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社会网络媒介化与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

2.3.1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特征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环境损害→社会失稳”是一个复杂过程，会伴随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重构，使得社会各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所演化的情境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变量，而社会稳定风险与情境密切相关。重大工程运行作用影响涉及地质地貌、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等各个方面，尤其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在重构过程中社会各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所演化的情境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变量，运行后隐藏着众多社会风险。风险具有演变的特性，社会风险诱因多，其项目实施往往涉及移民、征地拆迁、生态环境、利益群体等问题，处置不当极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冲击社会稳定。从实践的角度看，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是动态的，与情境密切相关，而情境又是千变万化，社会稳定风险虽然在大多数情境中只是潜在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对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与一般工程投资项目相比，重大工程项目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1）社会稳定风险的高发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多，使得重大工程项目环境损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极易产生大量的社会稳定风险，导致社会稳定风险演化、爆发的比例高，这对于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安全和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引发的环境损害问题越发严重，重大工程环境损害事件正与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一起，成为引发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三驾马车”。如2010年相继发生的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江苏启东污水排海项目事件、浙江宁波PX项目事件等重大工程环境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为此，由于重大工程项目的特性，重大工程建设的环境效应引发环境损害无法避免，环境损害的社会效应引起的社会矛盾正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从而造成了社会危机具有高发性，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2）社会稳定风险集聚性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集聚性内涵是：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涉及群体主要集中在当地环境变化和工程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集中在利益补偿和生活保障方面。由于重大工程项目区域多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环境变化和移民多集中在社会基层，而《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研究发现，社会稳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正好呈负相关，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从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万州群体事件分析来看，以“边缘化”的移民、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等群体居多，而类似的其他三峡库区群体事件也多以工程影响的弱势群体为主。究其原因不外乎重大工程建设过程致使这些群体利益受损，而期望补偿未得到满足，心理上产生不公正待遇。

此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是重大工程环境损害引发社会稳定风险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社会稳定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民生问题，尤其是利益受损民众的社会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如就业、社会保障不足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3）社会稳定风险交织并发性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风险主要体现在工程移民风险、工程建设与运行社会风险、经济调整社会风险和生态环境变化社会风险方面，而这些社会稳定风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密切相关的关系，隐藏着并发性。某种社会稳定风险一旦处理不当便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社会风险也随之爆发，演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此外社会稳定风险间存在交织关系，使得社会稳定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如环境损害风险也涉及工程移民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政治风险等，尤其社会结构重构风险具有连带和并发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总体上十分复杂。

（4）社会稳定风险传递性和累积性

重大工程项目规划和运行期间，由于缺乏相应信息披露渠道以及工程投资项目区域政府信息发布制度的不健全，会使得流言和谣言兴起。流言和谣言一方面会对重大工程环境损害产生认知的歪曲；另一方面会对重大工程建设行为进行歪曲，两个方面都会使得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伴随流言和谣言发生传递，从而引发更大面积的社会风险，导致社会危机。

由于重大工程项目多为中央政府投资项目，既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而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系下，地方政府在处理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上多表现为短期目标，致使重大工程环境损害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在一定时期“沉寂”下来，但长期风险累积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会表现为加速交织影响，危害性极大。所以，社会稳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

2.3.2 社会网络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的结构

媒介化传播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覆盖和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特别是自媒体等新媒介融合到了社会网络中，改变了原有社会利益关系、重塑了社会冲突传播形式、复杂化了社会网络结构，致使现代社会网络呈现出大数据4V特征明显化、传播扩散机制复杂化和社会稳定风险融合化特性。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稳定系统（LHPS）具有复杂系统特性，其“有序发展”，即社会系统有规则地从旧的有序性过渡到新的有序性，这表明了社会稳定系统不是一个绝对平衡的开放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稳定的系统。影响社会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环境、生物、文化、人口、技术、意识形态、心理，以及包含战争、种族冲突、人权运动等在内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既有来自社会系统内部的，也有来自社会系统外部的，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耦合，会致使社会系统偏离稳态。

（1）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传播的时空分延特征

以媒介作为社会环境一部分的媒介化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关键特性是“空间和时间之间的变动关系”。吉登斯把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概括为“制度性反思、时空的重组和抽离化机制”，“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传播与交流呈现出此时此地的特征，时间和空间融为一体，人与人之间交流与信任的基础是基于血缘或以往的经验型关系，是一种强关系的联系。媒介化社会里，传播与沟通越来越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统一的状况，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情感的维系逐渐瓦解，形成工具性的需要。信任往往是基于社会分工、劳动实践，而互联网却大大改变了社会人员间的信任基础。网络将信息推向全球，没有血缘和业缘作为信任基础，由科技革命发明而来的互联网使得信息的传播时空分延。

（2）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传播的广泛性特征

现代社会的传播范围是全球性的，这势必会带来一种风险，一旦传媒在风险呈现过程中出现偏差，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很快就会将其全球传播，由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传播风险，而传统社会的传播，不管是传播的范围还是影响面都比较小，所产生的危害远远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比。在媒介化社会中，网络媒体的出现，一方面先进的技术带来了信息全球性的自由传播；另一方面，大大加剧了信息传播带来的风险性。媒介的传播风险，已经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贝克意识到，“知识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类似地增长着，随之而来的是控制媒体塑造知识（科学研究）和传播知识（大众媒体）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网络传播由于技术本身的便捷性，使传播得以快速传递到全球成为可能，人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取到跨越物理空间的信息内容，同时，即时性的传播方式使人深刻感受到“当下”时间这种状态，并延伸到全球。

（3）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传播的虚实结合特征

大众传播媒介构造的“虚拟世界”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但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复制。传播媒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系统化地存在，貌似眼见为实的媒介图景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一旦出现媒介所呈现的内容虚假或不完全真实的状况，人们仍然信以为真，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广为传播，将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近年来，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传播、“以谣传谣”事件的不断发生，加剧了网络传播环境的混乱。网络所带来的不是个人的风险，而是全社会的风险，甚至人类文明的风险。媒介化社会的传播风险，其存在是媒介化生存的普遍反映，一旦潜在的风险上升为“危机”，对社会的危害十分严重，轻则引起恐慌，重则引发重大突发事件，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2.3.3 社会网络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传播过程

（1）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的信息传播过程

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无法避免外部冲击，并且社会系统脆弱性和协同性是一对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力，在外部冲击下其脆弱性大于协同性时，社会系统存在失稳风险。利益冲突是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源，社会网络则是社会稳定风险传播扩散的重要载体，社会网络媒介化后，其信息传播能力得到了提升，传播范围、广度得到了扩大，风险事件（包括实际或假设的事故）除非被人类观察到并与他人交流，否则其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或局部性的。作为传播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风险、风险事件以及两者的特点都通过各种风险信号（图像、信号和符号）来描述，这些风险信号反过来与广泛的心理、社会、制度或文化的过程相互作用会增强或削弱风险感知度和其可管理性（包括风险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2）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的放大过程

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冲突风险不同于自然灾害等突发性风险，其不仅仅是纯粹的“客观性”存在，更是平等、公平、民主等主观价值通过塑造民众风险态度与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建构。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引发的利益冲突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公众、媒体、专家、社会组织等放大站的影响，在网络、报纸、电视等多方面信息渠道的传输，在空间与时间上迅速扩散，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随着媒体化社会的到来，风险被打上了越来越明显的媒介印记，与利益群体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状态相互作用，进而加强或减弱风险的感知并塑造风险行为。媒体在利益冲突过程中发挥着社会风险的再现机制、风险的定义机制、风险监督机制、风险的咨询／知识传递、社会冲突的沟通机制以及风险在社会站／个体站转化机制的功能。重大工程项目涉及因素复杂，多主体的媒介行为和冲突行为耦合，其产生的涟漪效应放大了多元主体利益冲突行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非直接利益主体参与冲突，进一步增大了社会失稳的可能性。因此，重大工程项目利益冲突风险的来源是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放大，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经过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被多重放大，产生涟漪效应，从而引发社会稳定风险。

（3）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放大的阶段性分析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是重大程建设社会系统的外部冲击力，与一般社会系统一样，重大工程建设引发的社会系统脆弱性大于其社会系统协同性时，存在失稳风险。风险放大理论认为风险性质和重要程度由风险的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性决定，其框架包括两个部分，对应风险的社会放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风险和风险事件的传播阶段，在此过程中，来自风险事件的信号被转换进而影响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和第一序位行为反应，风险和风险事件通过信息渠道、放大站（包括社会团体、公共机构和个人，如新闻媒体、记者、研究院、政府部门、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等）、机构与社会行为等步骤被多次放大或弱化；第二阶段主要强调风险经过第一阶段的强化或弱化后产生的”涟漪效应“及最终影响，涉及对风险认知的放大和次级后果之间的直接联系。整个社会网络媒介化下社会稳定风险传播过程如图2－4 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