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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问题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生态运动”和绿色冲突，如Carpenter和Kennedy（1980）提出了环境冲突管理理论，研究环境变化和环境退化所产生的环境冲突，以及环境冲突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环境损害事实上包含了两个部分：“对环境的损害”和“经由环境对人的损害”，其中“经由环境对人的损害”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损害”累积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风险产生的根源。如Libiszewski（1992，2009）认为环境变化的社会风险源于环境变化的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相互作用引发的社会危害，其社会风险程度取决于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和适应性对环境退化的响应；Homer － Dixon（1991，1993）在研究环境变化与暴力冲突中发现，环境变化产生的社会冲突主要以政治、社会、经济、种族和地区争端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些冲突的根源是环境退化引发的利益失衡，如可再生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水危机、沙漠化等。环境冲突在我国已广泛存在。由于我国有关环境损害的赔偿制度和立法尚未建立，公众参与平台缺失，公众缺乏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渠道，以及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与公众事实存在价值与利益上的冲突，致使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威胁到地区社会稳定（胡美灵，肖建华，2008；刘克斌，2012）。穆从如等（1998）从地理学视角对环境冲突的概念、研究内容与分类进行了探索；钟书华（2013；2009）更是围绕环境问题的各种绿色冲突，对其形式、特点以及策略进行研究。
图1－1 生态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过程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已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环境损害对社会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大了研究工作的难度，所以现有文献对其研究还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对环境损害如何引致社会失稳的探索也相对缺乏。
网络是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几乎所有的系统都可以抽象为网络模型，社会系统也不例外。社会网络是以人、人的群体或社会单元为结点构成的集合，这些结点之间具有某种接触或相互作用模式（Scott，2000；Wasserman和Faust，1994）。社会网络研究最早发端于1932年Moreno对纽约州北部哈德森女子学校“群体性出走风潮事件”的研究，其后不断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作为分析工具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如Barnes（1954）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挪威某渔村的社会结构，Barry（1996）将社会网络分析延伸到以计算机为媒介而组建的在线社会网络中，研究在线成员间关系和结构等，奠定了社会网络媒介化理论基础。此后，随着1998年的《科学》杂志和1999年的《自然》杂志关于“小世界网络模型”和“无标度网络”的提出，复杂网络研究开始兴起。我国复杂性科学集大成者——钱学森将复杂网络特征定义为：具有自组织、自相似、吸引子、小世界、无标度中部分或全部性质。由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系统的宏观性质，所以引发各领域学者对复杂网络的关注，如疾病传播和信息运输、博弈与合作行为、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等各种动力学过程与网络结构的耦合关系得到广泛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大部分都属于复杂社会问题，交叉了复杂网络和社会网络关注的共同问题，社会网络媒介化则是复杂网络研究领域当中一种特殊形式网络。
进入现代媒体化社会，信息化、网络化使得人们越来越习惯在虚拟社会中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特别是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显著提升了人们对社会事件的感受、认知和反应能力；另一方面，也将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拉向扁平，使得社会系统的“复杂网络”特征越发凸显。社会冲突是一种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其冲突生成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人群网络结构，并且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着潜移默化或明显的关系与结构双重变化，特别是在风险社会和互联网自媒体环境下，简单随机网络会逐渐演变成一个存在明显社团结构的非随机复杂网络，导致社会冲突不断扩散冲击社会稳定后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汪大海，2012）。此外，社会网络媒介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传播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覆盖和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马凌，2008），其中媒体是社会风险信息沟通系统网络中的重要因素，其在社会冲突风险多重放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大众媒体对社会风险的定义、选择、传递以及控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化媒体具有数据上的社交网络规模大、参与人数多、传播迅速、数据内容丰富等特点，导致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的分析建模成为研究的一个难点。
卡斯珀森认为，在综合性的作用模型中，大众媒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发现“灾难性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状态相互作用，其方式会加强或衰减对风险的感知并塑型风险行为”。国内外实证研究也证实，大众媒介是现代人的第一信息源，占比高达九成以上，涉及的范围无所不包，在风险信息传播方面也更加突出。我国学者马凌（2008）指出，媒介化风险主要来自媒介结构性风险，包括媒介技术风险、媒介信息风险、媒介知识风险、媒介舆论风险、媒介政治风险等方面。《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4）》指出：一些公众抗议的环境污染型项目，其真实风险未必有民众感知得那么强烈，甚至有一些是低风险项目，这就表明重大工程环境损害领域存在着明显的“风险放大机制”。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为研究媒体化社会风险传播提供了工具，Kasperson et al.（1988）和Pidgeon et al.（2002）将社会风险放大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风险信息传播和社会响应。毕天云（2000）认为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均在于人们的利益关系中，其冲突主要体现在公众利益诉求与政府、项目法人的决策之间的矛盾（孙元明，2011；柴西龙，2005），表现为直接利益冲突与非直接利益冲突，其中非直接利益冲突较为突出。利益矛盾与媒介化风险相结合，社会网络媒介化中的社会风险将趋向于复杂化、多元化、网络化，也会加快社会风险向社会危机转化进程，其传播路径由传统的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开始向立体化传播、“线上”和“线下”结伴传播转变。如四川什邡钼项目事件属于典型的从“网络呼吁”到“街头抗议”，以及各地PX群体性事件网上网下群体性互动等（薛澜，2010；汪大海，2012；赵闯，2014等），其冲突群体中有可能是企业家、公务员、失地农民、国企员工和白领等，表明社会网络媒介化的社会冲突扩散机制已经超越了以管理流程为主的线性范式，以数据及所产生知识在社会各主体间流动为基础的社会生态系统已对现有社会冲突及其社会稳定风险构成了挑战。
国内外实践已经表明，任何重大工程的兴建，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都不可能规避工程建设与运行对生态环境产生损害的负面影响（Geoffrey，1996；张天柱，2009）。一般而言，在重大工程建设与运行作用下，自然环境和生物群落的平衡稳态会受到不同程度地破坏，引发局部地区出现程度不一的生态退化，进而以生态环境作为媒介损害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Vannote，1980；方子云，1983，1990；董哲仁，2003）。国际学术界对重大工程环境影响研究始于针对大坝建设对洄游鱼影响问题的关注，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Large Dams （1978）首次系统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大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开启了世界范围内对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问题的重视。
从环境影响效应来看，重大工程可以从两个方面胁迫（Stress）生态环境系统，一方面是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生态环境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破坏，其中生物因素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动植物的减少，如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的阻隔作用、接近效应、生境破坏、污染作用以及交通事故等都对当地野生动物造成影响。以水利工程建设为例，刘焕章（2010）研究发现，历史上湖北长江四大鱼鱼苗产量达200亿尾，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四大鱼鱼苗减少至2亿尾左右；周解和何安尤（2004）通过动态监测红水河岩滩水库蓄水前后发现，从岩滩水库1992年蓄水到1997年水库全面建成，5年间红水河鱼类减少38. 6％，底栖动物减少77％，水生维管束植物减少100％。而非生物因素破坏，主要表现为工程建设直接引发的地质灾害问题，如崩塌、滑坡、岩土体变形、地震、泥石流、地下涌水、地面塌陷等（王自高，2011）。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地质地貌、空气流动和水循环等间接破坏生态环境，如我国学者董哲仁（2003）认为河流形态多样性是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基础，水利工程胁迫生态系统的主要原因是水利工程在不同程度上造成的河流形态的均一化和不连续化导致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下降；鲁春霞等（2000）以陕甘天然气管道为例，对该重大工程建设对农业、林地以及草地资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环境损害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管道施工对当地林业和土地资源造成持久的环境损害；Holling（1973）提出面对各种环境胁迫和干扰，生态系统具有“恢复力”，但是，当外部干扰超过其恢复力的某一阈值时，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将会丧失，生态系统进入非稳定状态，损害了其服务功能（闫海明等，2012；Norden，2009；Gunderson，2000），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调节功能、生境功能和生存功能等，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De Groot，2002）。
总之，随着重大工程项目的环境损害不断累积，生态环境变化和环境退化将不可避免，致使生态环境自身对人类社会的服务功能下降，长此以往，必将会对社会系统运行产生冲击。然而，遗憾的是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危害研究还不充分，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深化到重大工程建设与运行发生环境损害后的社会影响层面上。
由于社会矛盾演变为社会冲突过程是在社会网络媒介化上完成，以社会网络和媒介为载体，各个主体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稳定风险的发生和发展，而媒介耦合于社会网络媒介化中，复杂化了社会稳定风险的传播扩散，致使社会稳定风险衍生、传播、扩散的渠道日益复杂，越发显现出链式反应和随机性特征，使得社会稳定风险管理重要手段的环境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关系网络化和风险社会媒介化的耦合给社会治理带来机遇与挑战，这向社会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为大数据驱动的全景式管理应用于社会稳定风险传播扩散防范中创造了应用潜力和扩展空间。在社会稳定风险管理领域，数据状况一直是“稳评”及其风险管理的核心要素，而当前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则主要依靠人工问卷发放、有限次听证会以及政府门户网站意见反馈平台等传统方式采集数据，这些手段无法全面地捕捉到社会网络媒介化间的“信息”，其结果获取数据往往存在覆盖面有限、可得性差、时效性不足等缺陷，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嵌入到社会网络媒介化中的“信息”未能与传统方式搜集到的数据有效融合。大数据这一种新兴的数据处理技术与认知思维为集成提炼社会主体“信息”提供了工具，并更加强调解决社会网络媒介化中现实与媒介世界的深度融合问题。按照大数据思维，每一个数据都被视为一个节点，无限次地与网络间关联数据形成裂变式传播路径，其间的关联状态蕴含着风险扩散的无限可能性（刘泽照，朱正威，2015等）。大数据应用促进社会治理体制从碎片化向网络化转变、治理方法从以有限个案为基础向“用数据说话”转变、治理模式从静态向动态转变等（鲍宗豪等，2014），规避了“粗放性”决策对公民权利和利益保护的缺陷（潘华，2014）。
图1－2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影响
就学术界而言，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传播扩散防范，仍是一个需要随着实践的进程不断丰富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一直停留在演绎归纳的定性分析层面，而其中社会稳定风险如何演化，也主要采用逻辑经验性研究。本研究认为：通过“稳评”的重大工程项目仍然会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是“稳评”并没有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则是当前忽略大数据运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无法关注社会网络媒介化中的风险传播与扩散过程，导致所有针对重大工程项目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策略制定都具有片面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一方面是基于社会网络的多元利益主体关系，建立SEIT模型探索重大工程项目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传播结构、路径和模式，结合风险媒介化放大建立SARF － SSR － SB模型，探讨重大工程项目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扩散机制和过程；另一方面是设计大数据驱动的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自学习型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模型和大数据驱动的“政府—媒介—公众”共治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及防范机制，为防范社会网络媒介化中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传播扩散防范治理提供理论与方法依据。基于以上论述，本书的研究意义得以进一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