和免费利用。就治疗手段而言，我们已经知道土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治疗模式有三种，即天然药用植物治疗、巫术仪式治疗及神药两解。其中药物治疗大致为内服、外用或内外兼用；用药多为鲜药，常常现采现用。总的来看，无论是用水煎服、泡药酒服，还是与食物一道服用、捣碎外敷、浸泡擦拭等，这些用法都不复杂，普通人都能掌握。关于“用药时的现采现用”
，我回想起了在苏竹村采访时田德明老先生从路边临时采集青蒿疗伤止血的情景：田德明带我们去采集药物标本。回来的路上，他看到邻居一只母狗带着几只小狗，于是想抱一只回家。在征得主人同意后，又怕被母狗盯上，于是他很迅速地抓住了一只小狗的后腿，拎起来就走。不料左手无名指还是被挣扎的小狗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然而，他并不慌张，只是顺手在路边掐了几棵青蒿，放到嘴里嚼烂后，直接敷在伤口上，一会儿血就止住了。毫无疑问，田德明这种民间治疗实践与现代生化医学对于狗咬伤的处置方式——注射狂犬育苗——是不同的，但目的却是一样的。相比之下，民间药物治疗的便捷廉价也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近乎纯天然的绿色治疗，更加体现了“万物之为我生，万物之为我用”的生态理念。对于经济收入十分微薄的广大乡村群众而言，民间治疗也许更为实用。后来，我们在铜仁市江口县云舍村采访时，陈志香用采集来的新鲜药物免费为 80高龄的老婆婆治疗手腕骨折的案例，也再次说明了民间疗法对困难群众身心健康维护的重要性。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民间医生也会采摘一些药物放在家里晾干，除了以备不时之需，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增加药物的神秘性。鄂西兴安村一位医生这样说：将采回来的草药晒干，是为了给病人心理安慰。因为有些治病药方颇有实效，但药物普通，将药物晒干后很难辨识，这样一来可以使自己的药方保密；另一方面，如果病人得知药物实在普通，未必相信药物的疗效。很显然，他们晾晒药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消患者心理上的顾虑，从而提高治疗的效果。由此可见民间医生的一片良苦用心。
民间传统医药不仅方便，价格也便宜。苏竹村彭大尧用自己祖传的医药给村民治病，不仅给村民带来了方便，而且也给贫穷的村民减轻了负担。有一次我们在请他对民间用药与医院用药费用做一个比较时，他说：“我这里花两三元可以买到的药，在龙山县城花十几元才能买到。我试过一次，就是有一次文文的婆婆胃痛，在龙山抓的药，花了十几元，在我这里只需要三四元。”彭大尧简简单单的一个案例比较，不能不令人深思。罗钰坊等在研究兴安村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时也对民间医药的“简便价廉进行了肯定：众所周知，现代医疗机构看病常常手续繁多，费用也随其增长。山区大多数人并不富裕，加上远离县城，交通不便等其他因素——从兴安村到县城要花三个多小时，来去的路费、生活费等无形中加大了进城检查所需费用、药物费用，从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相比之下，传统妇幼保健方法所用药物花钱小，但达到的效果却往往是一样的。”
反思现代医疗体制下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已不仅仅是学者的视野，它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因为如此，对于民间医生陈永常的深度访谈，笔者至今难忘。我们的采访发生在 2014 年 8 月 9 日，地点在思南县胡家湾苗族土家族乡一街长虹专卖店。之所以选择这里，因为专卖店店主是笔者的弟弟。难忘访谈，不是因为访谈情景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陈永常医生对于患者的态度和对于治疗付出的回报。为了进一步阐述，我们不妨将访谈部分录音整理如下。
笔者：我听我弟讲，叔接骨头很厉害？
陈永常：这个是原来学到的嘛。
笔者：我是特地来向您请教的。
陈永常：我这个不是知识撒。
笔者：您这是技术。听我弟讲，您给别人接骨头都是到别人家里去，为什么呢？
陈永常：这个原因是，骨折的人不能轻易挪动，家属也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在自己家里安全，没有什么顾虑，这个有利于病情治疗。骨折就是第一要归位，第二要预防破伤风。
笔者：据说有些人粉碎性骨折，要特别注意归位。
陈永常：有些骨头露出来，很残忍。
笔者：归位了有没有什么影响？
陈永常：没有什么影响。
笔者：叔行医多长时间了？
陈永常：我从 76 年一直干到现在。我是专门干这个，庄稼都没种，我今天还要去医冠心病、胃病，这些我都是特效，我行医比较宽，凤冈、德江、许家坝，昨天交通局就来两个。
笔者：是来接您去治病的？
陈永常：它送过来的，我负责包的。方式说给他听了，别人负责给他上药。我每天到处跑也跑不全撒，但药是在我这里拿。
笔者：像这种粉碎性骨折要治多长时间？
陈永常：要棒棒的话就要四十多天，不要棒棒可能要年多点。
笔者：您现在给接一个一般要多少钱？
陈永常：现在一般重点的伤要三四千块钱，但是去医院的话，钱花得更多又更复杂，虽然钱可以报销但是疗效没得我这个快。
笔者：一般重伤都来找你？
陈永常：一般轻伤不来找我，他自己搞点药就能解决事情。再说也轻易找不到我了嘛，我是这里跑那里跑的。
笔者：您都是到病人家里去？
陈永常：方便撒。
从前面的对话可以看出，我的采访开门见山，没有绕弯子，事实上，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和被采访人的关系，也没必要绕弯子。我的问题直截了当，被访者的回答也自然而真实。陈医生自 1976 年开始行医治病，至今 40年过去了，从未放弃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是一个民间从事医疗的专职医生。如他所说：“我是专门干这个，庄稼都没种。”但是，他却是一个没有从业资格证的民间医生。作为转业军人，把在部队所学的知识与民间医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悬壶济世的秘笈，不能不令人称道。作为一个农民，放弃对庄稼的耕种，可以说是对庄稼汉生活的一种反叛，但是，他却因手中掌握的医药知识，四处游历，治病救人，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新生活。我们从他质朴的话语中深切地感受到，即便自己医技高明，对粉碎性骨折、冠心病、胃病等疾病手到病除，但他总是把方便留给患者，自己上门施治，或把药物配好，治疗方式告诉患者亲人，既减轻患者痛苦，又减少对亲人的折腾，当然，这同时减轻了他来回跑动的劳累，可谓多方受益，其乐融融。如此建立起来的医患关系，完全可以想象那种和谐——充满感激的和谐。当然了，这种和谐不仅仅建立于上门服务或方便式服务，适度的医疗费用也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关键的因素。之所以说它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如果医疗费用太贵或贵得离谱，患者根本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或放弃这样的选择性治疗，医患之间无从建立治与被治的关系，自然无所谓和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患者对这样的医生一定充满了恨！“一般重点的伤要三四千块钱。”这是陈医生对收费的自我把握。这里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概念，否则我们无从进一步讨论“方便价廉”这个话题，那就是“一般重点的伤”。如果我们离开特定人群特定习惯而按照通常意义的理解，那么这个“一般重点的伤”其实并不重，那么“三四千块钱”的收费就值得质疑。从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一般重点的伤”概念的界定在陈医生的心中指的是“粉碎性骨折”之类的重伤。“一般重点的伤”的表述是民间日常的习惯性表达，这本身也表达了乡村农民对疾病的一种超然态度。事实上，大量事实表明，即使一个人行将就木，当有人问及其病情时，其亲朋大多会这样表达：有点重、可能不行了。在乡村民众心中似乎根本不存在“病危”“重症疾病”等这样的概念。或许正是因为乡村民众保持着这样一种心态，他们很少无病呻吟，面对疑难重症，他们常常认命，相信命运，顺其自然，不会为了自己疾病的治疗而给儿女留下大笔债务。人财两空，通常不是他们的选择。回到“一般重点的伤”的话题，再对照民间医生这一概念的界定和对应收费，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点赞。实事求是地讲，对于一个粉碎性骨折患者的医治费用，已经非常价廉了。
疾病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都是认知和治疗疾病的重要密码。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形成于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人群，对某些特殊的疾病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殊的治疗方法，尤其在治疗地方性疑难杂症时效果十分明显，与外来医学相比具有更加突出的优势，甚至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土家族人主要聚居于武陵山一带，特殊的自然生态为各种毒蛇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场域，生产劳动中人们常常受到毒蛇伤害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土家族人掌握了大量治疗毒蛇咬伤的秘方，疗效十分显著。我们在湘西调研时，报道人就特别向我们介绍了治疗毒蛇伤的专科医生和治愈毒蛇伤的案例。
叶金桂是苏竹村公认的治疗毒蛇伤的土专家之一，我们第二次到苏竹村调研时她给我们讲述了治愈海伦（彭大针的乳名）的过程。她是这样讲述的：那边有个被毒蛇咬了，两三天了，全身都长泡了，还开始吐血呢，牙齿缝里都是血。跟乡里县里医院联系，说至少准备五千块钱。他家医不起，开始也不晓得我会，别人给他说我晓得，他家里的人就来请我，给我说好话，他妈还跪着求我，我也很同情他们，就去给他治。他两只手都被咬了，全身都是泡，我说不敢打包票，给他弄点药试试；又给他包药，又用棉花坨坨沾药了竹棍夹起擦洗身上的泡，后来他就睡着了，喊都没反映，我还以为他死了，后来他醒了说：“您的药好哦，敷上了就不痛了，我就睡着了，我两三个晚上没睡着了。”花了二十来天整好后，他给我一百五十块钱。
叶金桂的讲述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不仅因为她治疗的效果，还因为其中几处特殊的表述，如“那边有个”“他妈还跪着求我”等。为什么说“那边有个”而不直接说海伦？为什么说“他妈还跪着求我”？这样的表述究竟隐含了什么？我们相信不仅我们会在心里画上一个个问号，细心的读者也会如此。如果不加以解释，恐怕会引起诸多误解。为了揭开其中的奥秘，我们在村里采访了多个村民，村民的回答消解了我们心中的疑问。原来彭大针家与叶金桂家有矛盾，用村民的话说，“他们两家结得有仇。”好几年都没有往来了，见面形同陌路，谁都不理谁。但是，尽管如此，当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时，村民那份纯朴和善良又显得那样真实和直白。这不能不让我们对民间医生那份摈弃前嫌的洒脱平添几分敬意。细细品味叶金桂女士所说的话，我们又看到了民众善恶分明、毫不掩饰的个性和品格。
当然，土家族民间医生不仅对毒蛇伤治疗有独到的理解和治疗秘方，对妇科疾病也有自己独到的认知和治疗方法。我们在湖北恩施州来凤县兴安村田野调查时，当地土医生谢成翠老人向课题组成员罗钰坊硕士讲述了她为其女儿治愈月经痨的经历。老人家向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带有几分劝告的口吻说：“你们女娃一定要记到坐月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我女儿不听我话，在坐月子的时候与女婿同房，得了月经痨。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生完孩子就去上海打工了。有一天她打电话说她小肚子经常痛，阴门不时流血出来，饭也不想吃，人越来越瘦，没得精神。我叫她去医院看，她说去看了吃了好几千块钱的药都没效果。我叫她赶快回家，看她的症状我推定是月经痨。于是我就挖了很多草药，吃了一个多月就好了。这不用花什么钱，又有效果，我们这里许多人生病都请我帮忙挖草药。”
粉碎性骨折对于患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然而，在灾难面前民间医生并没有退缩。他们凭借着一腔热情和执着，在实践中积累了治疗粉碎性骨折的经验，形成了一种独到的治疗风格。对思南县胡家湾苗族土家族乡灯塔村陈永常医生的采访，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治疗粉碎性骨折的自信。治疗粉碎性骨折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困难的就是把碎骨归位，归位的关键在于懂得筋脉。“筋脉很重要，要把它理顺。骨头外面有一层白色韧带包着，你可以拿手顺着摸过去，哪里有情况就清楚了，然后把突出的按平，手法很重要。”陈永常医生一边讲述，一边用手比画，也许是担心自己没有说清楚，怕我们听不懂吧？但是，陈医生是坦率的，他甚至可以把药方给我，也不担心药方被人拿走。“我不担心，因为他拿去不起作用。一是他不懂手法，骨头不能归位。二是他不懂经脉和穴位。”“这个药的配制和配量也很重要，光告诉你药方是没得用的，我们也希望有个人来专门研究一下，把这个药方能够传给后人。乡村老百姓在医院消费不起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有意义的事情。”陈永常医生真就把药方告诉了我，还对配方做了一番说明。出于一种职业道德和对被访者的尊重，我们不便公开药方。但是陈永常医生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钦佩。陈永常医生还掰着指头列举了用这个药方治愈的好几个案例。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陈永常医生治疗粉碎性骨折的特殊技法和用药的特殊功效。
粉碎性骨折对于病人而言，其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样的疾病治疗的功夫自然也是独到的——尤其是仅靠对经脉和穴位的理解而全凭手法实现归位。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背景，传统医药既把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元素，又把人体与大自然之四时相对应，很早就对于经脉有着独特的认知——通过脉象之阴阳，论证病情和判断预后。与四时相应，人有四经，与月份相应，人有十二从。即如《黄帝内经素问卷第二·阴阳别论篇第七》所言，“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而“切”更是中医察病的四大要素之一。依据脉象察病疗病成为传统中医的重要生存和发展之道。陈永常作为一个具有“再生性”民间医药知识的传承人，不仅熟悉经脉特点，而且还能根据经脉的分布靠手法归位粉碎性骨折，其医技不可不谓之高明。或许正是因为他对经脉认知之深刻，使他对自己的医技充满了自信。因为自信，所以，他不怕把自己治疗粉碎性骨折的药方告诉别人；他相信就算别人知道了药方，不懂得经脉和穴位，依然等于零。
回想起与陈永常医生的交谈总有一种亲切感，也许正是这种亲切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准确来讲，他能把自己的两个疗病方子告诉我，表明我们之间几乎不存在距离感了。当然，我很清楚，这种亲切感来自于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一来陈医生和我逝去的父亲是好朋友；二来陈医生现在又与我弟的关系不错，算是忘年交了；三来陈医生尚存有农村人的纯朴；四来在熟人圈里向外人表现自己的“功力”是大多数民间艺人乐于做的事，谁都好面子，而谁又丢得起这个面子呢？我是一个长期在外的本地人，又是家乡绝少的博士，他不能让我失望，更不能因此留下一个虚名，影响了他以后的行医路，因为跟我们围坐在一个火炉旁的还有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但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或是出于什么样的情结，陈医生非常坦率地讲述他擅长的疾病治疗，并点名道姓提供了他所治疗的个案，这既为我们进一步的采访预设了足够的空间，也充分表达了陈医生对于自己掌控的医药知识和其医疗技术的足够自信。
以上数例只是我们收集采访案例中的代表。事实上，无论土家族还是苗族，亦或是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对地方性疾病的认知与治疗都各有所长，为维护民众身心健康提供了方便。“藏医药治疗高原病、脑血管病、风湿病，蒙医药治疗骨伤、再生障碍性贫血、甲状腺病，傣医药治疗子宫肌瘤、乳腺增生，瑶医药治疗肿瘤、红斑狼疮，壮医药治疗跌打损伤、老年病和眼科疾病，苗医药治疗呼吸道感染和泌尿系感染，朝医药治疗前列腺病、糖尿病等，都有突出的疗效和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