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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重大环境损害事件。西方的大规模环境损害事件始于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但是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意识觉醒，自此开启了长达30余年的绿色环境运动，是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由环境损害引致的群体性运动乃至社会运动之一。在由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损害尚处于初发阶段时，污染源相对较少且损害范围不广，况且环境损害事件只发生在局部地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尚未达到引起社会关注的程度。而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环境污染迎来大爆发，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环境损害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世界八大公害事件”。1952年12月5日～ 8日的“伦敦烟雾事件”直接导致4000余人死亡，事件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余人受烟雾慢性影响死亡；1952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也造成近400名老人死亡。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环境损害事件以及其造成的众多生命财产损失引发了整个国际社会对环境损害严重性的恐慌，尤其社会主流的中产阶层对此最为关注。
在工业化的环境损害加重以致出现生态危机的时代，占总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层更加强调生活条件而非经济增长，更加重视公民自由而非秩序，更加要求参与决策而非受制于人，更加宣扬直接民主而非间接民主。换言之，在基本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作为社会主流的中产阶层相比其他阶层更关心环境质量问题，以及绿色、和平与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因此，中产阶层对西方“绿色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是“绿色运动”的中坚力量。1970年4月22日，为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及对资源的合理利用，美国各地约2000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反污染游行和集会，日后这一天被定为“地球日”（刘德海，2013）。
西方“绿色运动”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不同时期对环境保护关注点不尽相同，关注问题包括化学药剂问题、核武和核动力、酸雨问题、臭氧层破洞和森林砍伐以及气候变化与温室效应等。“绿色运动”是整个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后期环境保护运动的统称，其性质由简单的环境群体运动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行为和政党政治。由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绿色政党的兴起，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特征。
中国同西方类似，在经济腾飞期间环境损害便开始显现，并愈演愈烈。各类重大工程的落地是经济发展的见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2012年以来国内环境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尤以重大工程项目相关的环境损害事件为甚，遍布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较典型的有2012年的四川什邡宏达钼铜项目事件、宁波PX事件、江苏启东污水排海事件等。以下做简要描述：
（1）四川什邡宏达钼铜项目事件
2012年6月29日，四川什邡市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举行开工典礼。宏达钼铜项目是四川省特色优势产业重大项目和四川省“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什邡历史上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在宏达钼铜环评报告获得国家环保部批复之后不久，互联网上却流传出关于该项目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网络谣言不断升温，当地越来越多人陷入恐慌，因担心钼铜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当地部分群众到什邡市委、市政府聚集，并逐步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冲突事件过程中一度出现警民武力相对的混乱局面，且在政府驱逐闹事群众时有市民、民警因此受伤。最终什邡官方做出了停建并不再发展钼铜项目的决定，群体事件才终告平息。
（2）宁波PX事件
自2007年至今，由PX项目引发的环境损害与选址方面的争议已有多次，相继在厦门、大连、宁波、昆明等多个城市出现群体性运动反对PX事件。PX是用于生产涤纶纤维、聚酯薄片，聚酯中空容器的原材料，实测研究，世界各国PX项目在正常生产运行情况下，对所在城市空气污染影响非常小。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PX装置均未发生过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安全事故。目前我国PX过半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已经上升至55％。发展PX项目是发展炼油业资源的要求，也是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然而从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开始，项目无不遭到当地群众的强烈抵制。
2012年10月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部分村民因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拆迁而集体上访，后因该项目中包含对二甲苯（PX）生产，在10月25日、26日引起镇海区大规模封路抗议。此后抗议活动蔓延至宁波市中心的天一广场和宁波市政府，50余人遭到警方控制，最终宁波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并停止推进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
（3）江苏启东污水排海事件
启东事件是于2012年7月28日清晨发生在江苏省启东市的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起事件是由江苏南通市政府对日本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的批准触发。江苏启东市数万民众举行示威，示威者广泛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呼吁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启东事件中，民意的呼声是“排海工程危害当地人健康，希望永久取消该工程”，而政府却以“暂停建设”进行回应，未能有效回应民众的利益要求。28日，南通市政府做出决定，永久取消排海工程项目，从而使得民众情绪得以平缓，当地政府的舆论危机基本平息。可以看出在解决类似事件中，针对民众的核心利益诉求进行回应则能快速有效地化解危机。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冲突行为之激烈程度和破坏性不断增强，给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特别是暴力抗争影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对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于建嵘（2009）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目的、特征和行动指向，将近十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划分为维权型抗争、社会泄愤型事件、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几大类型。其中，环境污染诱发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维权型抗争事件。不同于泄愤型等其他类型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行为特殊性在于：周边居民维护身体健康和周边环境安全的合法、合理利益诉求下，事态最终的解决途径基本上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污染企业和周边居民等当事者通过协商谈判形式达成共识。
社会冲突行为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占主导部分，有必要对其做详尽分析。重大工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冲突行为有以下特征：
（1）时间的可预测性
当民众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通常以个人或群体形式进行利益表达，试图通过向政府求助或施压而减少、消除污染，或者要求经济利益补偿。在社会冲突行为发生前，受污染危害的民众往往已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抗争，大多以信访、上访等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在长时间诉求无果的情况下网民呼声高涨、民怨沸腾，最终将导致社会冲突行为的发生。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很少是突发性的，往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累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测关键期。
（2）支持的广泛性
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直接影响受污染地区民众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各种污水、空气和重金属污染甚至会影响子孙后代，因而重大工程环境风险引发的谣言一旦形成规模，就往往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和影响力，短时间内就能得到该区域民众的广泛传播。相比于一般的社会冲突行为，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冲突行为通常是在其生存环境可能受到影响或者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且多方反映问题而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引发的，这极易获得其他社会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3）目标的明确性
在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冲突行为中，民众通过一些或温和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情绪，参与者的目标往往非常明确：停止建设某个工程。无论是四川什邡宏达钼铜项目事件、江苏启东污水排海事件，还是宁波PX项目事件，都明确提出工程必须停建。与其他社会冲突事件相比，环境冲突事件的化解相对容易，只要污染项目被叫停，民众的行动基础和动力立刻消失，社会冲突行为也会随之停止。
（4）利益的多元性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冲突行为中民众的利益诉求相对宽泛，参与民众不仅有因征地纠纷产生的经济利益诉求，还有因环境风险问题产生的环境权和健康权要求。这类冲突行为裹挟着各种利益诉求，至于项目是否科学、是否合规，已成为次要因素。在江苏启东事件中，一方面是民众担心排污入海管道项目会损害当地的海洋生态；另一方面，遭到反对的建设项目实质上牵涉征地拆迁、渔业受损等诸多复杂利益，而环保问题恰以正当性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
（5）网络媒介的作用
纵观近些年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程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利益诉求者把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和自身的观感发布到网络媒介上，经过传播和分享，存在相同现实体验的个体感同身受，产生情绪上的共鸣，多个情绪主体相互讨论和交流又会使本已调动的情绪持续发酵，这种情绪反过来又将作用于现实，转变为现实行动。行动的参与者或旁观者对现实行动进行网络跟进和记录，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催生更多人的情感共鸣，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网络媒介对现实社会冲突行为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