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一、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是必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之一。丰富的自然资源被认为是“天赐神粮”，是地区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效应的现实例子有很多，美国、加拿大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的代表性国家，长期保持了与其自然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水平。 Wright （1990）通过研究美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的投入要素含量，发现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不可再生资源的投入密集较高，这要归功于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加大了自然资源的投入并且通过技术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Ferranti等（2002）认为澳大利亚、美国和芬兰等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依托于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美国的工业化就根植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基础上。

20 世纪后期，“资源诅咒”假说被更多的学者接受，此后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的切入点变为对“资源诅咒”的证伪，一些学者认为“资源诅咒”是一种假象，因为在研究过程中将许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也归咎于自然资源的影响作用之中。 Lederman和Maloney （2008）质疑了“资源诅咒”现象的长期性，他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自然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仅通过 20 世纪后期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不具备可信性，他们利用跨国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认为“资源诅咒”不存在。张亮亮、张晖明（2009）也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资源禀赋，而是由人口规模、地理区位差异和制度差异引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要素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Haber和Menaldo （2011）在排除地区异质性和时间不变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规范分析发现，在很多情况下自然资源具有“福音”效应。 Betz和Partridge （2015）分析了美国现代煤炭开采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美国的煤炭产业没有“资源诅咒”现象，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和企业家精神和与未来经济增长相关的措施有一致的反向关联。 Nawaz， Lahiani和Roubaud （2019）分析了 1972—2017 年巴基斯坦自然资源、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为国内生产提供了资本保证，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验证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反馈效应。

邓可斌、丁菊红（2007）在实证检验中控制了政府干预和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负向影响不成立。胡尧、严太华（2019）也认为自然资源依赖并不会显著带来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传统增长式“诅咒”并不存在，自然资源依赖显著恶化了贫困、收入不平等等福利水平，存在自然资源福利陷阱，自然资源依赖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阻碍了增长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涓滴效应。

早期很多利用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资源诅咒”假说，而利用地市层面数据却发现“资源诅咒”效应并不成立。景普秋、王清宪（2008）利用山西省的地级市和县域两个层级数据验证了煤炭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煤炭资源的开发增加了山西省内各地县级区域非农化就业比例的提高，加快城镇化进程，快速提高了人均居民收入水平。安虎森等（2012）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也得出了在中国城市层面不存在“资源诅咒”效应的结论。冯宗宪等学者（2014）构建了具有制造业部门和资源部门的两部门分析模型，利用所有建制城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存在“资源福音”现象，证明了可耗竭的自然资源产生了正向的收入水平效应。

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资源诅咒”的证伪研究中，对于经济发展的度量逐渐偏重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很多学者在“资源诅咒”的研究中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代替了GDP增长来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reasley和Madsen （2010）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经济体成员国的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控制了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作用以后，发现不同的自然资源类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以土地为代表的“散资源”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而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点资源”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从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来看，矿产资源丰富国家所特有的资源型经济集聚效应，显著地促进了知识创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经济发展。 Eugenio和Enrique（2010）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不会对经济体内的制度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Tugcu和Tiwari（2016）利用金砖国家的数据研究了不同类型能源消耗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消耗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而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可以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还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钟成林和胡雪萍（2016）认为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维度的“资源诅咒”并不存在。王云霞和韩彪（2018）研究发现当地区资源产业与技术水平协调发展时，自然资源禀赋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二、自然资源抑制经济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很多自然资源导向型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问题，相对应的是大量自然资源贫乏型国家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Gelb（1989）和Auty （1993）等一批学者开始思考自然资源禀赋和资源型产业发展对经济发展来说是福还是祸。 Auty （1993）率先提出了“资源诅咒”概念，此后自然资源抑制经济发展的研究成为主流。早期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集中于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此后学者们认识到仅仅分析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地明确自然资源禀赋对地区带来的影响，之后开始用多视角的分析方法扩展了对“资源诅咒”内涵和传导机制的研究。 Sachs和Warner在 1995 年、1997 年、1999 年、2001 年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来试图全面解释“资源诅咒”的成因，建立了研究“资源诅咒”理论的经典SW模型。此后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基本都以SW模型为基础展开分析的。

国内的学者借鉴了“资源诅咒”的研究范式，将研究重点放在国内的区域比较检验上。徐康宁等（2006）是较早在中国开展“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的学者，他们认为自然资源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没能发挥应有的引擎作用，其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带来了制度弱化和制造业衰退等问题。邵帅等（2009，2010，2011）为“资源诅咒”在中国的实证研究做出较大贡献，早期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支持了自然资源抑制经济发展的观点，后期转向“有条件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孙永平和叶初升（2011）首先提出了在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应控制地理区位差异，并验证了自然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关系。孙永平、张平、叶初升（2016）又从“干中学”效应、人力资本和FDI三个维度分析了区域创新能力在自然资源依赖抑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传导作用。

随着理论的拓展和实践的要求，对“资源诅咒”的研究向多角度分析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学者们开始关注自然资源与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发展的关系。 Ng （2005）首先将“资源诅咒”的研究扩展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认为自然资源依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负相关。 Rodriguez和Arias （2008）分析了西班牙煤炭产业资源耗减、产能利用和规模报酬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认为资源耗减是全要素生产率损耗的主要原因。 Zidouemba和Elitcha （2018）认为非资源部门发展落后生产率水平低的资源型国家，生产要素会大量流入资源产业部门，但是资源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更低，影响技术吸收及创新能力，会影响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黄建欢等（2015）从生态效率视角对比研究了自然资源开发型和自然资源利用型区域的“资源诅咒”，结果表明省际层面“资源诅咒”是存在的，并且通过分析发现，资源开发地区“诅咒”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自然资源开发本身，而在于自然资源丰裕环境下的自然资源浪费行为。李江龙和徐斌（2018）将“资源诅咒”的研究扩展到能源环境绩效的视角，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自然资源丰裕度越高，绿色经济增长水平越低。张野等（2018）将人类发展指数引入“资源诅咒”的研究中，对金砖五国的“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研究，证实了自然资源依赖程度对人类发展存在“诅咒”现象，各国呈现出不同的“诅咒”程度。任阳军等（2020）实证检验了产业的空间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并分析了其外溢效应。

三、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并存

近年来，针对“资源诅咒”是否成立的争议仍然存在，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观点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资源诅咒”可能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存在的，自然资源类型、经济发展时期、经济要素的影响不同，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因此认为“资源诅咒”假说只是特定条件下的结论。在现实中，“资源诅咒”和“资源祝福”的现象同时存在的矛盾现象也启发了学者们从新的研究思路重新审视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资源诅咒”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存在。

（一）不同自然资源类型论

Auty （2001）在研究“资源诅咒”问题时，将自然资源分为点资源和散资源，他认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点资源的“诅咒”效应比以农业为代表的散资源更加严重也更具普遍性，点资源会导致集中性的生产和收益模式，更易产生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带来“资源诅咒”。所以在分析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时，一定要预先分析自然资源的属性。Murshed （2004）也认为正是自然资源经济类型的差异才导致“资源诅咒”和“资源祝福”同时存在的矛盾，点源型经济单纯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出口，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初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绝对比例，而且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被锁定在资源行业内，导致其他产业部门没有壮大的可能性。点源型的经济体无论现在发展有多好，一旦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枯竭或被其他新兴资源所取代，那么对于一国或区域经济将会是致命性的威胁。

（二）不同时期论

Collier和Goderis （2008）认为在资源产业发展的导入期和成长期阶段，资源产业的发展会明显地促进经济增长；进入成熟期后，资源产业扩张过度则会抑制经济增长，进而产生“资源诅咒”，导致资源产业最终走向衰退。 Gerard （2011）通过对 1970—1999 年美国 50 个州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时期自然资源依赖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完全相反的关系。在 1979 年以前，自然资源依赖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正向关系，1979 年后，自然资源依赖转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闫磊（2017）以中国西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策门槛的转换机制，认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出台以后，中国西部的“资源诅咒”现象得到减缓，“资源福音”效应增强。

（三）不同经济要素条件论

Kurtz和Brooks （2011）采用 1979—2007 年的跨国样本验证了“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证实了人力资本和经济开放程度是“资源诅咒”发生的条件变量。万建香和汪寿阳（2016）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资源诅咒”问题，得出结论认为加速社会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切断“资源诅咒”的传导，且两者存在门槛效应，一旦跨过门槛，“资源诅咒”将转化为“资源祝福”，技术创新、社会资本和政府效率等因素都是打破“资源诅咒”的关键。马宇和程道金（2017）发现了技术进步在“资源诅咒”与“资源祝福”中的转换机制，其研究认为能源型企业在发展初期享有“资源祝福”，当企业发展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值后，“资源诅咒”现象就会出现。郭根龙和杨静（2017）从金融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发现当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持会对“资源诅咒”产生传导作用。资源产业发展带来的资本积累通过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被大规模配置在虚拟经济里，会产生“资源诅咒”，如果资本积累被配置到实体企业，这种金融配置路径可以缓解“资源诅咒”。 Haider和Ganaie （2017）研究了能源效率和能源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联系，控制了碳排放量和贸易开放度的影响作用后，发现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而能源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

（四）不同的经济发展视角

“资源诅咒”假说中关于经济发展的刻画，也由传统的增长率指标逐步转移至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发展质量指标。 Pertto和Valente （2011）认为正是因为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在资源型中间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替代弹性不一致，才导致了自然资源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当两者为替代关系时，自然资源带来的资本积累和制造业产品供需都会显著增长，而相比资源部门，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贡献率和生产效率更高，人力资本流向制造业部门，具有“干中学”技术溢出效应的制造业部门，能促进创新水平提高，最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当这两个要素互补时，自然资源的繁荣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邵帅等（2013）研究了资源产业依赖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形成机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门槛效应是资源产业依赖与全要素生产率倒U型关系的成因。战炤磊（2014）认为自然资源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双向影响，从短期静态视角来看，自然资源禀赋可以带来成本、规模和需求方面的优势，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长期动态视角来看，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带来的要素错配、创新乏力等问题，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阻碍。孙慧和朱俏俏（2016）实证检验了中国资源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稳定的倒U型关系，资源产业适度集聚会发挥规模效应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是过度集聚又会产生拥塞效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杜克锐、张宁（2019）的研究着眼于资源丰裕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认为二者之间也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当自然资源丰裕度处于 8％～15％的范围内时，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当资源丰裕度过高或者过低时，又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作用。

综合以上研究可见，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和特征，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表 2－1 整理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非常翔实，但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研究二者关系的文献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才开始的，近几年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新方向，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从这两个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仍存在争议，只有继续选取适合方式来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有助于更细致地分析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