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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除自称外，在两汉之际更多的是对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的一种尊称，研究发现被称为长者的个体，有两个特点：第一，被尊称之时，已是朝廷官吏，或有官僚背景。第二，家庭出身于宗亲权贵、地主豪强。当然这两个特点并非要兼而有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势或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势背景。
官吏制度即官员制度，亦为政府工作人员制度的总称。可以指中国封建时代九品官中的任何一种官职制度，较低级的官吏由通过中国经典文学考试及格的人来充当。官吏制度非常复杂，除在任的职事官外，还有散官、勋官、爵官，散官又分文散官与武散官。
古人有四大理想，依次是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和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家、国、天下乃至企业和其他组织，其内部运营机制其实都有很多相通的道理，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大多数情况下，古人都是学而优则仕，于是治国和平天下就成了众多学子的最终期望。
中国古代的官吏制度其实很有意思，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从后世的政府、组织、企业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一定的影子。在中华历史的长河中，对于古代中央权力机构来说，从奴隶社会的世袭制、三皇的禅让制、西周的大夫制、始皇帝的三公九卿制、三国时的九品中正制再到唐太宗的三省六部制、明朝的六部制和清代的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兼六部制；从地方权力机构来说，从西周的分封制、西汉的州郡制、唐代的节度制、宋代的州县制、明朝的三司府州县制和清朝的督抚制，都是几经变革，而且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
中央机构的变革最大的两次，是始皇帝和唐太宗进行的。从原来的公侯、卿和大夫世袭制，到秦时的三公九卿制，虽然不能完全摆脱世族高门的影响，但已经是大大地进行了变革，实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而盛唐时期李世民推行的三省六部制，通过三省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同时发挥官吏的特长，做到知人善任，这一套体系一直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所沿用。
而地方机构的变革就要复杂一些。西周首开先河，实行分封制，皇族贵戚和重要功臣都得到了分封，“桐叶封地”和“太公治齐”，都是那时候的事情。西周时期，地方长官分为诸侯与大夫两级，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邑。在西周初期，这样的做法起到了稳定统治的作用，但是在后期诸侯坐大，才有了春秋和战国时代。
在秦统一后，取消诸侯，中央集团万户以上的县称令，万户以下的县称长。至汉，刘邦分封兄弟和诸子，以致景帝时期出现“八王之乱”，后来诸侯国权力大幅被削减。汉武帝初置十三州，为监察区，每州设刺史。唐初置十道，玄宗时增至十五道，为监察区，每道设观察使（按察使、采访使），唐代的军区置都督府，都督加使持节称节度使。节度使一身兼军事、行政、督察三种职务，成为权力很大的地方军政长官，所以才有后期的“安史之乱”。宋代又有新的变化，充分吸取唐和五代的教训，“杯酒释兵权”，朝廷派出知州和知县，重文轻武，也才有了燕云之恨和潭渊之盟。明代省的下一级政区为府，府的地位相当于汉代的郡、唐代的州。府的长官称知府，京府则称府尹。清代的地方行政大体沿袭明制而略有不同，在省一级，正式以总督或巡抚为最高长官，管辖府、州的高级行政长官通称道员，别称道台、观察。
官与吏是有区别的。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胥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负责催征赋税、维持治安、把守关卡、看守仓库、看管和押解犯人、站堂、看门、传唤、传送文移、押解官府物品等诸多杂事。吏是在官府承办具体公务的人员，虽然也有役的性质，但毕竟不同于胥，其地位也高于胥，他们在官府负责文书事物，承办具体事物，如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处理各种文书等。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这样，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胥吏与职官对比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烦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词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可想而知。
职官的发展历程
被人尊称为长者的个体，多有官吏身份或官吏背景。《史记》中的陈婴，被尊为长者之前担任过东阳令史。“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
后来再借助其长者的威望，成为一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史记》中还记载樊于期
、贲赫
、袁盎
、周勃
等，在被称为长者之时，都有官吏身份，如起义首领、将军、中大夫、丞相等。东汉隗嚣被称为长者，割据称雄陇西
；任光被视为长者时，为“郡县吏”
；朱浮是在当官后被称为长者
；滕延官至京兆尹，被称为长者
。他们这些人被尊称为长者，与他们的官吏身份是分不开的。
孔车虽没有当官而被称为长者，但其为袁盎家臣
，可以说是有权贵背景作依托。梁鸿被称为长者，虽没有正式为官，但其确有官宦背景。其父曾为“城门校尉”，尊封为“修远伯”
。
秦汉的职官制度等级
王侯贵族依家族承继，手握国家权柄，坐拥封地属民，就是他们的后代，因为出身上的被认为具有高贵血统，在封建社会也会让人高看一等；皇亲国戚依附皇家威势，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
西汉代王母家薄氏
、张敖
、张欧
、田叔
这些史书中明确被称为长者的个体，都是王侯贵族或外戚。
薄氏，即薄太后，是刘邦的薄姬，文帝刘恒之生母。生于秦朝，生父姓薄，原是吴人（今江苏苏州人），母亲是魏国王族，跟随魏王，薄姬也就成了魏王豹的妃子，刘邦打败楚项，统一天下之后，薄姬被送到汉宫里的纺织房当织女。有一天，汉高祖刘邦经过织房，看到薄姬长得不错，就纳她入后宫。但是汉高祖后宫的妃子很多，很长时间并未宠幸于她。后来，薄姬也只是在儿时好友管夫人和赵子儿的帮助下，才勉强得到过一次宠幸，之后又被刘邦忘到脑后，直到刘邦去世。然而，也就是这一次宠幸，便使薄姬成了西汉文帝刘恒的母亲。
张欧，字叔，高祖的功臣安丘侯张说的小儿子。张欧在孝文帝时以研究刑名之学辅佐太子，但是他为人却很厚道。景帝时对他很尊重，任为九卿。到武帝元朔年，他代替韩安国做御史大夫。张欧做官，从不曾惩治别人，只以诚恳和善来做官。下属认为他是长者，也不敢太欺瞒他。上报案件，凡是能退回的就退回；不能退回的，他就为罪人流泪，不忍读文书而把文书封上。他就像这样关心别人。
田叔是赵国陉城人，他的祖先是齐国王室田氏的后代。田叔喜欢剑术，曾在乐巨公的住处向他学习黄、老的学说。田叔为人苛刻廉洁。喜欢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游。汉初，有人把他推荐给赵相赵午，赵午又在赵王张敖那里称道他，赵王任命他为郎中。任职几年，他峻切刚直清廉公平，赵王很赏识他。
而在东汉中史书明确尊称为长者的刘秀
、刘庄（刘秀的儿子）
刘荆（刘秀的儿子）
、刘虞
、刘表
、刘宠
、刘昆
，都是皇族刘氏宗室子孙。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西汉刘邦九世孙，刘庄是刘秀的儿子。刘表是鲁恭王刘非（汉景帝儿子）的后代孙，刘宠是齐悼惠王刘肥（汉高祖刘邦儿子）之后代子孙，刘昆是梁孝王刘武（汉文帝儿子）的后代子孙。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汉室宗亲，先祖是曾为光武帝废太子的东海恭王刘强。他镇守幽州时为政宽仁，安抚百姓，深得人心。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当地的游牧民族，但由于与公孙瓒意见不合而产生矛盾，出兵攻击公孙瓒，兵败被杀。
以下史料是两汉长者拥有“王侯贵族、皇亲国戚”出身或社会身份的记载：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因葬焉。（《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之《薄氏传》）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史记》卷百〇三《万石张叔列传》之《张叔传》）
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史记》卷百〇四《田叔列传》）
（刘秀）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禄勋。……迁宗正。（《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之《刘虞传》）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之《刘表传》）
刘宠字祖荣，东莱牟平人，齐悼惠王之后也。（《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之《刘宠传》）
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之《刘昆传》）
以上史料所列举的长者人物的社会身份，不是王侯贵族，就是皇亲国戚，因为出身或者姻亲而得到了异于常人的社会地位，身份显贵，掌握一些与生俱来的社会资源，比如权势，比如人际关系，容易得到当时民众的敬畏，所以封建社会的人比较喜欢与这些王室宗亲攀上血缘关系、姻亲关系，来获得某些天然的身份认同和民众依附。这类社会身份为他们获得长者的尊称和认同奠定了权势、财力与社会关系支撑。
豪强一词在中国史书上，是个司空见惯的词语。二十四史中，豪强一词从来没有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过。豪强有时候也被称为：豪民、豪富、豪绅、大户、强人、门阀。大致相当近代所谓的土豪、劣绅、乡绅这样的称谓。他们并非分封制的产物，也不是官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的异化成分。因为“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有钱有势，事实上成为基层社会的统治力量，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而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异己力量，但为了基层的统治与稳定，有时不得不采用一些安抚怀柔政策，吸纳他们进入社会官僚阶层。
富人豪强作为一股社会势力，他们的一部分人以财物入官，被称为长者。卜式因捐钱资助国家外拒匈奴入侵内抚民话和解，被选为官，直做到御史大夫。史载卜式“田畜为事”，第一次，以“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引起汉武帝注意。第二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得到皇帝褒奖，说明卜式是很有钱的，是富豪。“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被司马迁称为长者的张释之，家庭应是富豪之家，他“以訾为骑郎”，《史记》索隐引如淳曰：“《汉仪注》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张释之后官至淮南王相、廷尉。
黄霸，宣帝称之为长者，先是以“以豪杰役使徙云陵”，也是一方豪杰，“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后官至丞相。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县东）人，是西汉法律家，法官。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以赀选为骑郎，历任谒者仆射、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司法事务的最高审判官。他认为廷尉是“天下之平”，如果执法不公，天下都会有法不依而轻重失当，百姓于是会手足无措。他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是法不信于民也”。他的言行在皇帝专制、言出法随的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黄霸是中国西汉时有名的大臣，字次公，淮阳郡阳夏县人，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迁徙到云陵。黄霸年轻时学习法律，喜欢做官，汉武帝末年以待诏的身份因纳钱有功被赏给官职，授官侍郎谒者，因为通晓文法、明察秋毫、为官清廉、文治有方，性情又温良懂得谦让，为政外宽内明，力劝耕桑，推行教化，治为当时第一。他先后任河南太守丞、廷尉、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职，公元前 55 年，汉宣帝让黄霸代丙吉为丞相，并封为建成侯，总揽朝纲社稷。
发展到东汉，长者多出身世家大族，寇恂
、卓茂
、刘宽
、赵孝
、段颎
、周嘉
等在《后汉书》中被明确尊称为长者，他们的家族大都有世代为官的背景，或世为豪族大姓。
寇恂出身世家大族，原是新朝上谷功曹，后投奔刘秀，被任命为偏将军、承义侯。此后，寇恂镇守河内，治理颍川、汝南，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寇恂任执金吾，封雍奴侯。建武十二年病逝，谥号威侯。
卓茂，字子康，南阳郡宛县人。祖父、父亲都做过郡太守。卓茂在汉元帝时到长安（今陕西西安）求学，师从博士江生，学习《诗经》《礼记》和历法算术，深得师傅之学，号称“渊博儒士”。生性仁爱恭谨，乡邻朋友，即使品行才能和卓茂不一样的，但都很喜欢他。卓茂最初被聘用为丞相府史，跟随孔光，孔光称赞他是有德之人。
赵孝，字长平，沛国蕲人（安徽省宿州市），父亲赵普，在王莽时为田禾将军。赵孝、赵礼兄弟俩，兄弟很友爱。有一年，年成荒歉得很。一班强盗占据了宜秋山，把赵礼捉去了，并且要吃他。赵孝就赶紧跑到了强盗那里，求恳那班强盗们，说道：赵礼是有病的人，并且他的身体又很瘦，是不好吃的；我的身体生得很胖，我情愿来代替我的弟弟给你们吃，请你们把我的弟弟放走了。强盗还没有开口说话，他那弟弟赵礼一定不肯答应。他说道：我被将军们捉住了，就是死了，也是我自己命里注定的，哥哥有什么罪呢？两兄弟抱着，大哭了一番。强盗也被他们感动了，就把他们兄弟俩都释放了。这件事最后也被皇帝得知了，便下了诏书，褒奖赵氏兄弟，将此事昭示天下，这是兄友弟恭的优良的典范。赵孝先辟除为太尉府属吏，后拜谏议大夫、侍中、长乐卫尉。
以下史料予以佐证：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著姓。（《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之《寇恂传》）
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子崇嗣，徙封泛乡侯，官至大司农。崇卒，子棽嗣。棽卒，子嗣。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无子，国除。（《后汉书》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之《卓茂传》）
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也。父崎，顺帝时为司徒。……子松嗣，官至宗正。（《后汉书》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之《刘宽传》）
赵孝字长平，沛国蕲人也。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担。
永平中，辟太尉府，显宗素闻其行，诏拜谏议大夫，迁侍中，又迁长乐卫尉。复征弟礼为御史中丞。……后岁余，复以卫尉赐告归，卒于家。孝无子，拜礼两子为郎。（《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之《赵孝传》）
段颎字纪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郑共叔段，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也。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之《段颎传》）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时为郡决曹掾。……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稍迁零陵太守，视事七年，卒。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
嘉从弟畅，字伯持，性仁慈，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澎雨，岁乃丰稔。位至光禄勋。（《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之《周嘉传》）
寇恂生在“世为著姓”之家；卓茂家世代为官，甚至以侯爵相嗣；刘宽祖孙三代为官；赵孝之父赵普为将军，赵孝起于郎官；还有段颎、周嘉都为官宦之家。这些长者出身于世官世族之家，为成为长者累积了权势基础。
世官世族的形成，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是分不开的。在此顺便说一说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
一是荐举制度，包括制度荐举、私人荐举、官府举荐与自荐。制度荐举主要是按照选贡士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制度的规定，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手续来选拔人才的方法。私人举荐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重要形式，经常被国君使用，后来则成为大臣们的职责之一。国君责成他们必须向国君推荐人才，因此出现“外举不弃仇，内举不避亲”的举荐原则。官府举荐以官府的名义向君主和上级部门推荐人才，被推荐的人要参加一定的考试。还有一种官府间接举荐的形式，如秦汉时期的郡国上计吏赴朝廷汇报政绩时，有的被朝廷留任为“计吏拜官”。自荐是因循战国时期士人游说君主的习俗而形成的入仕制度。游说是士人通过在诸侯国君面前游说或上书，用自我推荐的方式以博得君主信任而被授予官职。
二是科举制度。两汉时期还没有形成。科举制度是在举荐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的选拔制度。以其公平公正的优越性，适应了中央集团制度的需要，也有利于更广泛地吸收人才。因此，它一经出现，便成为主要的管理选拔制度，历代奉行不替，直到 1905 年才由学校制度所替代。
三是征辟制度。君主直接选拔人才称之为“征”，也称征召。主要长官直接任用官吏称之为“辟”，也称辟署、辟除、辟召、辟用。这也是古代长期实行的一种用人制度。
四是荫袭制度。是指勋贵子弟依靠父兄的权位得以进入仕途的制度。古代国家长期保留这种选官方式，实际上是世袭制的一种变态遗留，但它与世袭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五是其他入仕途径。其一是博士弟子和国子。这是通过教育系统培养人才，经过考试合格而入仕的途径。其二是赀选世家。古代统治者认为，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有恒心者才有恒力，只有一定财产的人才具备为官的条件，也便于承担责任，因此便以家室和家庭财产状况作为选拔入仕的资格和条件。其三是军功。根据在战争中战功的大小来选拔官吏的制度，许多军官多是通过这种途径被选拔上来的。其四是捐纳，亦称纳赀，是用财物向朝廷购买官爵的入仕途径。其五是流外铨和吏员。各级官府低级办事人员积累阅历、资历而进入官员行列的选拔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