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居宣长要证明日本的优越，就要贬低中国；为了说明日本与中国如何不同并证明日本的独特，就要切割日本与中国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本居宣长的“物哀论”的立论过程及日中文学与文化的对比，明显体现了这样一个根本意图，那就是彻底清除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影响即所谓的“汉意”，以日本的“物哀”对抗“汉意”，从确认日本民族的独特精神世界开始，确立日本民族的根本精神，即寄托于所谓“古道”中的“大和魂”。

在学术随笔集《玉胜间》中，本居宣长描述了“汉意”对日本人的渗透程度并做了一个判断，他认为：“所谓汉意，并不是只就喜欢中国、尊崇中国的风俗人情而言，而是指世人万事都以善恶论，都要讲一通大道理，都受汉籍思想的影响。这种倾向，不仅是读汉籍的人才有，即便一册汉籍都没有读过的人也同样具有。照理说不读汉籍的人就不该有这样的倾向，但万事都以中国为优，并极力学习之，这一习惯已经持续了千年之久，汉意也自然弥漫于世，深入人心，以致成为一种日常的下意识。即便自以为‘我没有汉意’，或者说‘这不是汉意，而是当然之理’，实际上也仍然没有摆脱汉意。”他举例说，在中国，无论是人生的祸福、国家的治乱，世间万事都以所谓“天道”“天命”“天理”加以解释，这是因为中国人眼里没有“神”，真正的“神道”湮灭不传，《古事记》所记载的神创造了天地、国土与万物，神统治着世间的一切，对此中国人完全不能理解，所以就只能拎出“天道”“天命”“天理”之类的抽象概念来解释一切。而长期以来，在对日本最古老的典籍《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研究中，许多日本学者一直拿中国人杜撰的“太极”“无极”“阴阳”“乾坤”“八卦”“五行”等一大套繁琐抽象的概念理论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从而对《古事记》神话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在本居宣长看来，对神的作为理解不了，便认为是不合道理，这就是“汉意”在作怪。

正是意识到了“汉意”在日本渗透的严重性与普遍性，本居宣长便将清除“汉意”作为文学研究与学术著述的基本目的之一，一方面在日中文学的比较中论证“汉意”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则努力论证以“物哀”为表征的“大和魂”与作为“大和魂”之归依的日本“古道”之优越。换言之，对本居宣长来说，对“物哀”精神的弘扬是为了清除“汉意”，清除“汉意”是为了突显“大和魂”，突显“大和魂”是为了归依“古道”，而学问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弘扬“古道”。所谓“古道”，就是“神典”（《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未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诸神的世界，也就是与中国“圣人之道”完全不同的“神之道”，亦即神道教的传统。在本居宣长看来，日本不同于中国的独特的审美文化与精神世界，是在物语、和歌中所表现出的“物哀”。“物哀”是“大和魂”的文学表征，而“大和魂”的源头与依托则是所谓“古道”。因此，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又与他的“古道”论密不可分。

在《初山踏》中，本居宣长认为“汉意”遮蔽了日本的“古道”，因此他强调：“要正确地理解日本之‘道’，首先就需要将‘汉意’彻底加以清除。如果不彻底加以清除，则难以理解‘道’。初学者首先要从心中彻底清除‘汉意’而牢牢确立‘大和魂’，就如武士奔赴战场前首先要抖擞精神、全副武装一样。如果没有确立这样坚定的‘大和魂’，那么读《古事记》《日本书纪》时，就如临阵而不戴盔甲，仓促应战，必为敌人所伤，必定堕入‘汉意’。”在《玉胜间》第23篇中他又说：“做学问，是为了探究我国古来之‘道’，所以首先要从心中祛除‘汉意’。倘若不把‘汉意’从心中彻底干净地除去，无论怎样读古书、怎样思考，也难以理解日本古代精神。不理解古代之心，则难以理解古代之‘道’。”不过，本居宣长也意识到，要清除“汉意”，必得了解“汉意”。在本居宣长那里，“汉意”与“大和魂”是一对矛盾范畴，没有“汉意”的比照，也就没有“大和魂”的凸显。所以，本居宣长虽然厌恶“汉意”，但在《初山踏》中也主张做学问的人要阅读汉籍。同时他又强调：一些人心中并未牢固确立“大和魂”，读汉文则会被其文章之美所吸引，从而削弱了“大和魂”；如果能够确立“大和魂”不动摇，不管读多少汉籍，也不必担心被其迷惑。在《玉胜间》第22篇中，本居宣长认为：有闲暇应该读些汉籍，因为汉籍可以反衬出日本文化的优越，不读汉籍就无从得知“汉意”有多不好，知道“汉意”有多不好，也是坚固“大和魂”的一种途径。

本居宣长反复强调“汉意”对日本广泛深刻的渗透，就是承认了“汉意”对日本的广泛深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却又千方百计地否定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中，本居宣长认为在古老的“神代”，各地文化大致相同，日本有着自己独特的言语文化，与中国文化判然有别，并未受中国影响。奈良时代后，虽然中国书籍及汉字流传到日本，但文字是为使用的方便而借来的，先有言语（语音），后有文字书写（记号），语音是主，文字是仆，日语独特的语音中包含着“神代”所形成的日本人之“心”。即使后世许多日本人盲目学习中国，但日本与中国的不同之处也很多。在该书第68节中，本居宣长强调，和歌作为纯粹日本的诗歌样式是在“神代”自然产生的独特的语言艺术，不夹杂任何外来的东西，丝毫未受中国自命圣贤、老道圆滑、故作高深之风的污染，一直保持着神代日本人之“心”，保持神代的“意”与“词”。和歌心地率直、词正语雅，即便夹杂少量汉字汉音，也并不妨碍听觉之美，而模仿唐诗而写诗的日本人同时也作和歌，和歌与汉诗两不相扰，和歌并未受汉诗影响而改变其“心”，也未受世风影响而改变其本。在《紫文要领》中，本居宣长认为：“物语”也是日本文学中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污染与影响，与来自中国的儒教、佛教之书大异其趣，此前一些学者认为《源氏物语》“学习《春秋》褒贬笔法”，或者说《源氏物语》“总体上是以庄子寓言为本”，有人认为《源氏物语》的文体“仿效《史记》笔法”，甚至有人臆断《源氏物语》“学习司马光的用词，对各种事物的褒贬与《资治通鉴》的文势相同”，等等之类，都是拿中国的书对《源氏物语》加以比附，是张冠李戴、强词夺理的附会之说。诚然，如本居宣长所言，像此前的一些日本学者那样，以中国影响来解释所有的日本文学现象是牵强的、不科学的。然而，本居宣长却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概否定中国影响。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证明，《古事记》及所记载的日本的“神代”文化本身，就不纯粹是日本固有的东西，而是有着大量的大陆文化影响印记，而和歌、物语等日本文学的独特样式中也包含了大量中国文学的因子。抱着这种与中国断然切割的态度，本居宣长不仅否定日本古代文学所受中国影响，而且对自己学术所受中国影响也矢口否认。例如，当时一些评论者就指出，本居宣长的“古道”论依据的是中国老子的学说，但本居宣长却在《玉胜间》第410篇中辩解说：中国的老子对“皇国之道”一无所知，自己的“道”与老子没有关系，两者仅仅是看上去“不谋而合”罢了。平心而论，日本古代语言中原本就没有“道”（どう）字，连“道”字这个概念都来自中国，怎能说对日本之“道”没有影响？本居宣长与老子相隔数千年，如何“不谋而合”呢？

无论如何，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包括物语与和歌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本居宣长对中国影响的否定不是科学的学术判断，而是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复古主义思想主张的需要。正因为如此，“物哀论”的确立一方面对本居宣长而言解决了《源氏物语》乃至日本古典文学研究诠释中的自主性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本居宣长及18世纪的日本学者力图摆脱“汉意”即中国影响，从而确立日本民族独立自主意识的明确意图。“物哀论”的确立就是日本文学独立性、独特性的确立，也是日本文化独立性、独特性确立的重要步骤，它为日本文学摆脱汉文学的价值体系与审美观念，准备了逻辑的和美学的前提。 qOJwyOeXtbpjpegZqofyzsnPcXacarPPrZg5MBqIFuEcTmFtHnAtc0tkKUzHss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