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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处黄河中游、汉江中上游，是我国地理的中心区域，文化深厚，历史悠久。境内地形多样，有高原、山地、平原、盆地等。全省版图被北山和秦岭划分为三个自然区域：北部为黄土高原，海拔较高，最高海拔达1900米，最低处800多米，平均海拔高达1400米，山区与风沙草滩区海拔高度相差较大，总面积8.3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0％，地域辽阔、地广人稀。中部是关中平原区，平均海拔650米，全境海拔落差不大，总面积约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南部是秦巴山区，平均海拔2000米，多是山区，比关中地区最高的地方还要高出许多，总面积7.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5％。陕西省南北狭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从纬度上划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大部分。
对于“陕北”的概念，现在学界有两种理解。一是行政区划上的陕北概念，即陕西省北部，包含榆林市和延安市两个市区在内的25个县区的广大地区。
另外一个理解是“文化陕北”，即指“陕北”是一个文化区域的划分。20世纪80年代，龙云等学者第一次提出“文化陕北”这一概念，时至今日，已成为学界和民众熟知的概念。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陕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区位优势明显，是北方草原与中原农耕区的连接地带，又是西北地区和华北平原的连接地带，具有“南北交汇、贯通东西”的特点。从经济形态看，陕北地处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农牧交错地带，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是“陕北”地域概念形成的经济基础。这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经济方式，具有农耕经济向牧业经济过度的特点，经济形态的固化使陕北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概念。从历史文化上看，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民俗风情多姿多彩，古文化遗存丰富，构成了陕北文化的独特表征。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域概念，陕北承载着多元而深厚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
本书所用的“陕北”正是采取的第二种含义，即文化意义上的陕北，这也是现在学界谈论最多的、“最陕北”的区域，即以陕北方言为标志、以信天游为名片、以无定河文明为主要特征、以绥（德）米（脂）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区域，这个区域负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遗存，越是靠近绥德、米脂，“陕北味”也就越浓。越往南的黄陵、宜川、富县等地则“关中味”越强。
本书主要是在“民俗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展开研究的，所以特把这一概念加以说明解释。
“民俗语言学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相互密切联系的形态（即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性质、规律、机制、源流等，进行双向、多位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解释并指导应用的人文科学。简言之，所谓民俗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中的民俗现象和民俗中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与运动规律的一门实证性人文科学。”
民俗语言学作为一门民俗学与语言学交叉的学科，与民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1989年，曲彦斌先生的专著《民俗语言学》出版，标志着民俗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确立。“民俗语言学，综合运用民俗学、语言学的有关资料、观点和方法，结合两门学科的多种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成果，对一些社会民俗事象与语言现象之间相互密切关联的本质、规律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科学的解释；既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一种综合性较强、交叉度较高的双边科学。”
民俗贯穿于一个人生命的始终，不管是劳动生产、日常生活还是节日庆典或社会组织，任何一个成长阶段的活动都需要民俗来规范，民俗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和身心的一种文化。这些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民俗文化最直接的载体就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方言。方言既是文化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民俗语汇又是方言的一部分，是地方民俗文化最直接、最生动的载体。
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指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只在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大多数方言是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逐渐形成的，反映了该地区语言发展的不平衡。
“方言内涵的民俗内容主要反映在词汇中，方言中含有民俗内容的词就是民俗方言词。‘民俗词’是方言民俗事象在方言词汇中的积淀，含有丰富的民俗活动内容。民俗词凝集着形态民情、社会心理，可以说是方言中的‘民俗化石’，它是民俗在方言中的反映，是方言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的重要因素之一。”
赵日新先生曾对民俗与民俗词的关系做过以上表述。张崇指出：“民俗是第一性的，方言是第二性的。即先产生某种民俗，然后出现表现这种民俗的方言词语。”
这一论断是对民俗与方言的出现顺序做的理论性分析。
民俗语汇最早出现在民俗学领域，后来随着民俗语言学的出现而进入语言学领域成为一个新名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俗语汇”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曲彦斌先生在的《民俗语言学》一书。“民俗语汇，是各种反映民俗事象或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汇。从功能上讲，俗语亦堪称民俗语言中的一种典型民俗语汇。就形态构造特点而言，俗语以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练用语和短语形式为主体，即以‘语’为基本特征，比如，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俚语；而民俗语汇则以词的形式为主体，即以‘词’为基本特征，比如，方言土语词、俗语词，詈语、秽语等粗俗语词，禁忌，口彩语以及语词形态的民间秘密语、民间流行习俗、口头禅、非隐语性行业习惯语等。具体言之，民俗语汇是指那些以某种民俗形态或具体民俗事象的概念、性质、源流、特征及至名称等为语义内容，和民俗有着某种特定联系的语词。”
总之，民俗语汇是最具鲜明区域特征的词汇，地域性强，扎根于民众生活，且多是俚语俗语，大多无法从字面上理解。通行的范围也有大有小，大部分具有自己的说法来源，即语源；具有避凶趋吉性，反映了当地人的社会心理和思想诉求。此外，民俗词具有滞后性，一些民俗不再流行，但口语中还经常使用相应的民俗词并增加了新的外延含义。
本书所用“陕北方言语汇”是指通行于文化陕北这一地域内的陕北方言中的有关民俗文化或者反映民俗事象的一类词汇和惯用语，即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传统意义上的词汇，另一部分是广义的熟语，包括三字格、四字格惯用语，歇后语，谚语，俗语等。这些语汇大部分选取当地通行的、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语词作为研究对象，但难免出现少部分语汇和周边地区共用或者相似的现象，这种情况下以陕北地区通行使用的为准。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不仅表达思想，而且传达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是文化的载体。罗常培先生在《中国人与中国文》一书中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的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
。
从国外来看，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人们将语言学视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通过种族、语言和文化三个项目来研究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拓展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将语言学和人类学、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于其他研究领域，语言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类似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起步较晚。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独著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于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创性著作，其研究范围几乎囊括了古今中外的语言和文化。
近几十年来，方言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且成果颇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宏观层面的研究。二是单点研究某一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下面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20世纪80年代，周振鹤、游汝杰合著出版了《方言与中国文化》
。李如龙《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列举了大量的语言事实，指出方言文化的研究需要从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推进。通过归纳和比较，以了解方言文化的本质特征
。
陈建民在其论文《从方言词看地域文化》中，通过比较物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和文化特征对方言词形成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最后总结出：了解地域文化有助于在研究中理解当地人所使用的方言
。郝红艳的《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考察》一文论述了方言与地域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
。詹伯慧的《略论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一文，总结了方言形成的历史原因、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讨论了方言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
。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部关于单点方言与文化研究的专著相继出版，这些著作为方言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李如龙的《福建方言》（1997）理论结合事实，深入分析了福建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此方法对今后在方言和地域文化方面开展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其余诸如杨奔《玉林方言与玉林的地域文化》（1999）、盛春丽，韩梅《东北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2006）、李建兵《榆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2008）、郑平，彭婷的《湖南汨罗方言与地域文化》（2009）
、赵志国《从淄川方言词汇看地域文化特色》（2013）、汪国胜，赵爱武《从地域文化看武汉方言》（2016）
等都是具体以某个方言点为对象，单点研究此地方言和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在这些成果当中，罗昕如的专著《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基于大量湖南方言的语言事实，描述了反映湖南省历史、地理、文化等的方言词及其构词动机和文化内涵，书中还就方言对湖南地方文学的影响做了描述，综合分析了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
1950年，国家开展汉语方言普查工作，陕北方言由此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1958年，薛生民出版了《陕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这是第一本研究陕北方言的著作，首次从独特的视角指出了陕北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随后，陕西省方言调查指导组经过调查、采风，编写了《陕西方音概况》（1960），书中对陕北方言中有关语音的部分有所描述
。刘育林、刘勋宁、邢向东、黑维强、张崇等学者都是陕西省内专门从事方言研究的专家，成果著述颇丰，对陕北方言的研究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刘育林先生是近代陕北方言本体研究的开拓者，曾有大量科研成果，如，《陕北民歌方言字词考释》
《陕北方言本字考》《陕北方言略说》《陕北地名札记》等。
邢向东先生著有《神木方言研究》《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陕北甘泉、延长方言入声字读音研究》《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指示代词及其来源》等，黑维强先生著有《陕北绥德话“的”的用法》《陕北方言助词“也ia是的”》《绥德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等，张崇著有《陕西方言古今谈》《延川方言保留的表示“看”的一组古语词》《也谈吴堡话“来”的特殊用法》等，刘勋宁先生著有《陕北清涧方言的文白异读》《陕北清涧话的归属》《陕北清涧方言的逆序词》等，这些著作分别从语音、语法、词汇等不同的角度对陕北方言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取得了很高成就，是后来学者研究陕北方言的典范和参考资料。
贺雪梅博士论文《陕北晋语词汇研究》（2014），曹洪羽《陕北方言词汇结构和来源特点浅述》（2020），吴婷婷的硕士论文《定边方言词汇对比研究》（2019），黄沙《陕西省方志中的方言词汇研究》，白永《语言接触视域下陕北清涧话词汇变异》（2013）。这些成果大部分是从语音、语素、语义、构词语素、构词词缀等语法、词汇方面对陕北方言中词汇的问题进行纯语言学的考察和分析，属于纯语言学研究范畴。
孟万春《陕北方言的形成与特点》、李延梅与汪东峰《陕北方言词头探微》、王鹏翔《陕北方言的动态类型》、白振有《陕北晋语形容词的三级变化》等，这些学者对陕北方言的语法特点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研究。对陕北语音进行比较系统分析的是李建校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陕北晋语语音研究》就陕北语音现象中的声母、韵母及声调的历史演变问题做了详细研究和分析
。吴振华的硕士论文《横山方言语音研究》
就榆林市横山县方言的语音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此外，还有一些非专业人士参与研究陕北方言，如，杨明芳、王克明、王六等。杨明芳和其子杨进合著了一本《陕北语大词典》，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词语、词组和部分熟语
。王克明是曾经在陕北农村插队的北京知青，由于对陕北话感兴趣一下子扎进陕北农村，采集了大量陕北方言，著有《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
一书，20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六（王兆仪）是一名政府官员，由于业余爱好，长期从事陕北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著有《陕北回眸：陕北话中话》
一书，近期又出版了《留住祖先的声音：陕北成语3000条》
。杨明芳和王六的研究都是记录表象，就是把陕北人口中的话变成书面上的字，不加分析，只做简单意义注释。王克明关注的重点是陕北方言与古语之间的联系。这些非专业人士的成果对陕北方言语料的搜集和保存不无裨益。
在中国文化语言学浪潮的影响下，有关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
吕静所著《陕北文化研究》一书，对陕北文化的定义做了概括和描述，介绍了陕北文化的研究意义、陕北人的生活习俗、陕北的风土人情等内容，为后人研究陕北方言文化提供了参考
。袁占钊、姚正宽合著的论文《古朴的陕北民俗文化》，论述了陕北人日常生活中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婚丧习俗中的古老遗风和伴随婚礼、葬礼的民间艺术形式，体现了陕北方言与民俗文化的密切联系。白振有的论文《陕北方言与生活习俗》（2011）介绍了方言词所反映的独特风俗，如，礼仪、饮食、服饰等
。白振有，石婷婷的《论陕北方言蕴含的婚姻文化》（2013）
一文探讨了陕北方言中有关婚姻文化的习俗。孟万春的《陕北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2014）一文，对陕北的历史进行追根溯源，展示丰富的陕北民俗文化，诠释陕北劳动人民的性格，指出陕北方言是陕北人民的智慧结晶，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
。康志攀的硕士论文《陕北方言与社会民俗文化研究》（2015），从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及称谓语几个不同角度，分析陕北方言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是把陕北方言词汇与日常生活、民俗文化稍做联系。如，徐佩、杨东霞《陕北方言中的民歌文化探析》（2016），唐忠江、刘巧荣《佳县佳芦镇日常生活方言词汇略说》（2018），这类成果是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只是都只提到了陕北方言中的民俗词汇，对口语中经常说到的谚语、俗语等熟语未曾提及。
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关于“陕北方言语汇”的论文鲜有所见，主题词为“陕北民俗词汇”的文章也为数不多，仅有的几篇相关文章，皆为硕士论文，分别是海娟的硕士论文《〈平凡的世界〉中民俗词汇的文化解读》（2010），武杰的硕士论文《〈平凡的世界〉文学语言研究》（2013），都属于文学语言研究范围。在知网输入主题词和关键词“陕北方言民俗语汇”检索结果为0篇。输入“陕北民俗词语”检索出1篇论文，是汪东峰，李延梅于2005年9月合作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的《陕北民歌与陕北民俗》。在中国知网输入主题词“陕北方言”共显示205条信息，输入主题词“陕北民俗”共显示139条。这个检索结果说明了一个问题：单独研究陕北方言的成果较多，达200多篇，单独研究民俗的成果也不在少数，达100多篇，而把陕北方言和民俗结合起来的文章就寥寥无几。
从以上综述得知关于陕北方言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从相关研究的整理对比可知，方言、民俗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而陕北方言词汇与民俗文化的系列研究，成果较少。对此，学者们已经发现了这个研究短板，陕西师范大学邢向东教授主编了《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丛书》，2004年出版了第一集，2006年出版了第二集，直到2017年才出版了第三集，可以看出，邢向东教授从2004年已经开始关注方言与民俗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问题，遗憾的是三本《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丛书》中收录的均是大量传统语言学的方言研究问题，即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构词等，忽略了“民俗”一义。陕西师范大学于2018年成立了“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发行了辑刊《语言与文化论丛》，并开发了“西部语言文化”公众号作为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的学术交流平台，公众号从2020年6月开通后，笔者一直持续关注上传文章，十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文章依然是纯语言学的。
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一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语言又是文化中特殊的部分，方言是地域文化中的特殊语言文化，民俗文化是泱泱文化大国中的一个分支。所以，方言与民俗文化的关系，说到底就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民俗语言学作为一门多元综合的新兴人文学科，博采众长，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即实证与思辨有机结合，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思辨性的抽象概括，对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俗事象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阐释。本书正是在文化语言学和民俗语言学这两大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研究的，着重分析陕北地区人们民俗活动中存在的语言现象，语言现象中蕴含的民俗文化意义，即通过民俗事象研究语言文化，透过语言现象研究民俗文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陕北一些特色的方言文化正在无声消逝，迫切需要我们深入调查这一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语言资源，并对区域文化进行保护。基于此，笔者尝试研究陕北方言语汇呈现的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以及黄土高原整体文化。目前学界对于陕北语言与民俗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单独从语言学的角度或者单独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研究，极少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把其作为一个“民俗语言文化”整体进行研究的。但实际上，语言现象与民俗总是水乳交融的，方言既是语言材料，同时也是民俗事象或民俗形态，所以，作者将尝试在民俗语言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方法、材料对陕北地区民俗语汇进行语言与民俗的双向视点综合性协同研究，以期能够拓宽研究领域，为地方文化提供实践成果。
决定在民俗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与撰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跨学科研究是目前进行科学探索的新范式。随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传统学科边界不断被打破，这不仅带来学科间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学科界限的模糊化，形成一系列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语言学这门科学中的当代语言学正朝着跨学科研究的方向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语言作为信号系统，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与多学科的融合是科学发展的趋势。跨学科研究是科学创新的需要，各个学科很容易从宏观上和整体上统一起来。跨学科研究是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二是由于学科要求，西北民族地区语言文学与文献专业学位点是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分支，选择以民俗语言学作为切入点去研究西北地区区域性语言词汇的内容，是在学科范围内开展相关研究。三则是个人兴趣使然，近几年来笔者在学习语言学的同时，大量阅读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经典书目，对语言与民族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着极大的兴趣。四是陕北地区独特的语言文化。古时候陕北地处边荒，文化传播和变迁的速度较之中原发达地区慢了很多。在漫长的岁月中，晋西北、内蒙古河套、陕北这片晋北方言区的广大区域内，一直是周边少数民族内迁安置的聚居中心，五方杂处，各种外来文化与各民族风俗习惯和语言交流十分频繁，互相影响，陕北方言中的外来文化和异族语言残余，至今仍随处可见。近现代的陕北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沟壑梁峁的阻隔，使得这个地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处于封闭状态，生产方式稳定保守，几乎很少受外界影响，为方言的保留提供了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在生活中形成并保留着独特的民俗语汇，这些语汇既是陕北民俗的重要载体，又是陕北人民思维的直接体现，是语言艺术多元化的体现。
陕北生活中的方言用语与当地居民民俗生活息息相关。在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冲击下，许多民族语言和民俗文化都面临着生存环境改变，陕北地区的民俗语言使用范围也存在变小甚至消亡等现象。对陕北民俗语言文化进行研究对于保护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增加民族凝聚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使语言民俗文化的光芒能够一直闪耀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文化资源的作用日益凸显，乃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8年我国开展第一期“语保工程”项目。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随着方言弱化甚至消亡，民俗文化也将受到巨大影响。研究方言文化和民俗文化，有利于保护文化资源，增强民族文化实力，促进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自信。
比起经济的快速发展，陕北文化建设明显滞后。因此，将方言研究与民俗文化相结合，通过方言研究地域，有利于保存和保护陕北文化资料和文化遗产，推进地方文化建设。
民俗语汇是陕北方言研究的薄弱环节，较少学者对陕北方言中的民俗语汇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从民俗文化视角对方言语汇进行阐释和理解，有助于陕北方言语汇的系统整理和研究。
本书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三种：
1.田野调查法。运用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法开展研究，以《汉语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为依托，制作方言调查表，到陕北各区县等不同的方言调查点，寻找合适的方言合作人，收集、记录、分析、整理第一手语言资料。
2.民族志深描法。采用格尔茨文化学研究的方法，即深描法，对已经掌握的大量语言事实、语言现象进行深描，分析其背后蕴含的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对陕北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民俗语汇及文化内涵分类分条进行归纳，对陕北民歌、陕北说书、陕北熟语等语言现象中的民俗文化成分进行记录、整理、描写和分析。
3.文献资料法。翻阅陕北各县区地方志等书籍，搜集了资料记载的方言词语和民俗事象。通过走访陕北若干土生土长的中老年人，对搜集的陕北方言词进行验证和补充，重点研究其背后的民俗文化内涵。
1.语料来源：①田野调查。主要包括：叙述类语料；对话类语料；民俗语汇及民歌、说书等形式，力求多渠道、多层面地了解陕北方言民俗语汇的特征。②史料典籍。如，地方志、各类辞书字典等相关资料，查证和充实本书的研究。
2.方言合作人情况如下（14人）：
李永堂，男，67岁，榆林横山人，石码坬农场退休干部，经常到各乡镇考察，熟悉当地农村的情况。
卢响铃，男，57岁，榆林靖边人，陕北说书市级传承人。经常深入各地庙会演出，熟悉当地情况，熟知农村民谚。
牧彩云，女，60岁，榆林定边人，说书艺人、小吃店老板。
高和和，男，63岁，榆林神木人，农民。
张海喜，男，70岁，榆林绥德人，农民。
王山虎，男，55岁，榆林榆阳区人，小学教师。
李建光，男，72岁，榆林佳县人，农民，善唱陕北民歌。
刘兆波，男，55岁，榆林米脂人，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陈秀贵，男，66岁，榆林府谷人，二人台表演演员。
张启发，男，68岁，延安志丹人，说书艺人。
谢明生，男，72岁，延安安塞人，国家级陕北说书传承人。
高夕阳，男，55岁，延安延川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谢世祥，男，70岁，榆林横山人，原横山党校校长。
贺 四，男，65岁，延安子长人，陕北道情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