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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作为自然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对经济发展都产生着重要影响作用。在研究中国煤炭产业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之前，先要厘清煤炭产业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
煤炭产业以煤炭资源作为生产资料，想要界定煤炭产业概念就需要先从自然资源和煤炭资源的相关概念入手。
（一）煤炭资源
自然资源特指煤炭、天然气、石油、非金属矿、金属矿、水利、土地、海洋、大气、生物等天然存在的资源 ［1］ 。自然资源是一个总体，存在共同的时空与数量分布特点和规律，具有区域性和整体性并存、物质性和两重性兼具以及潜力无限、数量有限和收益递减等特性 ［2］ 。自然资源可分为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两大类，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土地、生物、水利资源等属于可再生资源。随着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增加。科学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重点和难点是适度开发和永续利用。而依靠不可再生资源发展起来的资源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将面临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问题。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在合理控制资源产业发展程度的同时，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应该及时培育接替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
Auty将农业资源定义为散资源而矿产资源则为点资源。他认为点资源丰裕的国家比散资源丰裕的国家“资源诅咒”现象更为严重。由于各类矿产资源的可耗竭特征不同，不同的点资源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和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会产生油气资源型、煤铁资源型两类资源型经济。
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点资源”，依据煤炭形成时间、煤化程度可分为褐煤、贫煤、烟煤和无烟煤。其中烟煤在中国的分布最广、储量最多；无烟煤形成时间长，煤化程度最高；褐煤和贫煤的煤化程度较低。丰富的煤炭资源是煤炭产业发展的基础。
（二）煤炭产业
“Industry”一词可以泛指“产业”“工业”“行业”，但是在汉语中，这三个词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需要对产业的概念做出一个界定。众所周知，“产业”一词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产业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社会化大分工而形成的一种生产组织集合。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参与生产的主体、投入生产的要素、生产采用的方式、产出的产品或服务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产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不断丰富。产业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产业是指国民经济中的各行业，即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在内的一切行业，同类型企业的集合构成了具体产业。狭义的产业专指工业，是具有相同产品或生产技术特点的企业的集合，包括制造业内部的各工业部门或行业。本书所研究的是广义的产业概念范畴。
资源产业也可称为资源密集型产业，这是一种习惯使用但未被严格界定的概念。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本研究梳理出主流的两种界定视角。
从资源产业运行的范围出发，狭义的资源产业仅指对不可再生资源所从事的产业运营，包括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属于第二产业，与中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第二产业B类采掘业相对应。广义的资源产业包括对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及可再生的动植物等资源的开发利用。
从资源产业活动出发，认为资源产业应包括对资源开采前、开采过程中以及开采后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是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集合。
借鉴资源产业概念的界定思路，本书所研究的煤炭产业是狭义的资源产业范畴，产业活动包括对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开采前、开采过程中以及开采后进行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可以分为洗选、加工、运输、利用等环节，是所有的生产及再生产的活动集合。因此煤炭产业可以定义为以煤炭资源的勘探、保护、开发利用等为基础，对煤炭资源进行开采、洗选、加工、生产、运输等一系列开发活动，围绕煤炭产业链，由众多产业、企业和组织组成的产业形态。
（三）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是指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狭义的产业发展是单个产业进化的过程，广义的产业发展是国民经济中各产业总体的进化过程。产业发展规模受技术水平、要素供给及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 ［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发展会经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这四个阶段。产业扩张是产业进入成长期阶段后，市场规模增大，需求增长迅速，生产技术成熟和稳定，产业利润率高，大量企业进入，产业规模迅速扩张的过程。
一般来说，产业发展存在两种异常现象，即产业扩张不足和产业扩张过度 ［4］ 。产业扩张不足一般是因为落后的基础设施或基础产业约束限制了产业发展。煤炭产业发展受煤炭资源存量和分布特征影响，当一个城市发现煤炭资源，煤炭资源带来的资源红利很容易突破基础设施及基础产业的约束，煤炭产业快速进入扩张阶段。随着煤炭产业不断扩张，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提高了煤炭产业生产成本，产业运行效率下降，但是由于煤炭产业的特殊性，关键的煤炭资源禀赋不具有可移动性，煤炭产业很难转移到生产成本低的区域，所以在煤炭产业发展过程中更易出现扩张过度的问题。
（一）煤炭城市
对于煤炭城市的界定目前还没有官方的权威定义，煤炭城市是资源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煤炭城市的概念，要先了解资源型城市的界定。当前中国对资源型城市的权威划分标准是 2002 年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制定的。资源型城市的划分可以依据以下四个标准：采掘业产值规模地级市 2 亿元以上，县级市 1 亿元以上；采掘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超 10％；采掘业从业人员规模地级市 2 万人以上，县级市1 万人以上；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超 5％。
为更好地规划和管理资源型城市，2013 年国务院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明确了资源型城市的定义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利用这一概念确定了 262 个资源型城市，其中有 126 个地级行政区，并且按照城市生命周期理论，将这 262 个资源型城市细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
对于煤炭城市的概念、标准以及数量等方面的研究有很多。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李文彦（1978）最早利用统计数据对中国煤炭城市进行量化的概念界定，确定了四个划分指标：城市兴起是因为煤炭资源的开发；是大中型矿区，生产规模高于 200 万吨／年；煤炭产值比超 15％；煤炭从业人员比超 25％。利用这四个划分标准，李文彦确定出了 24 个煤炭城市。由于受当时的工业布局影响，这一批确定下来的煤炭城市大部分位于淮河以北。之后一些学者樊杰（1993）、史学义（2004）、周德群（2004）等也遵循了这种定义思路，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统计指标。但是这种分类是受当时的统计数据和煤炭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限制，仅能作为参考，已经不能反映当前煤炭城市的发展现状。樊杰（1993）、田明（2004）、刘耀彬（2006）等学者在李文彦定义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普遍使用煤炭产业增加值占城市GDP总值 10％以上的标准来确定煤炭城市。
当前，学术界对于煤炭城市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煤炭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作为划分的主要依据，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二是将多个指标加权得到依存度指标，依据经验和研究需要确定划分标准，但是在分类过程中仍然受到统计数据的较大限制。因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在现有煤炭产业的城际研究中基本都采用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来度量煤炭产业发展。因此本研究也使用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来刻画煤炭产业发展，为增加数据的代表性，将对中国煤炭城市进行界定。利用 2013 年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后，各城市公布的《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原煤产量和煤炭及采选业工业生产总值的截面数据，对 2013 年《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中确定的资源型城市进行筛选，借鉴 2002年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界定标准，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界定煤炭城市的概念。
煤炭城市概念界定的难点是对于具体标准临界值的确定，作为煤炭城市其煤炭及选洗业应是城市的主导产业，就业吸纳率基准是判断区域主导产业的常用且有代表性的标准，本研究对煤炭城市的判断标准临界值可以参考就业吸纳率基准。2013 年全国采矿业就业吸纳基准为 3.51％，因此煤炭城市的煤炭及选洗业就业吸纳基准应该高于 3.51％。借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概念界定方法，本研究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界定了煤炭城市的划分标准。
从定量的角度来看，煤炭与选洗业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应大于 10％；煤炭与选洗业从业人员应超过 2 万且占全市年末从业人员的比重不小于 3.51％；原煤产量高于 1000 万吨／年
。
从定性的角度来看，煤炭城市应该是源煤而生或源煤而兴的，是伴随着煤炭开采和选洗业而形成或发展的城市类型；煤炭城市应该具有独特的矿区结构。煤炭城市应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城市对煤炭产业的依赖程度决定了城市的性质，所以煤炭城市的界定既需要从空间结构去判断也需要考虑历史时间因素。
（二）经济增长与高质量经济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站在全局高度来深刻领会。当前，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迫切需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优动能，推动中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容易。必须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的关口，也就是要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特别是要净化市场环境，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数量的积累、质量的提升、结构的优化，具体体现为自然资源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以及其他新要素数量的积累与质量的提升以及制度环境的改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生产率水平。
1．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狭义的经济增长是指GDP增长或人均GDP增长。 GDP的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的持续增长，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人均GDP的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即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两种定义在研究不同问题时具有各自的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或地区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的增长就更具代表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更具说服力。实际上，经济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与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容易证明，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减去人口的增长率。若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将随着实际总产出增长率同比变化；若实际总产出增长率保持不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将随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而按相同的比率下降。
2．生产率水平（Productivity）
生产率指每单位劳动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速率，或指投入和产出的比率。按照生产要素的数量进行考察时，可以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多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考虑全部资源投入所计算出的生产率，即产出量与全部资源投入量之比。1961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Kendrick）在其专著《美国生产率趋势》一书中从生产率的角度考察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他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以外的部分”，即技术进步、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带来的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数量维度的经济增长重点关注增速，质量维度的经济增长关注增长的品质属性和优劣程度。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协调的经济增长结构、高效并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如果经济没有数量增长，就没有发展经济质量的基础，反之，没有质量的经济增速也无法持久。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追求高速增长，低效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从根本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将重点放在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但也不允许经济过低增长甚至陷入停滞，应保持符合中国经济新时代潜在增长率要求的中高增速 ［5］ 。
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产业结构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产品结构由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产品向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转变；经济效益由低效益、高成本向高效益、低成本转变；生态环境由高污染、高排放向环境友好型的循环经济转变。
（三）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生产率是一个抽象概念，反映每单位劳动在生产产品或服务时的速率，也指投入产出比。生产率用来衡量生产要素投入所获取的产出绩效，依据投入要素的范围可以将生产率分成单要素生产率和多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率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主要分析产出与投入的单一要素的比值，它可以有效衡量单一的、具体的要素在投入中获取的产出效率，生产率测算是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但单要素生产率必然包含了其他投入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系统地衡量经济运行的整体绩效，从本质上反映生产率的经济概念，为分析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提供可行的思路。
经济增长理论中高度强调了所谓的投入要素，指出了其在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6］ 。所以，生产率理论的发展形势较好，不管是它的理论应用，还是其方法的使用，普遍实现了向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变。很多学者主张单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但是仅局限于部分要素投入所起到的作用，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对中国的经济生产率的全面反映。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出，此方面的缺陷得以弥补，促进了生产率理论的普及与使用，这对于中国生产率计算方法的更新具有深远的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被视为总产出中不能被各要素投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的效率。这部分剩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涵盖了全部要素投入的基础上计算出的生产率，是产出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值。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效率以外的那部分，是高效配置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提高管理水平等经济行为推动的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能使用不同的增长模型来进行理论推断。在市场运行机制中，因为存在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使得众多的厂商必须通过对全部投入要素的合理分析来获取最佳规模报酬。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发展的源动力，除了可以分析各种要素投入效率以外还可以分析技术进步和管理能力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深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要素积累还是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政府制定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政策的基础。通过比较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积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作为出台经济政策的判断依据。
在当前中国经济背景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世界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叠加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压力较大，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现有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分析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但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来解读经济下行趋势。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点，由于技术和生产率差距的存在，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后发优势，能够依托资本、土地、资源等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而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关注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2015 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第一次在中央经济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应该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转变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结构应该从增量扩能向做优增量和调整存量转变，发展动力由要素积累向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转变。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分析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维度的“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进行再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