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居宣长（1730—1801年）生于伊势松坂富裕商人之家，幼名小津富之助，通称弥四郎，实名荣贞，26岁后改实名为宣长，曾号石上散人、芝兰等，别号铃屋。宣长自幼好学，23岁到京都学医，主攻汉方（中医学），同时师从医生与儒学家堀景山学儒学与汉学，又受国学家契冲的影响立志研究日本古典。1757年（宝历七年），本居宣长回乡行医，同时潜心研究《源氏物语》等平安朝文学。1763年（宝历十三年）与国学名家贺茂真渊相识并在真渊的影响与指导下，为探索古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开始研究《万叶集》《古事记》，撰写出了研究和歌的论著《石上私淑言》（1763年）、研究鉴赏《万叶集》的《万叶集玉小琴》（1779年）、研究《源氏物语》的《紫文要领》（1763年）和《源氏物语玉小栉》（1796年）等，此外还有大量关于音韵学、文字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以及和歌、散文等作品。至晚年（1799年）完成了研究《古事记》的鸿篇巨制《古事记传》四十四卷。本居宣长一生著作等身，多达九十种，是公认的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

本居宣长在对日本传统的物语文学、和歌的研究与诠释中，首次对“物哀”这个概念做了系统深入的发掘、考辨、诠释与研究。

在研究和歌的专著《石上私淑言》一书中，本居宣长认为和歌的宗旨是表现“物哀”，为此，他从辞源学角度对“哀”（あはれ）、“物哀”（もののあはれ）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他认为，在日本古代，“あはれ”（aware）是一个感叹词，用以表达高兴、兴奋、激动、气恼、哀愁、悲伤、惊异等多种复杂的情绪与情感。日本古代只有言语没有文字，汉字输入后，人们便拿汉字的“哀”字来书写“あ は れ”，但“哀”字本来的意思（悲哀）与日语的“あはれ”并不十分吻合。“物の哀”则是后来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固定词组，使“あはれ”这个叹词或形容词实现了名词化。本居宣长对“あはれ”及“物の哀”进行了词源学、语义学的研究与阐释，从和歌作品中进行了大量的例句分析，呈现出了“物哀”一词从形成、演变，到固定的轨迹，使“物哀”由一个古代的感叹词、名词、形容词而转换为一个重要概念，并使之范畴化、概念化。

几乎与此同时，本居宣长在研究《源氏物语》的专著《紫文要领》一书中，以“物哀”概念对《源氏物语》做了前所未有的全新解释。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站在儒学、佛学的道德主义立场上，将《源氏物语》视为“劝善惩恶”的道德教诫之书，而实际上，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古代物语文学的写作宗旨是“物哀”和“知物哀”，而绝非道德劝惩。从作者的创作目的来看，《源氏物语》就是表现“物哀”；从读者的接受角度看，就是要“知物哀”（“物の哀を知る”）。本居宣长指出：“每当有所见所闻，心即有所动。看到、听到那些稀罕的事物、奇怪的事物、有趣的事物、可怕的事物、悲痛的事物、可哀的事物，不只是心有所动，还想与别人交流与共享。或者说出来，或者写出来，都是同样。对所见所闻，感慨之，悲叹之，就是心有所动。而心有所动，就是‘知物哀’。”本居宣长进而将“物哀”及“知物哀”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感知“物之心”，二是感知“事之心”。所谓的“物之心”主要是指人心对客观外物（如四季自然景物）的感受，所谓“事之心”主要是指通达人际与人情，“物之心”与“事之心”合起来就是感知“物心人情”。他举例说，看见异常美丽的樱花开放，觉得美丽可爱，这就是知“物之心”；见樱花之美，从而心生感动，就是“知物哀”。反过来说，看到樱花无动于衷，就是不知“物之心”，就是不知“物哀”。再如，能够体察他人的悲伤，就是能够察知“事之心”，而体味别人的悲伤心情，自己心中也不由地有悲伤之感，就是“知物哀”。“不知物哀”者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看到他人痛不欲生毫不动情，是不通人情的人。他强调指出：“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是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闻，抑或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知物哀。”综合本居宣长的论述可以看出，“物哀”及“知物哀”就是由外在事物的触发引起的种种感情的自然流露，就是对自然人性的广泛的包容、同情与理解，其中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在《紫文要领》中，本居宣长进而认为，在所有的人情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就是男女恋情。在恋情中，最能使人“物哀”和“知物哀”的是背德的不伦之恋，亦即“好色”。本居宣长认为：“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因而‘好色’者最感人心，也最知‘物哀’。”《源氏物语》中绝大多数的主要人物都是“好色”者，都有不伦之恋，包括乱伦、诱奸、通奸、强奸、多情泛爱等，由此而引起的期盼、思念、兴奋、焦虑、自责、担忧、悲伤、痛苦等，都是可贵的人情。只要是出自真情，都无可厚非，都属于“物哀”，都能使读者“知物哀”。由此，《源氏物语》表达了与儒教、佛教完全不同的善恶观，即以“知物哀”为善，以“不知物哀”为恶。看上去《源氏物语》对背德之恋似乎是津津乐道，但那不是对背德的欣赏或推崇，而是为了表现“物哀”。本居宣长举例说：将污泥浊水蓄积起来，并不是要欣赏这些污泥浊水，而是为了栽种莲花。如要欣赏莲花的美丽，就不能没有污泥浊水。写背德的不伦之恋正如蓄积污泥浊水，是为了得到美丽的“物哀之花”。因此，《源氏物语》中的那些道德上有缺陷、有罪过的离经叛道的“好色”者，都是“知物哀”的好人。例如源氏一生风流好色成性，屡屡离经叛道，却一生荣华富贵并获得了“太上天皇”的尊号。相反，那些道德上的卫道士却被写成了“不知物哀”的恶人。所谓劝善惩恶，就是写善有善报，恶有恶惩，使读者生警诫之心，而《源氏物语》绝不可能成为“好色”的劝诫。假如以劝诫之心来阅读《源氏物语》，对“物哀”的感受就会受到遮蔽，因而教诫之论是理解《源氏物语》的“魔障”。

就这样，本居宣长在《源氏物语》的重新阐释中完成了“物哀论”的建构，并从“物哀论”的角度，彻底颠覆了日本的《源氏物语》评论与研究史上流行的、建立在中国儒家学说基础上的“劝善惩恶”论及“好色之劝诫”论。他强调，《源氏物语》乃至日本传统文学的创作宗旨、目的就是“物哀”，即把作者的感受与感动如实表现出来与读者分享，以寻求他人的共感并由此实现审美意义上的心理与情感的满足，除此之外没有教诲、教训读者等任何功用或实利的目的。读者的审美宗旨就是“知物哀”，只为消愁解闷、寻求慰藉而读，也没有任何其他功用的或实利的目的。在本居宣长看来，“物哀”与“知物哀”就是感物而哀，就是从自然的人性与人情出发，不受伦理道德观念束缚，对万事万物包容、理解、同情与共鸣，尤其是对思恋、哀怨、寂寞、忧愁、悲伤等使人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心理情绪有充分的共感力。“物哀”与“知物哀”就是既要保持自然的人性，又要有良好的情感教养，要有贵族般的超然与优雅，女性般的柔软、柔弱、细腻之心，要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富有风流雅趣。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要有很高的“情商”。这既是一种文学审美论，也是一种人生修养论。本居宣长在《初山踏》中说：“凡是人，都应该理解风雅之趣。不解情趣，就是不知物哀，就是不通人情。”在他看来，“知物哀”是一种高于仁义道德的人格修养特别是情感修养，是比道德劝诫、伦理说教更根本、更重要的功能，也是日本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道德主义、合理主义倾向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物哀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既是对日本文学民族特色的概括与总结，也是日本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试图摆脱对中国文学的依附与依赖，确证其独特性、寻求其独立性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日本文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转折。

历史上，由于感受到中国的强大存在并接受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日本人较早形成了国际感觉与国际意识，产生了朴素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观念。日本的文人学者谈论文学与文化上的任何问题，都要拿中国做比较，或者援引中国为例来证明日本某事物的合法性，或者拿中国做基准来对日本的某事物做出判断。一直到16世纪后期的丰臣秀吉时代之前，日本人基本上是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作为价值尺度、楷模与榜样，以此比照日本自身。但丰臣秀吉时代之后，由于中国明朝后期国力衰微并最终为“蛮夷”（清朝）所灭，中国文化出现严重的禁锢与僵化现象，而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经济繁荣，武士集团日益强悍，于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偶像破碎了。他们虽然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汉唐文化及宋文化）仍然尊崇，江户时代幕府政权甚至将来自中国的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使儒学及汉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同时却又普遍对现实中的中国（明、清两代）逐渐产生了蔑视心理。在政治上，幕府疏远了中国，还怂恿民间势力结成倭寇，以武装贸易的方式屡屡骚扰进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日本学者把来自中国的“中华意识”与“华夷观念”加以颠倒和反转，彻底否定了中华中心论，将中国作为“夷”或“外朝”，而称自己为“中国”“中华”“神州”并从各个方面论证日本文化如何优越于汉文化。特别是江户时代兴起的日本“国学”，从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到平田笃胤，其学术活动的根本宗旨就是在《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的注释与研究中极力摆脱“汉意”，寻求和论证日本文学与文化的独特性，强调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优越性，从而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复古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将矛头直指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直指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载体——汉学，直指汉学中所体现的所谓“汉意”即中国文化观念。“物哀论”正是在日本本土文学观念意欲与“汉意”相抗衡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I/SgRQplTTOdy4N+YA10gUwnhPLEvUhCuCEvB3JCi4u46chdefiMKRM5qWIzLJ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