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古代文论与日本古代文学一样，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厚的积淀。一方面，日本文论家常常大量援引中国文学的概念和标准来诠释日本文学，例如在奈良时代旨在为和歌确定标准范式的所谓“歌式”类文章中，在平安时代最早的文学理论文献《〈古今和歌集〉序》中，都大量援引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毛诗序》中的概念与观点，并直接套用于和歌评论。另一方面，在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日本文学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文论概念与审美范畴，如：文、道、心、气、诚、秀、体／姿、雅、艳、寂、花／实、幽玄、余情、好色、粹、物哀等。这些概念与范畴大多取自中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哲学、美学、文学与文论的影响，但经过日本人的改造，都确立了不同于中国的特殊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其中，产生于日本近世（17世纪后的江户时代）的相关概念极少受到中国影响，属于日本本土性的文论范畴，“物哀”便是其中之一。

“物哀” 是日本传统文学、诗学、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说，不了解“物哀”就不能把握日本古典文论的精髓，就难以正确深入地理解以《源氏物语》、和歌、能乐等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学，就无法认识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不了解“物哀”也很难全面地进行日本文论及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中国的一些日本文学翻译与研究者，较早就意识到了“物哀”及其承载的日本古典文学、文论观念的重要性。早在1980年代初，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与研究界就对“物哀”这个概念如何翻译、如何以中文来表达，展开过研究与讨论，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物哀”是一个日语词，要让中国人理解，就需要翻译成中文，如李芒先生在《“物のあわれ”汉译探索》 一文中，就主张将“物のあわれ”译为“感物兴叹”。李树果先生在随后发表的《也谈“物のあわれ”的汉译》 中表示赞同李芒先生的翻译，但又认为可以翻译得更为简练，应译为“感物”或“物感”。后来，佟君先生的《日本古典文艺理论中的“物之哀”浅论》 一文，也在基本同意李芒译法的基础上，主张将“感物兴叹”译为“感物兴情”等。有些学者没有直接参与“物哀”翻译的讨论，但在自己的有关文章或著作中，也对“物哀”做出了解释性的翻译。例如1920年代谢六逸先生在其《日本文学史》一书中，将“物哀”译为“人世的哀愁”，1980年代刘振瀛（佩珊）先生翻译的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则将“物哀”译为“幽情”，吕元明在《日本文学史》一书中则译为“物哀怜”，赵乐甡在翻译铃木修次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时，将“物哀”翻译为“愍物宗情”。另有一些学者不主张将“物哀”翻译为中文，而是直接按日文表述为“物之哀”或“物哀”。例如，叶渭渠先生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一直主张使用“物哀”，陈泓先生认为“物哀”是一个专门名词，还是直译为“物之哀”为好，赵青认为，还是直接写作“物哀”，然后再加一个注释即可 。笔者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物哀”与〈源氏物语〉的审美理想》 及其他相关著作中，也不加翻译直接使用了“物哀”。

从中国翻译史与中外语言词汇交流史上看，引进日本词汇与引进西语词汇，其途径与方法颇有不同。引进西语的时候，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必须加以翻译，都须将拼音文字转换为汉字，而日本的名词概念绝大多数是用汉字标记的。就日本古代文论而言，相关的重要概念，如“幽玄”“好色”“风流”“雅”“艳”等，都是直接使用汉字标记，对此我们不必翻译，如果勉强去“翻译”，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翻译”，而是“解释”。解释虽有助于理解，但往往会使词义增值或改变。清末民初我国从日本引进的上千个所谓“新名词”，实际上都不是“翻译”过来的，而是直接按汉字引进来的，如“干部”“个人”“人类”“抽象”“场合”“经济”“哲学”“美学”“取缔”等等，刚刚引进时一些人看着不顺眼、不习惯，但汉字所具有的会意的特点，也使得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大体上直观地理解其语义，故能使之很快融入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具体到“物哀”也是如此。将“物哀”翻译为“感物兴叹”“感物”“物感”“感物触怀”“愍物宗情”乃至“多愁善感”“日本式的悲哀”等，都多少触及了“物哀”的基本语义，但却很难表现出“物哀”的微妙蕴含。

要具体全面了解“物哀”究竟是什么，就必须系统地研读18世纪的日本著名学者、“国学”泰斗本居宣长的相关著作。 CxwPppkR+5RhvFubyciUtEasdkM3Sa8++g4vlqHsteLGJiSNPZkWAlBNvLTAcf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