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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处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历史上是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征战的要地，这一特别的“边境”地带成就了这块土地，使其成为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区域。人口来源之复杂、融汇民族之多在其他地区也是不多见的。
长期以来，陕北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接触融合区，是中国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聚集地，从商周到宋元，在漫长的混杂融合过程中，鬼方、猃狁、匈奴、犬戎、稽胡、鲜卑、吐谷浑、白狄、义渠、龟兹、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和陕北汉族取长补短、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陕北文化。
商周到春秋约两千年时期内，鬼方、土方、猃狁、戎狄等氏族部落都曾居住陕北，成为陕北民族的主体。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一时期的陕北几乎是化外之地，“方外”“鬼方”都是一些遥远陌生的地方，不为人们所知。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清涧县李家崖发现了鬼字陶文，被认为是鬼方文化的遗迹
。鬼方后来被商王武丁多年征伐，而后消失。
在春秋时期，戎狄的活动大都在晋国境内。根据服饰、旗帜、帐篷、马饰等颜色的不同，戎狄的不同部落可分为白狄和赤狄。其中，白狄的势力强大，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晋西和陕北。《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按照上古音“古无舌上，舌上念舌头”的观点，“翟”与“狄”发音完全同音，故“白翟”即“白狄”。白狄生活在秦晋之间的陕北地区。西周时，猃狁活动频繁，《诗经·小雅·采薇》有诗句“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诗经·小雅·出车》记载了当时战争准备及抵御猃狁的事件：“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王国维认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荤粥。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鬼方昆夷猃狁考》）
自张骞凿开西域之门后，西域人开始内附中原，大部分被安置在陕北。自西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起，西域古国之一的龟兹国国王来中原朝贺，其随身带来的成百上千侍从、将士，很多龟兹人因各种原因滞留陕北。由于人数众多，在今陕北的米脂县境内设置龟兹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民族进行大融合的时期。三四百年间，鲜卑族、羌族、氐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先后登上陕北历史舞台，并先后在此建立政权。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一起，共同创造了历史。
汉朝灭亡后，赫连勃勃在陕北建立夏。大夏国幅员辽阔，以河套南北为中心，设十州两卫。其中十州中有三州在陕北：幽州（治大城）在今河套以南，朔州（治三城）在今延安市东南，秦州（治杏城）在今黄陵县以南。公元431年，南匈奴建立的政权逐渐被北魏拓跋焘所灭，并入汉族。
公元663年，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吐谷浑被南方新兴强国吐蕃灭掉。亡国后的吐谷浑族分两部，一部分留守青海，后与蒙古族、藏族等民族融合，另一支向北归附了唐朝，被封为“青海国王”，安置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境内），后逐渐汉化。公元715年，吐谷浑酋长慕容道奴率部众千帐降唐，被封为“云中郡公”，安置于“宁朔州”，即今天的陕北靖边县以东。
现在的陕北吴堡县还有三大塬，慕家塬是其中之一，慕姓人占百分之八九十。据考，慕姓为慕容氏的简称，或说此地慕姓人是慕容道奴的后代。另外，据学者考究，今佳县秃尾河畔、吴堡一带或仍遗留有吐谷浑人的后裔。
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在宋元时期进一步加快步伐。宋时的陕北是北宋王朝的西北屏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汉唐时期，这一时期，范仲淹、沈括等历史名人在陕北均留下过足迹。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族和汉族建立起密切联系。自隋初，党项族长期羁留陕北，到唐时其首领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赐国姓李，党项族长期居横山、米脂、靖边、绥德等陕北一带。
1125年，金灭辽后，女真族大批内迁，占据陕北。后来元朝建立后，又有大批蒙古族人入驻陕北。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帝国，迁都大都，南宁灭亡，统一了中国。蒙古族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用汉民族的先进文化。
明代推行的“徙民实边”政策，曾多次大规模迁徙移民到长城和塞北一线，每次都达数十万人之多。清代的走西口制度也对陕北民族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曾有耄耋之年的老者，目睹过非汉族的“蛮婆蛮汉”。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据已经90多岁的李玉成老人回忆，他幼时曾见许多的“蛮婆蛮汉”，会说汉语，但生活习俗、行为起居却与汉民族大不相同。首先是服饰奇异。据说此类人头上的黑布绾成黑角角，耳坠大耳环，穿短至膝盖的宽大白裤。其次是居无定所，没有房子，亦不带帐篷，经常安歇在破庙、窝棚、废弃土窑。据当时居住于横山黑木头川的老人讲，当地人叫“蛮婆蛮汉”的，他们不事劳动到处流浪，妇女专为人相面，说吉利话，还会一点“海上法”，很可能是吉卜赛人，还有人认为是党项、羌、拓跋部族的后代，但都缺乏有力的佐证。
对于陕北历史上出现的少数民族，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如下：奴隶制的夏商时代，有鬼方古氏族。西周时代，陕北以狄戎族为主。秦统一六国后，各族士兵与陕北土著居民进行了第一次大融合。西汉初年，陕北北部边境住有匈奴人，武帝时西域龟兹降人入驻陕北，西晋时期从今山西省迁入部分鲜卑人，东晋时匈奴人赫连氏建立大夏政权又将关中的一部分吴人强迁定居。南北朝时，陕北主要是匈奴和鲜卑所居，隋朝时从北方迁入部分突厥人。唐朝时原居住在甘肃、山西等地的羌族、拓跋部和党项族迁居此地，部分地方还居住着吐谷浑人。到了宋朝，党项、羌、拓跋部族得到较大发展。明初，在榆林长城以北的大片地区，大批蒙古人与当地汉族共同生活。
自古以来，陕北地处边疆战略要地，衔接中国东西部，又是草原、沙漠、黄土高原的过渡带，同时也是传统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分界区。它一直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生活的地方，客观上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融合提供了平台。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动荡和战争，都为民族之间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文化重新组合。
史书多有稽胡这一古代少数民族在陕北植根过程以及汉化过程的记载。
公元394年，稽胡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主体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服装，“语类夷狄，有译乃通”（《周书·稽胡传》）。后来，上层贵族开始汉化，“其渠帅颇识文字”。到了隋朝，“其状似胡，而语类中夏”“丹州白窒，胡头汉舌”。丹州是现在的宜川县，宜川处在中原关中官话与陕北话的过渡带，语言、风俗、性格都半关中、半陕北。“白窒”就是白狄，也就是稽胡。“胡头汉舌”，说的是胡人打扮、汉人语言。
到了唐，稽胡已经开始都说汉语了。大部分汉化，小部分融入突厥、吐谷浑、党项族中。唐朝时稽胡爆发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史书专门指出是“稽胡起事”，说明稽胡还是保留了一些民族特性，中原王朝依然认为稽胡是个异族。到了晚唐，稽胡仍没有完成全部汉化。“白翟故俗，与羌浑杂居。抚之则怀安，扰之则易动，自古然也。”（《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
北宋末年，稽胡大体完成汉化，稽胡后裔当中出了不少能臣武将，比如呼家将。
唐·李益的《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描述了当时陕北的少数民族面貌：
六州胡儿六蕃语，
十岁骑羊逐沙鼠。
沙头牧马孤雁飞，
汉军游骑貂锦衣。
云中征戎三千里，
今日征行何岁归。
无定河边数株柳，
共送行人一杯酒。
胡儿起作和蕃歌，
齐唱呜呜尽垂手。
心知旧国西州远，
西向胡天望乡久。
回身忽作异方声，
一声回尽征人首。
蕃音虏曲一难分，
似说边情向塞云。
故国关山无限路，
风沙满眼堪断魂。
不见天边青作冢，
古来愁杀汉昭君。
夏州城是今靖边县的“统万城”。诗中描写的边塞风景，完全是一幅异域风情，诗中甚至有“信天游”的影子，对研究唐时的陕北很有价值。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时的夏州城生活的是“胡儿”，他们说的是“六蕃语”，唱的是“异方声”。这里的胡儿不是一个民族，除了龟兹、粟特、吐谷浑，还有其他西域民族。唐时，生活在西北青海湖附近的吐谷浑受党项挤压、内附，被安置在陕北清涧河流域。今天，清涧河流域的3个县，说话z、 c、 s较多，可能与吐谷浑有关。吐谷浑还有一支安置在“秃尾河”流域，府州威震一方的折氏就是吐谷浑，“秃尾（yǐ）”其实是“吐谷浑”的谐音。
陕北人的特性从清代王沛棻的《七笔勾》中可看出一些端倪。我们单看其中的“第七勾”：
塞外沙丘，
鞑靼回番族类稠，
形容如猪狗，
性心似马牛，
语出不离毬。
王沛棻是清朝光绪年的进士，浙江杭州人。他来到陕北，看到的是与江南反差极大的景象。这一勾中有“鞑靼回番族类稠”，可见在这位南方人眼中，陕北人与异族无异。
陕北地区曾出现过许多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实行本土化政策，推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使用汉姓。姓氏汉化是少数民族走向本土化的重要途径。历史上曾经生活在陕北的少数民族顺应了向先进文化靠拢的历史规律，要么自然改姓，要么被统治者强行改姓，极大地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有利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发展。
依据文献，折氏家族属党项羌族，他们统治府州300多年。从碑石墓志中得知，折氏累世和汉族通婚，除个别出自鲜卑、藏族外，其余姓氏多为汉族的名门闺秀或望族子弟。从墓志可知，折氏先祖为党项人，后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完全汉化了，今日的折姓大都在府谷一带。羌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相当强悍的少数民族，它有许多分支，各有不同的部族称呼，其中拓跋部族首领拓跋思恭在唐王朝平定黄巢起义中战死，唐廷赐拓跋思恭李姓，并正式册封他为夏州节度使（后又称“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银、绥、宥、盐诸州。现在陕北李氏有很多是拓跋氏的后裔。民间有俗语称“天下匈奴遍地刘”，陕北刘姓的重要来源就是匈奴。匈奴在迁入内地后，贺赖改姓贺，独孤改姓刘，须卜改姓卜，丘林改姓丘或林。另外，呼延（有时简称呼或延）、赫连、乔、白、郝也是匈奴姓。郝姓在陕北较多，从延安的黄陵、子长、延川到榆林的清涧、府谷，有大量郝姓分布。陕北的拓跋（现简称拓）、宇文、慕容、尉迟是鲜卑姓。鲜卑贵族改姓元，叱干改姓薛，费连改姓费，若干改姓苟，口引改姓侯，去斤改姓艾，贺拔改姓何。
在中国，很少有地方历史上像陕北这样民族繁杂，更替频繁。在陕北，刘、白、卜、乔、郝、呼延等稽胡姓、匈奴姓，在人口构成中占相当比例，约占10％，明显多于外地。
综合各种资料，从商周起，先后有鬼方、猃狁、荤粥、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吐谷浑、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等30多个民族，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陕北历史舞台，演绎了一系列历史壮举。历史上，多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建设这片土地。这一时期，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该地区战乱频繁，有的民族迁入，有的民族迁出，有的民族被完全汉化。陕北曾是多民族长期融合杂居的地方，各种语言、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互相影响，陕北方言文化可以看作是研究汉族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文化接触的活化石。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这些曾经活跃在北方历史舞台上的游牧民族的语言文化必然会多角度、全方位地影响陕北方言与文化。深入挖掘这些残留在陕北方言文化中的少数民族特质，可以为研究历史上原本存在过而现在业已消失的少数民族提供语言学佐证，对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多元民俗文化研究亦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