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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物哀论”的提出与日中文学、文化之间的角力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只有对日本与中国的文学、文化加以比较，只有对中国文学观念加以否定与批判，只有对日本文学与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加以突显与张扬，“物哀论”才能成立。从这一角度看，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日中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论。
在本居宣长看来，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是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敏锐的包容、体察、体会、感觉、感动与感受，这是一种美的情绪、美的感觉、感动与感受，这一点与中国文学中的理性文化、理智文化、说教色彩、伪饰倾向都迥然不同。
在《石上私淑言》第63至66节中，本居宣长将中国的“诗”与日本的“歌”做了比较评论，认为诗与歌二者迥异其趣。中国之“诗”在《诗经》时代尚有淳朴之风，多有感物兴叹之篇，但中国人天生喜欢“自命圣贤”，再加上儒教经学在中国无孔不入，区区小事也要谈善论恶，辨别是非。随着岁月推移，此种风气越演越烈，诗也堕入生硬说教之中，虽有风雅，但常常装腔作势；虽有感物兴叹之趣，但往往刻意而为，看似堂而皇之，却不能表现真情实感。本居宣长接着谈到了中国诗歌何以如此的原因，他认为这是中国的社会政治使然：“中国不是日本这样的神国，从远古时代始，坏人居多，暴虐无道之事不绝如缕，动辄祸国殃民，世道多有不稳。为了治国安邦，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了千方百计试图寻找良策，于是催生出一批批谋略之士，上行下效，以至无论何事，都作一本正经、深谋远虑之状，费尽心机，杜撰玄虚理论，对区区小事，也论其善恶好坏。流风所及，使该国上下人人自命圣贤，而将内心软弱无靠的真情实感深藏不露，以流露儿女情长之心为耻，更何况赋诗作文，只写堂而皇之的一面，使他人完全不见其内心本有的软弱无助之感。这是治国安邦之道所致，乃虚伪矫饰之情，而非真情实感。”在该书第74节中，本居宣长指出：与中国的诗不同，日本的和歌“只是‘物哀’之物，无论好事坏事，都将内心所想和盘托出，至于这是坏事、那是坏事之类，都不会事先加以选择判断……和歌与这种道德训诫毫无关系，它只以‘物哀’为宗旨，而与道德无关，所以和歌对道德上的善恶不加甄别，也不做任何判断。当然，这也并不是视恶为善、颠倒是非，而只是以吟咏出‘物哀’之歌为至善”。
在《紫文要领》中，本居宣长又从物语文学的角度，比较说明了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对人的真实感情的不同表现。他认为人的内心本质就像女童那样幼稚、愚懦和无助，坚强而自信不是人情的本质，常常是表面上有意假装出来的。如果深入其内心世界，就会发现无论怎样的强人，内心深处都与女童无异，对此不可引以为耻加以隐瞒。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就是一种弱女子般的感情表现，《源氏物语》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人性做了真实深刻的描写，作者只是如实表现人物的脆弱无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感知“物哀”。而中国人写的书仿佛是照着镜子涂脂抹粉、刻意打扮，看上去冠冕堂皇、慷慨激昂，一味表现其如何为君效命、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但实际上是装腔作势、有所掩饰，无法表现人情的真实。进而，本居宣长将日本作家“物哀”的低调和谦逊，与中国书籍中好为人师、冠冕堂皇的高调说教加以比较，凸现日本文学的主情主义与中国文学的教训主义之间的差异。在《紫文要领》中，本居宣长认为，将《源氏物语》与《紫式部日记》联系起来看，可知紫式部博学多识，但她的为人、为文都相当低调，讨厌卖弄学识，炫耀自己，讨厌对他人指手画脚地说教，讨厌讲大道理，认为一旦炫耀自己，一旦刻意装作“知物哀”，就很“不知物哀”了。因此，《源氏物语》通篇没有教训读者的意图，也没有讲大道理的痕迹，唯有以情动人而已。
在《石上私淑言》第85节中，本居宣长还从日中文学的差异进一步论述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差异。他认为，中国人喜欢“讲大道理”，以一己之心来推测世间万物，认为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应符合自己设定的道理，而对于一些与道理稍有不合的事物便加以怀疑，认为它不应存在。在本居宣长看来，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天地之理并非人的浅心所能囊括，有很多事情都是那些大道理所不能涵盖的。他认为日本从神代以来，就有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灵异之事，用中国的书籍则难以解释，后世也有人试图按中国的观念加以合理解释，结果更令人莫名其妙，也从根本上背离了神道。他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圣人之道”与日本的“神道”的区别。他说：“日本的神不同于外国的佛和圣人，不能拿世间常理对日本之神加以臆测，不能拿常人之心来窥测神之御心并予以善恶判断。天下所有事物都出自神之御心，出自神的创造，因而必然与人的想法有所不同，也与中国书籍中所讲的大道理多有不合。所幸我国天皇完全不为那种大道理所束缚，并不自命圣贤对人加以训诫，一切都以神之御心为准则，以此统治万姓黎民。而天下黎民也将天皇御心作为自心，靡然而从之，这就叫作‘神道’。所以，‘歌道’也必须抛弃中国书籍中讲的那些大道理，并以‘神道’为宗旨来思考问题。”在本居宣长看来，日本的“神道”是一种感情的依赖、崇拜与信仰，是神意与人心的相通，神道不靠理智的说教，而靠感情与“心”的融通，依凭于神道的“歌道”也不做议论与说教，只是真诚情感的表达。
由上可见，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及其立论过程中的日中文化与文学比较论，大体抓住并突显了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某些显著的不同特点，特别是指出了中国文学中无处不在的泛道德主义，日本文学中的以“物哀”为审美取向的情绪性、感受性的高度发达，是十分具有启发性的概括，但他的日中比较是为价值判断的需要而进行的，是刻意凸现两者差异的反比性的比较，而不是建立在严谨的实证与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科学的比较，因而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有些结论颇有片面偏激之处，例如他断言中国诗歌喜欢议论说教、慷慨激昂、冠冕堂皇，虽不无道理，但也难免以偏概全。实际上中国文学博大精深，风格样式复杂多样，很难一言以蔽之，如对以抒写儿女情长为主的婉约派宋词显然就不能如此概括。从根本上看，本居宣长是在“皇国优越”论的预设前提下进行日中比较的，他在《玉胜间》第373篇中声称：“我们皇国比许多国家都要优秀。越是了解了许多国家，越是有助于感受皇国的优越。”他的日中比较要导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