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社会网络媒介化与社会风险的传播扩散

2.2.1 社会网络媒介化形成特征与社会影响

（1）社会网络媒介化的形成特征

社会网络媒介化的典型特征是媒介传播对社会网络的全方位覆盖以及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网络的全方位渗透，与传统社会网络相比，社会网络媒介化后，其信息传播能力、范围、广度都得到了提升。具体而言，社会网络媒介化的形成特征有如下四点：

1）复杂性

媒介化社会网络相比于普通社会网络具有更加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加大了各类信息在社会网络中传播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在媒介化中，社会网络、大众媒介是现代人的第一信息源，自媒体等新媒介改变了社会网络拓扑结构、利益主体个体间相互作用，也可以改变社会风险扩散形式和路径，使得社会网络媒介化中的社会风险更加趋于复杂化、多元化和网络化，加快了社会风险向社会危机转变的过程。当下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形式和规模方面都远超历史任何时期，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复杂，大众媒介正超越传统的信息传播功能，开始重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意识形态。

2）传导性

风险信息在媒介化社会网络中的传播途径由传统的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网络传播转变为立体化传播。如果说传统媒体释放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扩大了民众的信息知情权，那么媒介化社会网络则在此基础上增强了人类“说”的权利，即表达自身态度、意见、情绪的权利，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这些信息在立体、交互的媒介化社会网络中可爆发式传导。

3）动态性

社会网络媒介化是从时间和空间推进的一个过程，在社会网络媒介化中，媒介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运作互相镶嵌，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的过程中通过传播行为产生动力，进而成为社会网络媒介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既反映了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反映了媒介以及经由媒介传播的传播行为和信息的变化。媒介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互相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媒介传播对社会网络的全方位覆盖以及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网络的全方位渗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更新的过程，始终存在动态因素，社会网络媒介化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进程。

4）交互性

社会网络媒介化把媒介与社会系统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社会网络与媒介经由人类实践呈现一种互相构建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媒介作为社会系统最活跃的一部分，通过持续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深深地嵌入社会其他系统之中，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一切其他系统，受众对媒介的依赖越发增强；另一方面，媒介发展依赖于社会技术进步，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公众对媒介的使用、管理等过程的参与，对媒介的认知和评价也在改变着媒介的发展趋势。

（2）社会网络媒介化的社会影响

我国正处于转型社会、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叠加时期，社会网络媒介化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社会特征。基于媒介最基本的信息传播功能，社会网络媒介化加速了包括社会风险信息在内的各类信息在社会网络中的传播扩散，扩大了信息传播范围。特别是自媒体等新媒介融合到了社会网络中，作为一种新的社交网络传播途径与传统媒体存在着共生和伴生的关系，丰富了信息传播途径、改变了原有社会利益关系、重塑了社会冲突传播形式、复杂化了社会网络结构，致使现代社会网络呈现出大数据“4V”特征明显化、传播扩散机制复杂化和社会稳定风险融合化特性，进而对危机传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风险的媒介化迁移；二是媒介化风险的形成。

传统媒体针对某一事件发表权威信息后，新媒体开始围绕该事件展开激烈讨论，进一步扩大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事件信息经由传统媒体、新媒体构成的复杂生态关系传播扩散，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利有弊：

一方面，社会网络媒介化提高了信息可获得性，降低了谣言发生概率。科学的媒体报道会起到传播知识、化解谣言的作用。各级政府在做出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重大决策时，若能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加强沟通，则有助于阻止小道消息蔓延，避免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以维持社会稳定。政府借助传统媒体公开辟谣的措施也会通过媒介化社会网络迅速传播扩散，解除风险谣言对社会公众的误导，降低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媒介化放大了社会风险失稳的可能性。由于新媒体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和民意表达的主要途径，隋岩（2012）研究发现，新媒体为谣言滋生和加速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加剧了风险传播扩散，初始事件经网友“挖掘”“爆料”后往往会使得舆情被不断推高（高宾、王兰成，2019），舆情信息经过扩散效应被逐级放大（李刚，2011）。随着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扩散范围不断扩大，风险信息的受众越来越多，集体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微小的导火索事件就有可能引爆社会风险，引发社会失稳。

2.2.2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传播的社会网络媒介化作用

（1）社会网络媒介化在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传播中的作用随着社会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以及对环境损害的敏感性也随之增强，重大工程环境损害问题越来越受社会公众关注。社会网络交织而成的媒介化社会网络是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稳定风险传播的重要载体，社会网络媒介化将从信息源、传播渠道、影响范围三个层面作用于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传播。

1）从单一风险信息源到多元化衍生信息源的转变。社会网络媒介化使得重大工程环境损害风险信息可沿着复杂的社会网络从单一风险源头迅速滋生出多个衍生信息源，新的衍生信息源通过交互作用产生更多互相交织的风险信息，在源头上对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传播扩散起到促进作用。

2）改变了风险信息传播介质，丰富了风险信息传播渠道。无处不在的信息传播媒体已经成为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重要社会背景。媒介化社会网络为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传播提供了传播介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成为公众认知风险、掌握信息的主要渠道，使得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得以在社会网络中迅速、大范围、持续传播。社会网络媒介化的出现和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与数据流动的区域局限，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介质、多元化了风险信息传播途径。

3）提高了风险信息传播速度，扩大了风险信息传播范围。无论是直接的“对环境的损害”还是间接的“经由环境对人的损害”，微小的环境损害事件经过媒介化社交网络均可以迅速、大范围、持续传播。社会网络媒介化作为社会稳定风险传播的“助推器”，提高了风险信息传播速度，扩大了风险信息传播范围。特别是社交论坛、微博、微信、QQ等自媒体的风险传播已经成为环境冲突激化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一环，环境损害风险信息可在其内部爆炸式传播。

（2）社会网络媒介化中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传播的途径

在社会网络媒介化中，媒体是环境损害事件社会风险传播的核心参与者和舆论引导者，媒体塑造风险感知并引发公众的风险行为，公众通过媒体认识和评价风险的严重性以及发生概率，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信息通过媒体传播扩散，作为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传播的途径，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大类：

1）传统媒体。根据我国国情，以广播、电视、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是信息传播的官方、主流渠道，这决定了传统媒体在报道重大工程环境损害风险事件时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量相对较少，且传播途径也相对受限，时效性有待提升，但传播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传统媒体报道重大工程环境损害风险事件往往采用“单向传播机制”，即将固定的信息附加于特定的载体（广播、电视、报纸），然后“一对多”地强制性传播开来。鉴于特定载体资源的难获得性，此类传播方式很难接收到群众的反馈。官方信息缺位将导致民间信息泛滥，若民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得不到保障，流言甚至谣言就会通过非正规渠道传播扩散；

2）新媒体。随着信息化、网络化、媒体化发展，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微博、微信、贴吧、抖音、QQ、社交论坛等新媒体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和民意表达的主要途径。与传统媒体相比，由于新媒体的受众普及和应用程度较高，且传播信息的局限性较小，新媒体所能传播的信息量远远高于传统媒体。此外，新媒体传播重大工程环境损害风险信息时，每个公众都是信息发送主体，“多对多”的传播机制加速了环境损害话题的讨论，相对于传统媒体传播速度更快，达到的传播范围也更广，更易引发环境维权、集体游行等环境群体性事件。

社会网络媒介化将传统媒体、新媒体进行整合，交织成复杂的媒介化社会网络，促进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信息在其内部快速传播。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在社会网络媒介化中的传播途径如图2－1，首先，重大工程投资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表现为直接的“对环境的损害”和间接的“经由环境对人的损害”，环境损害经由传统媒体、新媒体与正常社交网络交织而成的媒介化社会网络传播，积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突发事件作为导火索，引爆社会风险，最终造成社会系统失稳。

2.2.3 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扩散的社会网络媒介化作用

（1）社会网络媒介化在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扩散中的作用媒介化社会网络已成为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信息扩散的中枢，因风险传播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风险认知、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尤其在跨媒介、跨文化的信息传播过程中，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信息传播极易发生“话题”漂移，演化为风险舆情扩散。社会风险信息传播同病毒传播相似，经过层层发酵，往往伴有扩散趋势，社会网络媒介化是促进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扩散的关键。

在当今媒介化社会中，媒体为赚取收视率进行的无中生有的编造或偏激的舆论导向会引起大批缺乏理性判断的社会公众不加判别地接受媒体报道，甚至产生非理性的群体性行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介对社会风险扩散更是起到了助推作用，网络新媒介用户群体多、关注度高、个体间联系紧密，一个很小的事件短时间内就可能得到大量转发，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最终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事件的发生，使得风险扩散。在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扩散的过程中，社会网络媒介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社会网络媒介化中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扩散的途径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是研究风险信息扩散的主流理论，SARF把公众对风险事件的关注度和风险感知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定义为“风险放大”，风险放大的过程是一个信息加工、建构、交流的过程和效应的传播过程，即社会风险传播扩散的过程。根据SARF，风险放大会经历两个阶段：风险信息的传递阶段以及社会机制的反应阶段，其中风险放大站是风险信息在发送和接收期间发生信号放大（或弱化）的载体。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媒体对风险进行定义、选择和加工，并通过传播渠道、放大站转移和放大风险，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在媒介化社会网络中传导扩散。

媒介化社会网络拥有看似松散实则联系紧密的网络结构，以微博为例，微博用户之间可以通过简单的关注行为与他人建立联系，获取风险信息，这种看似微弱的链接模式却拥有强势的信息传播效率。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发布的引导性舆论与微博用户之间传播的自发性舆情相互交融、碰撞、传导，完成多级链式传播，并衍生出新的舆情信息，跨媒介、跨区域的舆情信息传播通过各类媒体不断放大（刘轶，2015），导致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的社会风险层层扩散。社会网络媒介化中重大工程环境损害社会风险扩散路径见图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