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美学译谭》作为《王向远译学四书》之一，收录的是2020年之前作者为自译的十几部日本美学与文论著作所写的译本序跋，共计14篇。

从中国古代佛典翻译的序、跋、记，到现代各种译作的译本序和后记，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译本序跋形成了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特殊文体。诚然，并不是每一本译作都一定要有译本序跋，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译作并没有译本序跋。不过，没有译本序跋，对读者来说观感效果是不一样的。一本译作若没有译本序，就好比一个穿了礼服的绅士没戴帽子；一本译作若没有译本后记，就好像一个人没穿袜子。从这个角度来看，译本序跋对一本译作而言，常常是不可缺少的。大凡有经验的读者，在购读、选择一本译作的时候，往往先是书名吸引了他的注意，然后拿过来翻翻目录，接着就要看看译本序，以此可对译作的大体内容进行初步判断，再翻到最后，看看卷末有无译者后记（跋），以此可对这本译作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译本序”，有的是译者自己写的“译者序”，有的是请别人撰写的“他序”。在中国翻译史上，佛典翻译的一些“序”“跋”“记”，情况就是如此。古代佛典翻译的程序比较复杂，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而且也有一个编辑成书的问题，从翻译到付梓的整个过程称为“出经”。因此译本序跋往往并不出自翻译者之手，而是出自负责校勘、修订、出书的人之手，因为他更了解情况。到了现代，就一部经典的、严肃的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的译本而言，无论是译者序，还是他序，总是不可或缺的。有的译本序就是译者序，有的译本序是找另外的有研究、有影响的学者来写的。例如，20世纪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那套著名的外国文学名著译丛，译本序的作者大多是学界名家，而不是译者本人。那时一些翻译家就是纯粹的翻译家，他们习惯于翻译的转换，但似乎不习惯于学术写作，也不为自己的译本作序。

至于我自己，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努力将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在选题上，是为了研究而去选择翻译对象，或是因为看准了翻译对象，才决定对它进行研究。换言之，凡是我要翻译的作品，都是我要研究的作品。值得翻译的作品，本身要具有研究的价值。这种意识贯穿于我的翻译与研究的整个过程。而我表达对原作的体悟与见解最便捷的方式方法，也是最容易被读者所接受的方式方法，就是撰写译本序跋。译本序跋不仅是对原作的研究心得，也是作为译者的翻译体验的表达。

译者的体验依赖于原作的细读。在文史哲研究中，人们都在提倡文本细读。但细读的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对本国古籍的校勘、注释，对外国文献经典的翻译，无疑是细读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方法，尤其字斟句酌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细读。因为这种细读容易深入文字的肌理，也容易生发新的感悟。而且，作为译者，是站在自身文化立场进行翻译转换的，因此他往往可以看出、悟出原作者所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一些东西，发现原作最有价值之处，同时也容易看出其问题与局限。这样的翻译不只是做原作的传声筒，而是能够入乎其内，超乎其外，在翻转中赋予原作新的生命。这样，译本就有了不同于原作的独特价值。

日本美学的翻译尤其需要如此。众所周知，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审美文化的发达。审美文化的发达，也自然表现为美学的发达，于是，自古及今，积累了不少现在看来属于美学范畴的原典著作。这些著作依托于日本的各种艺术形式，表现为汉诗论、和歌论、物语论、俳谐论、戏剧（净瑠璃、歌舞伎、狂言等）论等，还表现为茶道、书道、画道等各种“艺道”论，这些均与各时代日本人的审美活动、审美实践密切相关。他们从中国引进了一系列汉语概念，来表达其审美意识与审美体验，同时还形成了一整套日本美学所独有的概念范畴，例如“幽玄”“物哀”“侘寂”“意气（色气、粹）”等基础范畴以及“型”“涩味”“色气”“数奇”等相关概念。这些都极具日本特色，感性火花十分耀眼，感悟极为独到新鲜，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但由于日本人长于感性思维，而拙于抽象表达，因此在理论与逻辑层面上概括力不够，表达不系统，自觉的体系建构更是薄弱，这就给译者的研究阐发留下了空间。于是，译本序跋的撰写也就有话要说、有话可说了。

收于《日本美学译谭》中的译者序跋，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是努力将学术论文的原创性、学理性与序跋文的亲和性、可读性结合起来的。作为“译家之言”，各篇都贯穿着译者关于翻译文学尤其是“译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发表了译者对所译日本文学、日本美学作品的体会与见解，传达了翻译活动的甘苦体验。其宗旨不仅是与读者分享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而且还要揭示中日审美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传统美学对日本美学的深刻影响。这不仅是东方美学建构的需要，也是从中国立场出发的东亚审美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