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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工业文明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榨取自然，最终使人类自身陷入生态失序的困境之中。生态文明是对人们生态失序的拯救，是人类的新文明。然而，“一个美好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必须要经历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艰难的历史进程。它不会突然从天而降，也不会平稳地、自发地如约前来，而是人类进行创造和建构的结果”
。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点，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实现生态文明的未来愿景必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事物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观点。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人类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则是随着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实践发展中认识不断升华的产物。”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是生态文明提出的逻辑起点。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文明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相应地，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呈现“共生共处—整体平衡—冲突对立”三种形态。渔猎文明时期，采集和渔猎是原始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尽管人类活动会对自然之物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微乎其微。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维持着以人对自然的完全被动服从为特征的天人混沌一体的共处关系。农业文明时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创造性的农业生产活动对自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损害程度有限，人与自然维持着局部性不和谐但整体平衡的关系。工业文明时代，传统工业化道路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除了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外，也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消耗和破坏”
，最终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调和恶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明提出的重要背景，而对世界环境问题的揭露源于 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从主旨来看，《寂静的春天》通过对污染物富集、迁移、转化的描写，阐明了人类与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解释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影响来看，该书的出版引发了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西方环境运动正式拉开序幕。1970 年美国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地球日”活动。之后，美国相继出台《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动物保护法》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地球日”还促成了美国国家环保局的成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 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将环境问题纳入政府的事务议程上来，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会议通过了全球性保护环境的《人类环境宣言》和《行动计划》，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奋斗，开创了人类社会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
20 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国家环境公害事件的频发以及环境公害事件对人们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的弊端。从《寂静的春天》到《增长的极限》，从 1972 年的“人类环境会议”至 2002 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都标志着世界各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随着“资本主义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超越本国本土的局限，开始向世界范围内蔓延时，生态文明才开始真正走入人类的发展视域”
。与此同时，中外学者开始提出并使用“生态文明”这一概念。1995 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出版题为《生态民主》的专著，正式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随后，我国学者叶谦吉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返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同时保护自然，人与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
由此可见，“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导致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之后，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成为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内涵，是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基础前提。目前，我国学者形成了关于生态文明的各种定义，但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大致形成三类观点：
这类观点主要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纵向角度出发，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即“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在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人类文明”
。这类观点将生态文明视为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生态化超越，强调人类文明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文明程度。
这类观点主要是从社会文明系统的横向角度出发，把生态文明理解为社会文明系统的基本要素，即“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并列的文明形式，五者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文明系统”
。这类观点揭示了社会文明系统的层次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凸显了生态文明的独立性及其在社会文明系统中的重要性。
这类观点主要是从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出发，把生态文明概括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即“生态文明指的是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过程中，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以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为核心理念，以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为根本途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为根本目标而进行实践探索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这三类观点虽然研究的视角不同，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也不同，但都为我们理解生态文明提供了有益参考。
然而，“生态文明是一个既高度复杂又有广泛认同的概念，如何对它加以科学的界定和阐明，需要把文明和生态的概念融入生态文明的内涵中”
，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从语义来看，“生态”是指生物间、生物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它反映的是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文明表示的是社会形态发展程度的概念。它是一定时期内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及规范人类行为的各种制度的总和，又是一定时期人类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和状态。”
生态文明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更高级的人类新文明。因此，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和文明两个概念构成的复合概念。从事实来看，生态问题伴随着人类文明而产生。原始渔猎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影响极其微小，不存在生态问题。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砍伐森林、开荒种地、围湖造田等不合理的实践活动造成局部性生态问题。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活动由地球的表层延伸至地球的深层，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当生态危机超越本国本土局限，开始向世界范围内蔓延时，生态文明就进入人类的发展视域。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面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是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综合上述观点，结合我国生态国情，本书认为工业文明在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带来巨大消耗和破坏的同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甚至是对立。这就需要“把人与人的发展问题和自然与生态发展问题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论视野，使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及高度发展成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双重终极目的与最高价值取向”
。故此，本书中的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弊端及其生态后果基础上，重新审视并积极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以创造生态文明的实践为根本途径，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取向，以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在价值观念、实践途径、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工业文明有着本质区别。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又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一种新型文明，生态文明呈现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
“人靠自然界生活”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概括。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工业文明拓展和深化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关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业文明高扬“人类中心主义”，过度追求自然的经济价值，肆意向自然索取，使自然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服务，结果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与工业文明不同，生态文明强调给自然以平等态度和人文关怀，能够最大限度地遵循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规律，在价值理念上要求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从“征服自然”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它要求人类心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故此，“生态文明就是要改变以往人类发展过程中以人为破坏自然作为文明成果生成和积累的唯一方式的缺失，使新的文明形态中集中体现人文与自然的和谐”
，这正是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最大区别。
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生态危机产生的症结在于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工业文明下，人们陶醉于科学技术全面改造自然取得的空前胜利。人们把自然当作可以任意摆布的机器、可以无限制索取的“原料厂”和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圾箱”。以机械化、工业化为核心的人类生产实践和以过度消费、过度浪费为特征的生活活动作用于周围的生态环境，最终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工业文明相反，“在社会实践上，生态文明就是要求人要能动地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形成人类社会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总体而言，就是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贯穿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通过追求人类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良性互动，促进人类生产环节和生活过程的绿色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方式、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使绿色生态、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标签和主旋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工业文明是以“黑色”“污染”为表征的黑色文明，生态文明则是以“绿色”“环保”为特征的绿色文明。生态文明新时代，绿色是人类文明的底色，绿色属性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显著特征。
从发生地域来看，生态问题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先凸显，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国家的生态问题都会蔓延至其他国家。如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超越国家、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超越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成为事关人类生死存亡并且带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问题”
。这就意味着，应对生态危机是全世界的共同难题，建设生态文明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在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艰巨任务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必须从全球范围内、从生态文明的大局中考虑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共同承担守护地球家园的责任，共同履行维护生态安全的义务，推动生态文明共建共享。因此，生态文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汇集全球之力，而生态文明的成果也必将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