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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起落、文化的兴衰、社会的存续都与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关人民美好生活与幸福追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中央在动态把握矛盾转化规律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根本性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背景，从生态供需矛盾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既是生态文明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探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不能脱离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现实背景。故此，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背景出发，整体审视和系统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尤其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时代课题。
21 世纪以来，面对“先污染后治理”传统发展道路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冲突和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生态国情，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指导，实施了一系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绿色探索与生动实践、生态文明理念的广泛传播与日益深入、环境污染治理的系统开展与力度之大、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与出台之密、生态环境质量的极大改善与不断优化等，都推动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变化。
然而，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而言，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有所缓解，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向着更好的局面发展。但是，我国传统发展方式尚未发生根本转变，绿色发展方式还未真正形成，旧的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发展中产生的新的环境问题总是在不断显现。一方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在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执法等方面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随着生态环境问题集中爆发，生态环境问题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演变为重大的民生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而且严重威胁人民身心健康与幸福生活，成为民生之患、民生之痛。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清洁环境等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与日俱增，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逐渐成为人民群众新的向往和新的追求。故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与人民群众产生的新诉求、新需要都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问题并存、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科学判断。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两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都与生态文明建设休戚相关。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由多种需要构成的需要体系，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属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范畴。另一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现多元，在“五大建设”中有不同表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理应被纳入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范畴之中。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大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既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又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表现。这就建立起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关联，构成本书研究主旨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点。那么，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如何进一步展开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攻克哪些难题、实现什么目标？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并予以解决。时代的要求与现实的期待，亟须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问题与难点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与解答。
在我国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既有实践层面的显著成效，又有理论发展的丰硕成果。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大背景之下，系统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背景，从生态供需矛盾视角出发，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应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揭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突出中国共产党社会矛盾理论、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生态文明思想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另一方面，中国道路包含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包括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更多论述、更多强调和更多指示，并对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安排和新部署。系统研究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关键问题、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化解路径等，有助于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
2.学术意义
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背景，从生态供需矛盾视角出发，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可以丰富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深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提供学术资源。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后，学界掀起了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热潮，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内涵、时代意义、主要依据、具体表现和发展诉求等主题展开研究。然而，探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具体表现的研究成果鲜少。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一直是我国学界热议的重要话题。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展开了研究，着力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价值地位、现状与困境等议题。但是，结合社会主要矛盾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故此，本书在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逻辑关联的基础上，系统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必将有助于拓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从而进一步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学术成果。
3.实践意义
本书置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背景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即生态供需矛盾进行深入分析和具体阐释，有助于回应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出现的新矛盾与新问题，能够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和智力支持。一方面，从利益的角度而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益是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因，准确把握它为我们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进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个领域的探索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传统发展道路带来的问题不断显现，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实生活中，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呈高发态势，已经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美丽宜居的绿色家园。解决生态供需矛盾，就是要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要途径和重要保障。另一方面，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来看，系统、全面地认识和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矛盾和困境等内容，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和实施路径，对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效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结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探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有利于为探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路径提供思想支持与思路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需要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任务，迫切需要探索一条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呈现新特点、存在新问题、面临新挑战。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如何深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内涵？如何科学判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如何准确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与新要求？怎样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勾画绿色发展的新蓝图以及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在人民美好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更为有效的解答。故此，本书的研究目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本书的研究理念是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背景，系统研究和阐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在对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矛盾的具体表征和呈现方式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而积极探索新时代解决生态供需矛盾和推动生态文明平衡充分发展的应用策略和重要举措，从而搭建起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以期实现思想、观点和方法的突破和创新。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可称为生态供需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入分析和详细论证，重点探讨和分析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旨在深刻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找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高水平建设和更好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提供有益参考。
第三，根据马克思关于在主要矛盾中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原理，重点对生态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具体表征及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行深刻剖析和论证，旨在“抓准病因、对症下药”，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平衡充分发展、切实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实效、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第四，着眼于化解矛盾的目的，在对“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进行系统研究，尤其是对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生态供需矛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应对之策和重要举措，旨在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良性循环，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创新路径。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特别是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的重大进步。生态文明所凸显的世界意义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彰显的“中国特色”及其在全球生态安全中做出的“绿色贡献”，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相关研究，形成了许多具有标志性、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基于课题研究的主旨需要，本书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旨在全面了解国内外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现状，深化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理解。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整体利益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的战略选择。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我国最大的时代背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要适应和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目前，国内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比较集中。对近十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近五年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从研究主题来看，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审视；二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观构建；三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微观分析。从研究内容来看，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国内学者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1.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重要话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学界就掀起了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潮。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开展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凸显的时代价值，学界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程度与范围。梳理已有文献，与本选题紧密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概念的界定
何为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目前，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
①宏观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宏观视角出发，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广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过程，即“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消除改造过程中的不利影响，通过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
（张东甍，2013）。这类观点以实践为起点，把生态文明建设视为一种以改善生态环境，优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为任务的社会实践活动，赋予生态文明建设以能动性、实践性和现实性。
②微观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微观角度进行阐释，把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生态建设和“三型社会”建设。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通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手段，在人们合理、适度利用自然的同时，让自然在休养生息中弥补已有的赤字以达到新的生态平衡”
（张永红，张叶，2018）。这类观点立足生态系统的平衡性，追求人与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建设“三型社会”，具体而言就是“以生态规律为行为准则，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的方法，依照生态系统管理的原理，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维护生态正义为根本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健康型文明社会”
（杨朝霞，2014）。很显然，这里的“三型社会”是对“两型社会”的深化和发展，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健康型社会的简称。
③多重维度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多重维度出发探讨生态文明建设，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多维一体的概念。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四维概念”的内在统一，即“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发展模式的概念、相互融合的概念、复合系统的概念、机制创新的概念”（石建平，2008）。郇庆治（2014）指出，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在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至少包含在社会主义文明整体、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绿色取向、哲学理论层面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四重意蕴的概念。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主张“生态文明理念”
（王永涛，2016）。
总体而言，学界分别从宏观、微观、多重维度三种思路对生态文明建设概念进行了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基础问题，但观点不一、尚难明确，没有达成共识。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阐释，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概念的研究。
（2）对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研究
道路决定方向，道路影响成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人类期待的生态文明，要探索一条成功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就提出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之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再次重申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与此同时，辛向阳（2011）将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作为总道路的组成部分，并进行了初步探讨。刘金田等（20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一书中，共同探讨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初步形成以及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等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左亚文等（2014）学者在《资源环境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专著中从文明的历史演进入手，揭示了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反思，从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路径。焦冉（2017）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是一条能够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经历了“发展萌芽—初步形成—正式确立—发展完善”四个阶段。其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理念、思想、制度体系及文化积淀，为今后生态文明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奠定现实基础。
（3）对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探讨
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是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基于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现实意义，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经验、问题与出路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解决生态文明问题需立足我国环境发展的实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多元实践与新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规则体系（丁国峰，2020）。提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依然面临着区域发展、资源配置和公众参与三方面均不协调的现实挑战，这严重制约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进程。这就迫切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充分将政府、市场、公众三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利和义务相融合，通过树立生态法治观点、构建法治体系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李兴锋，2021）。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入手，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改进与创新是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必须借助制度的力量（常多粉，2021）。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应和解答，对深入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4）对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关于这一主题，学术界沿着两条路线展开：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为时间跨度，从发展背景、历史脉络、原则遵循三个层面考察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系统逻辑，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成就和基本经验。其中，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党的坚强领导、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和生态治理模式的创新（唐秀华、陈全顺，2021）。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逻辑起点，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逻辑主线，以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为逻辑旨归，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尹艳秀、庞昌伟，2021）。另一条是以党的十八大为时间起点，探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学术界普遍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具体表现为：生态文明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卓有成效，生态文明执法和监督力度空前强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转型取得重要突破，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究其根源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导、党的统一领导、生态技术的创新、生态制度的加强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等（钟实，2017；郑振宇，2020；李宏伟，2021）。张云飞教授则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出发，指出我们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积累的重要经验集中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现实路径的拓展。两条路线的时间起点虽然不一样，具体内容的阐释也有差异，但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积累的经验的认识与概括基本一致。
（5）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困境的分析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和难题，诸如地方政府的实践与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图不相吻合，工业文明惯性在相当程度上仍制约着我国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政绩考核体系不利于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传统的资源价值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阻碍着生态文明建设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推进发展理念变革和生态文明发展观的牢固树立，把协同推进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的现代化目标，以及在科学发展的主基调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何克东、邓玲，2013；杨巧蓉，2014）。有学者以海洋生态环境为切入点，认为当前我国海洋领域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监管失位；海洋教育相对落后，政策导向有待强化和海洋科技金融扶持力度弱，创新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加强海洋立法、加强海洋生态监管、强化海洋教育以及加大海洋科技创新（鹿红、王丹，2017）。可以肯定，这些观点指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我们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整体现状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
（6）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伟大事业和系统工程，既有整体性，又有明显的区域性。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史丹等（2016）
首先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系构成，运用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对中国省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与生态治理等进行了评价分析，重点对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中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最终提出了促进我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与措施。刘铮、刘冬梅等（2011）
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发展相结合，着力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重点分析了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概况。石磊（2014）采取个案研究的视角，以宁波北仑为案例，探讨了我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周长威、吴超等（2020）以区域生态乡村旅游发展为关切，指出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协同发展的耦合关系，即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可以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助力乡村旅游发展。要实现二者协同发展，必须学习乡村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知识，吸收借鉴其相关优秀经验。此外，还有很多学者研究了云南、贵州、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共存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特征。在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只有同时把握特殊性和普遍性，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现状。
（7）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立足新时代的历史起点，系统研究和阐释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是学界重要的时代课题。从已有研究来看，学界主要聚焦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集中探讨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走向、思想基础、主要特征、基本原则、时代价值和路径选择等内容，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理解。但是现有研究成果中应用研究较为欠缺，多学科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还不够深入。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有比较广泛的关注，并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参考。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某些理论问题尚处于探讨或争鸣、碰撞期，缺乏系统性与深刻性的研究，研究层次和学术含量有待提高；二是已有研究成果大多遵循“理论解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对策建议或者实施路径”的研究模式，缺乏具备理论深度的学理分析，需要注重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和广度的拓展研究；三是大多数学者采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个人学科背景出发，侧重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缺乏多方法、多学科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四是从社会主要矛盾视角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矛盾的理论探讨和深刻分析等方面缺乏应有关注。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需要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和研究意识，未来学界可以从进一步厘清理论内涵、系统理论资源、把握当代境遇、推进交叉研究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2.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做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遂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截至目前，学界从多个方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展开了研究，相关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1）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如何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来看，学界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整体把握，着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具体解读和阐释。
一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宏观把握。这里主要是指从宏观层面，结合社会发展、国家发展大局来理解和解读社会主要矛盾。目前，学界形成一种主流观点，即从需求和发展或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把社会主要矛盾理解为供需矛盾，代表性观点有，“我国转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一个是需求侧，一个是供给侧。讲供给侧的不平衡不充分是针对需求侧讲的”（卫兴华，2018）
“新时代主要矛盾本质上是‘需求与供给’矛盾。‘美好生活需要’是需求侧，具有广域度、异质性和趋软性、高层次化的特征；与其相适应，‘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供给侧，揭示了社会供给的分配性失衡和发展性匮乏的特征”
（李传兵，杨愉，王钊，2018）。由此可见，基于整体性思维，从人民需求和社会供给的角度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
二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微观分析。具体是指从微观层面，结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领域来理解和阐释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学界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解读。一方面，关于“美好生活需要”，学界主要形成了“发展论”“层次说”和“多维说”。有学者主张，“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完整的需要体系，主要包括充裕的物质条件、民主的政治权利、丰富的精神食粮、良好的社会秩序、优美的生态环境五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也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需要是“美好物质、美好文化、美好社会、美好政治和美好生态需要”
的有机统一。还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具体与抽象、现实与历史这三对辩证关系与量、质、时、雅、界等维度去考察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视域及其结构要素出发，认为“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五大建设’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发展不充分，则主要是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
（冷溶，2017）。学界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解读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正如卫兴华教授所言，对“不平衡不充分”的解读，必须紧密结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如此才能更具说服力。因此，这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2）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研究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既是一个事实判断，又是一个理论变革。探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生成逻辑。目前，张云飞、宋剑、段永清、刘希刚、史献芝、侯衍社等学者从以下几个维度共同探讨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基础：
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法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从学界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为思想武器，以矛盾分析法为主要方法，以毛泽东的《矛盾论》为重要参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理论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主要是《矛盾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基础”
（王树荫，2017；张云飞，段永清，吴家华，2018）。故此，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立场，吸收毛泽东《矛盾论》的思想精华，正确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质内涵，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唯物史观基础。在对待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问题上，马克思科学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部分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阐释和分析。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包含着从‘生命’到‘生活’再到‘生产’的理论逻辑，由此形成了‘人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理论框架，揭示了历史主体和历史规律的关联逻辑，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宋剑，2018）。有学者提出，“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这对矛盾关系中，生产和需要之间呈现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和运动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换的根本原因”
（徐国民，2018）。
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人学基础。马克思的理论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最高目的的理论，人的解放、人的需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主题和始终如一的目标。有学者结合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人的需要理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指出“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实质是人民发展新的‘需要’与推动社会发展新的‘供给’之间的失衡造成的”
。对应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人的“物的依赖性”与国家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间形成了内在的统一性，并分别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阐释了人民对物的依赖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此外，还有学者根据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是深入分析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其给党和国家提出新要求的重要哲学基础”
（田鹏颖，2018；候秋月，李建群，2018），从而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视野中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辩证法、矛盾论与唯物史观等理论，既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又为我们深刻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思想指导。
（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研究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绝非偶然，而是根据人民需要和我国发展变化做出的调整变革，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从各种现实情况发生深刻变化的角度来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成逻辑，是学界研究社会主要矛盾的一种新思路。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大致形成了“环境论”和“要素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环境论”。这种观点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视为国内、国际大环境综合改变的必然结果。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首先源于历史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做出的科学判断”
（罗蔚，2017）。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既有国内现实的原因，又受国际的大背景影响”
（张恒赫，2018）。因此，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既需要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又需要关注世界局势，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置于国内外大环境中深刻分析。另一种观点是“要素说”。这种观点从实践层面来衡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他们一致认为“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化解了早期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人民需求结构与层次发生新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以满足新时代的社会需要”
（吕普生，王向明，2018；高文兵，吴争春，2018）。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这类观点是目前学界大部分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也是探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逻辑的另一种思路。
3.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研究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其他主题之间有密切关系。在分别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有学者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有学者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新契机、新动力和新标识，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尽快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生态文明立法也应随社会主要矛盾及时调整。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呈现的新特征，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导向，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发力，进一步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让人民健康、舒适、有尊严地生活（刘贤春，孙佑海，2017；赵建军，2018）。而“推进绿色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充分均衡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需要的根本途径”
（黄娟，2018），这一观点为建设生态文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多个方面、多个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范畴。因此，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内在地包含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生态需要与生态供给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组成部分”
（常纪文、孙要良、王向红、张孝德，2017；邱柏生，2018；黄娟，2018）。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等举措，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构建“绿色五位一体”布局，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最终实现绿色惠民（黄娟，2019）。
值得肯定的是，国内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和见解，形成了众多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和了解逐渐趋于深化与科学。但是，学界分别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较多，将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少。本书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为研究视角，着力探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希望通过系统研究，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做出理论贡献。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提法和表述，符合中国语境。从文献检索来看，国外学者有关于社会矛盾的相关研究，但关于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比较少见。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其成功实践、重要影响以及逐渐凸显的世界意义，使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国外学者高度关注。目前，尚未找到国外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直接研究成果。但国外关于社会矛盾和生态文明的相关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学术借鉴。故此，本书重点梳理了国外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旨在了解国外研究现状，为本课题研究提供重要学术参考。
1.关于社会矛盾的研究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统一物质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无论社会制度如何，矛盾都普遍存在。目前，国外以社会主要矛盾为专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或专著尚未见到，但部分国外学者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矛盾的探讨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1）国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
判断一个时代的变革不能以该时代的意识为依据，而是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德国与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卡尔·约翰·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研究。考茨基主要从“人类意志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生活的社会生产”三个方面对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在考茨基之后，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之称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onovich Plekhanov）也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贡献者。他把社会基本矛盾看作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力的状况、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基础上的全部社会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和反映这些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的公式。可以说，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思想。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这一问题上，苏联学者进行了讨论，但观点不一、莫衷一是，没有达成共识。
（2）国外对我国社会矛盾的研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外学者对我国的发展和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给予了热切关注。其中，美国学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从人民群众生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认为在我国“民生问题突出，最典型的是住房问题”
。日本学者宇野重昭从辩证思维出发，在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成绩的同时，指出了我国社会存在的许多矛盾。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Peter Nolan）对中国问题予以长期关注和研究，在其专著《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书中，他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出发，深刻分析了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民生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政府要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应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尽可能消除腐败和贫困。但是，国外学者未能深入我国具体实际来考察问题，也未能准确判断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2.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国外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与生态文明理论建构起源于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深刻反思与批判。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已经从区域性问题演变为全球性问题。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使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回顾研究
1962 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震惊世界的警示性著作《寂静的春天》，该书运用生态学原理揭示了农药在食物链系统中的主要危害，特别是农药对人体健康、食物安全、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寂静的春天》一书拉开了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序幕，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也唤醒了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是生态文明思想的开山之作。”
继《寂静的春天》之后，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列举了一系列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问题等，向世人发出了警告。20 年后，同样是《增长的极限》的原作者，丹尼斯·L.米都斯（Denis L.Midus）、唐奈勒·H.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等三位作者出版了《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书中引用最新环境资料，运用计算机模型分析，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思路。与此同时，米都斯呼吁：许多资源和污染的流动正在超越其自身的支撑极限，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已迫在眉睫。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Lester R.Brown）在前人已有观点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他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批判只重经济成就而忽视生态代价的错误行为，呼吁经济原理和生态原理同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合作，共建有利于地区发展的经济模式，即生态经济。而后，莱斯特·R.布朗出版《B模式》，对水资源短缺、森林面积锐减、土壤流失、草场退化、全球变暖等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强调对传统的经济模式、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主张通过发展“生态经济”来拯救地球、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继莱斯特·R.布朗之后，赫尔曼·E.戴利（Herman E.Daley）出版《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该著作是戴利对环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政策研究的集大成作，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和发展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戴利阐释了可持续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它追求的是优质的发展；指出传统发展观的错误在于割裂经济和发展其他系统的关系，即经济的生态影响，建议把经济作为生态的子系统；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生态、经济和社会的集大成者，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成果应体现为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在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戴利对如何实现生态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关注和分析生态环境问题，他们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以及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措施和方法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
（2）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研究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来看，国外学者对生态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在解决生态危机这一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也形成了丰富理论。其中，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鲍尔丁（Kenneth Ewart Balding）提出“宇宙飞船理论”以及“用能循环使用各种资源的循环式经济代替过去的单程式经济的观点”
，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萌芽。循环经济理论认为，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需要足够的资源材料才能保持运转。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得多，地球寿命也长得多，但是无节制地消耗资源，地球终将毁灭。对此，他主张通过节约、高效、合理利用资源，实现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根本转变，以此化解资源危机。
生态现代化的主要创立者是马丁·耶内克（Martin Yenek），他主张通过修复补偿、末端治理、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改革来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他认为修复补偿和末端治理，不仅成本高，而且修复和治理的成效难以在短期内显现。结构性改革可以预防，但由于公众对结构性改革的不稳定性有强烈抵触，因而无法有效开展。相比之下，生态现代化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
。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之后，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前沿在研究的理论视野和地域范围上都有所扩展，涵盖了消费的生态转型、欧洲以外国家的现代化、中东欧地区的过度经济体等。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设计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类生态文明理论的宝库。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源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绿色运动，成熟于 20 世纪 80年代末 90 年代初，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生态社会主义探讨的焦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理论分析。在这个方面，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的逐利本性的深刻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一个突出贡献。另一方面是构建或走向一种新型绿色社会的道路与战略。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本性是无休止、最大限度追逐利润，其运行遵循与‘生态理性’相对立的‘经济理性’”
。“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截然不同，“生态理性”以保护生态为宗旨，“经济理性”以追求利润为原则。未来绿色社会的基本特征应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消除。要实现未来的绿色社会，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运动入手，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国际社会及学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及其评价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在国际环境外交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升，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在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同时，引发国际社会及学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1）国外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以及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使得国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予以高度关注。在研究时段上，国外学者主要探讨了我国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 21 世纪初、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研究主旨上，国外学者的研究涉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实践路径和总体评价。总体来看，国外学者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类：
一是认同和肯定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类观点以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领导为关切点，充分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做出的世界贡献和产生的国际影响，肯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代表性的学者和观点有：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领导人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中国不仅在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和污染控制等方面出台了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很多新能源技术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荷兰瓦赫宁根大学阿瑟·莫尔（Arthr Mohr）在《转型期中国的环境与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的前沿》一文中指出，中国无疑已经开启生态现代化进程，而且其模式不同于得到广泛研究的欧洲模式。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长期致力于中国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他在《可持续发展的密码——生态学调查》中专章阐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领导者。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教授丹尼尔·加尔德那（Daniel Gardna）在《中国的环境》一书中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更有力的环境保护措施，中国的环保努力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有利无害的。《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主编克利福德·柯布（Clifford Cobb）称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道路，他认为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样板。比利时弗拉芒语版《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丽娜·登格鲁丹伊森（Lina Dungredanethan）认为，中国绿色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
二是质疑和抹黑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类观点质疑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行性，以各种威胁论调否定或抹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虽然部分学者尽管看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显著效果，但在理论阐释中又会基于西方本位的思维，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展开批判，对生态文明的美好愿景能否实现进行质疑。这些分析通常会刻意忽略中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以‘批评’‘否定’为基本叙事方式，着力渲染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环境压力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阻滞因素，从否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上升至质疑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贬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在生态保护行动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
。也有一些海外学者从制度模式出发，认为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有着较强的惯性，真正转向“生态文明”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美国生态学家杰里米·伦特（Jeremy Lent）认为，“尽管中国当前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了一些具体的努力，但要实现其战略规划中所描述的生态图景还远远不够”
。
三是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待加强。这类观点在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做出的主要贡献和产生的世界影响的同时，指出应重视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对话与交流，应创造性地吸收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成分和先进经验。例如：伊丽莎白·依考诺美（Elizabeth Icoonome，2004）在《河流越流越脏：环境问题挑战中国的未来》一书中研究了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及其应对。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发表的环境绩效指数（EPI）揭示了中国历年在环境领域的进步与不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2）国际社会及学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
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印度写作网总裁兼总编辑马尼什·昌德（Manish Chander）非常羡慕地说：“5 年来，中国在脱贫攻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还把生态环境保护得这么好，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伟大成就。”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赛冲表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令人钦佩，“相信通过一系列措施，中国生态环境将越来越好，并将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Dudek Daniel）认为：“对于中国和全世界来说，生态文明是一个很有胆识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行动纲领的执政党。”
赞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贡献。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John Cobb Jr）认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韩国地球治理研究院院长贝一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于洁、联合国环境署环保专家蒂埃里·德奥利维拉（Thierry de Oliveira）等一致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继续履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积极表现，显示了大国担当。中国在环保方面取得的成果日新月异，令全球受益。其他国家应该积极向中国学习”。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文章称，中国近年来在提高森林覆盖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大力推进国土绿化，中国的‘颜值’不断提升。中国正以绿意盎然的面貌走向世界。中国绿色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评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Eric Solheim）认为，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世界需要中国样本。“我们期待看到中国的领导力，看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成为全球理念，而不仅仅是中国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报告，积极评价北京市改善空气质量取得的成效，认为北京大气污染治理为其他遭受空气污染困扰的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社会矛盾、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外研究成果无疑有其独特的学术视角和启发价值。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前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也存在基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误读与偏见。特别是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是实现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的生态治理，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是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深化研究、加强阐释。在今后的研究中，既要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实施过程加深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和研究，又要对海外研究中存在的误读、质疑和偏见予以有力回应。
从目前掌握的有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学界研究视角多元、研究主题丰富、研究内容广泛、研究成果丰硕。这些研究成果坚持宏观和微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有深度的理论构建、学理阐释，又有实践的深刻洞悉和理性分析，这些都为本课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是，由于思想和价值的多元化、国家背景的不同以及关注点、研究方法的差异，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1.深化研究
有待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研究。现有研究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思想进行了阐释，但解读性的内容多，概括总结性的内容不足。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核心，大多数学者没有很直接地揭示出来。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进行深度挖掘，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研究。此外，马克思分析社会矛盾的逻辑起点与基本范畴是什么、贯穿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主线和核心是什么等问题也有待深入研究。
2.拓宽视野
现有研究虽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道路、经验、困境等进行了探讨，但如何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踏上新征程、实现新发展？新时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存在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相关联？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构成包括哪些内容等问题还未做出积极回应。这就需要拓宽研究领域，更为系统深入地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3.加强阐释
学界虽然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所关注，但成果不够丰富。提出一些独特见解，但内容上大同小异、稍有重复，不够深入。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阐释，对如何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回应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路径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背景，系统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存在的关键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成因，最终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平衡与充分发展的有效对策和重要举措，旨在为部门决策、增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效性提供一定的有益借鉴与参考。
本书的研究理念是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背景，从生态供需矛盾的视角出发，以研究缘起的阐释为起点，以思想理论的溯源为支撑，以具体问题的分析为重点，以实践路径的探索为归宿，重点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生态供需矛盾的重要方面、生态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生态供需矛盾的解决之策四个方面的内容，从而构建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以生态供需矛盾为视角”的理论框架。
1.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概述
从厘清概念、追溯理论渊源、阐释相关理论入手，重点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界定核心概念，对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内涵与特征进行科学阐释；二是进行理论溯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探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借鉴，旨在深刻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理论逻辑。
2.生态供需矛盾的重要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首先，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一新概念，综合学界关于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阐释，主要探讨了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概念、内涵和地位，构建起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基本认知。其次，在把握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优质生态产品逻辑关联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特征和地位。最后，科学审视我国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现状，指出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主要因素。
3.生态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平衡不充分
运用“矛盾的两方面当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着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重点分析生态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面，从生态文明建设内部、生态文明建设空间和生态文明建设外部入手，分析了“三生”之间的不平衡、区域城乡之间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平衡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并对造成这些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从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关键词”即资源、环境和生态着手，重点分析了自然资源利用、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综合治理的不充分以及造成这些不充分的主要原因。通过深入分析，力求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重点难题，从而找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4.生态供需矛盾的解决之策——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平衡充分发展的重要举措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事物众多矛盾中解决主要矛盾，在同一矛盾中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观点，探讨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平衡充分发展的路径选择。一方面，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的问题，提出要坚持协同论、整体论、系统论的科学指导，促进“三生”之间平衡发展、推进区域城乡生态文明共同发展、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建设”平衡发展。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充分的问题，结合我国资源、环境和生态现状，提出通过促进自然资源充分利用、提升污染防治水平以增强生态治理成效。如此，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和实效性，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化解生态供需矛盾的同时，更好地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进而夯实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态根基。
本书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研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矛盾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努力实现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统一。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是指通过分析文献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主要借鉴了三个方面的文献资料：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二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著作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如《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述摘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三是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文献，包括专著、期刊、报纸、电子文献、学位论文等。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和整合，廓清认识、正本清源。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是指运用矛盾的观点观察、分析事物内部的各个方面及其运动的状况，以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本书重点运用矛盾分析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等进行了辩证分析，力求深刻把握矛盾、着力解决问题。在“提出问题”层面，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出发，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五大建设”中的具体表现，从而引出研究的重点所在。在“分析问题”环节，根据在诸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理论，重点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并对矛盾的重要方面和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在主要矛盾中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维，重点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从而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平衡充分发展的对策和措施。在系统研究过程中，矛盾分析是贯穿其中的主要方法。
3.系统研究法
系统研究法是指从研究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按照系统思维分析问题，最终找出解决方案的方法。本书既具体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又对社会主要矛盾与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整体审视。在此基础上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重点探讨和论证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并对矛盾的两个重要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确保了课题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生态文明建设一直是我国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显学”。目前，学界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广泛、研究视角多元、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相较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书具有鲜明的特色，努力达到一些创新，主要包括在研究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等方面的新颖性。
1.研究视角独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整体性变化，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本书跳出分别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维局限，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重点研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矛盾、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揭示社会主要矛盾的特殊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前沿性与时代性，这是本书最大的创新与特色。
2.研究问题较新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影响力不断被增强，学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热度不减，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已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阐释、理论溯源、现状把握和路径探讨等方面，结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系统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较少。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主要矛盾，学界即使有所关注，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形成研究热潮。本书坚持“问题导向”，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重点研究生态供需矛盾这一新矛盾和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新问题，使得课题研究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和新颖性。
3.研究观点新颖
围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供需矛盾为视角这一主题，在系统研究过程中，本书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观点，具体表现为：在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时，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入手，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五大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五大建设”之间的矛盾；在阐释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时，将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理解为资源需要、环境需要和生态需要的内在统一，将优质生态产品定义为优质资源性产品、优质环境性产品和优质生态性产品的有机统一等；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科学表述和深刻阐发，从多个维度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观点，使得本书研究内容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