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

抛开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议问题，学者们将更多的研究集中在明晰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的原因上，并试图找出相应的破解方法，也就是自然资源抑制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的研究。其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在“荷兰病”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产业结构演变对资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传导机制；二是分析要素配置效率对资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对人力资本、技术、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等重要投入要素的挤出效应研究；三是从资源产业发展引发的寻租和腐败等制度弱化效应入手，研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

一、产业结构演变的传导机制

20 世纪 60 年代，荷兰探查到了储量极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并且立刻对天然气进行开发和利用，大量的天然气出口带来了国民收入急剧增长，经济出现繁荣景象，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问题。这种资源部门异常繁荣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被称为“荷兰病”。Corden和Neavy （1982）构建的“荷兰病”模型假设所有经济部门的产出都仅来自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研究劳动力在资源、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间的流动，来分析资源部门引发的产业结构演变，证明了资源部门的发展对于居民收入分配以及制造业规模和利润率的影响。 Matsuyama及Sachs和Warner先后对“荷兰病”模型进行了修正。

以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性低，而且会导致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效应减弱，同时自然资源开采对劳动力素质基本没有过高要求，因而如果一个国家走上以牺牲本国其他产业来促进资源产业发展的道路，会导致该国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其中，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已经被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 Behzadan （2017）认为自然资源财富的分配不均，即便是在制造业具有初始优势的地区，最终也会抑制制造业发展，使区域经济陷入“荷兰病”的困境。中国目前利用“荷兰病”模型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相关文献不多，大部分学者都是利用实证检验“荷兰病”模型中推断的自然资源部门发展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认为中国资源型地区“荷兰病”效应的主要症结是对制造业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挤出，而忽视了对服务业发展传导作用的研究。

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也是变化的。在产业布局和地区分工的初始阶段，自然资源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有利于为本地区形成比较竞争优势，会促使自然城市将生产要素布局到资源产业中；随着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资源产业成为地区的主导产业，并逐步固化下来，使得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困难化。

刘耀彬（2010）通过比较中部地区煤炭城市动态产业结构效益，发现煤炭城市产业转型之前，主导产业是第二产业，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增加了煤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难度。梁斌和姜涛（2016）进一步验证了自然资源对于三次产业发展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孔翠英和薛建兰（2017）通过分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税收情况，发现资源型地区产业税负不均衡、产业税负过重，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税收与经济的协调性。张生玲等（2016）认为地区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增长的路径依赖较强，其他产业无法扭转资源型产业的衰退趋势。

蔡飞（2014）认为资源型企业的超常利润将生产要素锁定在资源产业内，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资源产业对管理、人才、技术等要素需求少且专用性强，限制了先进的管理方法、高素质的人才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空间，增加了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产业的依赖。资源产业关联效应低，产业繁荣无法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影响工业化进程。李虹、邹庆（2018）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的自然资源禀赋水平不断上升会影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提升。

二、要素配置效率的传导机制

目前研究要素配置效率对资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传导机制的文献多是从实证出发，研究了资源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技术创新、物质资本和贸易开放度等影响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变量产生挤出效应。

人力资本区别于简单劳动，能起到提高劳动配置效率的作用。人力资本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提高煤炭资源就地转化能力，进而有效规避“资源诅咒”。 Sachs和Warner （1995）认为自然资源开发和初级产品生产对于劳动力并不需要较高的技能，而且会带来大量的短期利益，所以资源型城市的政府和家庭都忽略了对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力资本积累被弱化，高技术人才增长缓慢，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对劳动力技能要求较低，人力资本投入相对不足，人力资本积累大幅度减少，失去经济发展动力。胡援成和肖德勇（2007）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力资本是“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具有门槛效应，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破解“资源诅咒”。杨莉莉和邵帅（2014）将人力资本的流动引入“资源诅咒”的研究中，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外流增加了“资源诅咒”的发生概率。宋德勇和杨秋月（2019）认为环境规制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而间接地打破了“资源诅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近几年，金融发展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影响过程中所起到的传导作用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自然资源丰裕地区必然集中力量发展资源产业，资本市场发育落后，不利于投资和储蓄的增长，限制了金融发展。 Sarmidi、 Law和Salleh （2012）使用门槛模型发现自然资源开发和金融发展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资源产业发展初期带来的资本积累会促进金融发展，但是随着资源产业规模扩大，对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显现。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这一观点也被部分学者证实，刘耀彬（2015）从金融发展非线性门槛的角度去分析自然资源如何影响“资源诅咒”。 Gylfason和Zoega （2001，2006）认为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会加剧“资源诅咒”，而有效的金融发展可以缓解这一现象，进而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增加储蓄投资率，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来消除“资源诅咒”。薛晴等（2013）利用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中国西部六个代表性资源型地区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在不考虑“资源诅咒”时，民间金融有利于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发展，但随着对资源产业依赖的加强，“资源诅咒”效应开始凸显，民间金融的发展会加剧“资源诅咒”现象。汤吉军（2019）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研究，认为沉淀成本会扭曲金融资源配置。

资源产品具有替代性差且更新频率低的特点，其市场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差异，资源产业科技创新需求少，资源产业的发展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的短期收益会对创新产生抑制，减弱了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利于经济发展，容易产生“资源诅咒”现象。邵帅和杨莉莉（2011）对于自然资源开发活动如何对技术创新和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能源依赖度确实会挤出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但是研究结果显示当市场化程度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改善时，这种技术创新挤出效应会得到缓解甚至被消除。万建香和汪寿阳（2016）在模型中将技术创新与社会资本内生化，认为社会资本积累加速会将劳动力引向技术创新部门，消减资源产业发展对技术创新产生的挤出，阻断了“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马宇和程道金（2017）发现资源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对技术进步产生不同影响。资源产业发展初期会显著地促进技术进步，当资源产业发展规模扩大以后，会抑制技术进步，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赵康杰和景普秋（2014）还分析了资源产业发展对物质资本的挤出，资源产业发展影响了物资资本的配置导致长期经济增速放缓。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不足还会制约技术创新，这是中国省际“资源诅咒”产生的原因。薛雅伟（2019）的研究分析了物质资本过度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侵蚀”效应，最终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三、制度弱化效应

学者分析制度弱化在“资源诅咒”中的传导机制时，认为自然资源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滋生于资源产业超额利润的腐败行为是“资源诅咒”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矿产资源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容易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不合理的制度及制度变迁中的恶性路径依赖导致制度弱化，产生了“资源诅咒”的后果。

Mehlum等（2006）认为在制度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现有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自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解晋（2019）认为政府治理中激励设计的扭曲是中国“资源诅咒”问题的根本原因，自然资源市场的扭曲水平对自然资源充裕和资源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是导致资源依赖的重要条件。以晋升制度安排及经济绩效为主的晋升考核标准是催生地方政府扭曲自然资源市场的主要动机。在自然资源充裕地区，扭曲的自然资源市场有助于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美化官员政绩，长期将阻碍经济增长，产生“诅咒”效应。 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13）的研究认为矿产资源的开发会引发寻租活动，降低区域内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Robinson和Torvik （2014）认为高质量的制度会使企业家成为生产商，低质量的制度则会使企业家成为寻租者。Saramidietal （2012）对传统的阈值估计方法进行创新，研究了政府效率、腐败等代表的制度变量在“资源诅咒”中的门槛效应。认为制度质量水平超过临界点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为正，而且制度质量越低的国家资源产业发展的程度则会越高。 Ross和Michael （2015）对 2001 年以来关于政治的“资源诅咒”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总结出石油资源对国家治理的三种影响。认为石油资源的富足会使独裁政权更加持久，会增加某种类型的腐败，触发中低收入国家的暴力冲突。何雄浪和姜泽林（2016）将自然资源存量及制度要素都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从理论视角对制度问题在“资源诅咒”中的作用进行了机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又通过计量模型对这一机理进行了验证，发现较差的自然资源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与“资源诅咒”形成了恶性循环。

Brunnschweiler （2007）利用政府效能来刻画制度因素，在验证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基础上，分析了制度的健全程度对二者之间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 Adam和Harris （2019）通过对加纳和乌干达的政府雇员的实验调查发现政府官员可能会以最小化“资源诅咒”的方式支持或限制政治支出，应该让公务员参与到避免或遏制“资源诅咒”的努力中来。但是，在中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开发权主要归属于政府，对于一个中央集权且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制度弱化效应关于自然资源引发战争和动乱的解释缺少合理性，中国学者关于制度弱化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产生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然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是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可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会通过多种传导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国外学者多侧重于从产业结构演变和制度弱化效应来分析“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而国内学者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多侧重于挤出效应和产业结构演变。 Cuoh36tmN/JxnHopnztVT0ijI9e4EWFxK4ND829CpmUTVG6OiAVxl+pmuZTiFE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