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的倡议，提出沿线各国应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15 年 3 月，中国政府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阐述了多个中外合作的重点。其中，着重指出要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合作，要在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领域加强合作，深化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积极推动能源的就近就地加工转化，上下游联动形成能源资源的国际合作产业链，在能源深加工的技术和装备及工程服务领域加强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在共商模式下，“一带一路”倡议惠及了沿线国家的民生，促进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中国包容性的发展战略，契合了当代需求，为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做出了贡献。

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产地与消费地存在一定的空间错位，这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贸易发展。中国、土耳其、印度、新加坡均是消费大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是能源出口型国家，其中中国的能源需求最大，中国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的能源贸易潜力巨大。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一带一路”倡议也进入了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但是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具有必然性。2020 年 5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强调，要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2020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投资高达 178 亿美元，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外循环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利用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参与全球经济分工过程中获得了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通过加强技术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方式，改变经济结构，从全球价值链下游攀升至中游。但是，当前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已发生改变，美国失去与中国保持原有分工的意愿，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中国经济回归内循环看似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其实是大国崛起必经的关键一步。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加快调整。成本因素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影响力下降，资源和技术可获得性的重要性明显上升，资源拥有量及各类资源的储存和进出口比例对经济内循环抵御和弥补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效率损失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应该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发挥对国际市场资源可获得性和议价权及国内经济健康运行的保障作用，经济内循环为中国资源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资源产业将迎来新一轮的繁荣期，全球经济增长充满了不确定性。

煤炭作为中国的主体能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保障，关系到民生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对中国经济繁荣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较丰富的国家之一，煤炭的储量丰富、分布区域广而且煤种齐全。煤炭始终是中国的基础能源，煤炭消费占中国能源总消费的 60％以上。煤炭产业发展有力地助推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维护了国民经济安全，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煤炭及相关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既是经济发展的优势，也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束缚。煤炭资源天然禀赋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对煤炭产业的依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改变。煤炭作为一种高污染能源，在煤炭资源开采和利用的过程中会产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煤炭的不可再生性也导致很多中国煤炭城市因煤炭资源枯竭而走向衰退，煤炭产业无法继续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经济系统负担重。煤炭城市经济发展缺乏动力，陷入了经济发展停滞、社会问题突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煤炭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以及不可持续等问题。煤炭作为最重要的基础能源，推进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刻不容缓。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符合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为动力，实现煤炭产业发展全过程、全要素、全周期、全方位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界定发展强度，实现煤炭资源与市场、环境协调匹配，延长煤炭资源开发期限，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对节能降耗工作高度重视，积极淘汰落后产能，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加快了产业调整，推进建设节能型社会，努力使中国能源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要求能源生产从传统能源加速转向新能源，能源结构从以原煤为主调整为多元化和清洁化结构。十八大之后，能源产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了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变，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使节能降耗工作取得了新成效。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推进能源生产及消费革命，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的全新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处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规模和数量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专注的是经济产出的供给量。40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幅提高并且还将持续处于增长阶段，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高速增长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其内在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凸显出来了。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煤炭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凸显，煤炭产业扩张过度，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2013 年国务院出台《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用以规范及指导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发展。煤炭城市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煤炭产业，产业结构的重型化现象非常严重；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关联程度偏低；接续产业、替代产业培育及发展过于缓慢，增加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困难。煤炭城市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抑制了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使得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加剧了全球煤炭产业运行的波动性。2020 年年初，中国煤炭产业的景气度一度跌至 4 年来的最低点，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稳步推进，进入二季度后，煤炭产业全面复工复产并重新回到常态轨道。2020 年年底，受到季节性需求拉动及国际市场影响，煤炭出现短期的供小于求，煤炭价格快速上涨。

当前中国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常通过破坏对方能源供给来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近年来，中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和进口量不断提高，疫情后，国际能源市场形势更加复杂，中国获取稳定油气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和难度增加。国内能源供给安全是能源发展的最基本要求，结合中国的能源分布特征，应该稳定煤炭产业发展，保障煤炭供应能力。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加强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路径。煤炭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能源之一。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减煤化措施减少了煤炭需求，澳大利亚和印尼等国家不断释放产能增加了全球的煤炭供给，煤炭产业的环境规制也要求转变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给中国煤炭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国际竞争环境来看，短期内无法改变煤炭产业供给宽松和需求放缓的趋势，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国内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加快，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现代能源体系，优化能源结构，实现煤炭产业的清洁低碳发展。

中国是煤炭资源的大国，煤炭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高质量经济发展背景下，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考虑煤炭产业发展引发的产业结构演进以及要素配置效率改变可能带来的煤炭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煤炭产业的竞争能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弥补劣势，将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合理设计中国煤炭产业国际竞争促进煤炭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路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中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作用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早期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影响作用是持普遍认同的态度，将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视为工业化的基础，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在地区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经济高速发展往往建立在丰裕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的消费总量一度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自然资源丰裕地区凭借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取得了大量的财富，美国、阿联酋、挪威等国丰裕的自然资源成功带动了本国的经济起飞。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很多自然资源导向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衰退，相对应的是很多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惊人。学术界对这一异常现象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能会阻碍地区经济发展，同时还会产生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失衡和制度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观点的“资源诅咒”假说，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天然禀赋并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可能是一种限制。这一类的观点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视为“资源祝福”，将不利的影响视为“资源诅咒”。但是“资源祝福”和“资源诅咒”同时存在的现状始终困扰着学界，到目前为止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定论，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内进行综合研究的“有条件资源诅咒”是当前研究的新热点。“资源诅咒”假说中关于经济发展的刻画，也由传统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逐步转移至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增长质量指标。

结合上述研究的观点和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实状况，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是有可能存在的。现有的研究主要针对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资源祝福”或者是“资源诅咒”的研究，对于二者之间影响作用转变的机制研究还处于继续探索阶段。虽然已涌现出一些富有价值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目前相关研究还以经验和实证为主。除“荷兰病”及其修正模型以外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很好地从理论上分析“资源祝福”向“资源诅咒”转变的传导机制。

目前相关研究的关键是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什么，资源产业发展对经济发展是促进还是抑制，抑或促进和抑制并存？第二个问题是二者之间特定关系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即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传导机制。学术界围绕第一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没有能够得到明确的答案，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异巨大。围绕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和制度弱化效应等方面，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和传导机制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资源祝福”和“资源诅咒”之间的转换过程是不是有条件的？转换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煤炭资源储量和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了典型的逆向分布特征，地理分布上煤炭资源具有西富东贫、北多南少的特点，其中山西、内蒙古西部和陕西这“三西”地区的煤炭储量最多，占中国煤炭总储量的 60％左右。进入 21 世纪，中国煤炭城市的煤炭产业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2012 年煤炭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同时煤炭产量仍然逐年增加，煤炭价格波动较大，煤炭产业运行情况不容乐观，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中国煤炭的主要供给和需求呈现空间上的错位，可推断出煤炭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从区位上呈现负向关系。中国很多煤炭城市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问题，而这些问题与煤炭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认为在煤炭产业发展为煤炭城市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甚至会引起“资源诅咒”。如何利用好丰富的煤炭资源，使其为整个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能对煤炭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合理利用煤炭资源避免“资源诅咒”出现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由于存在技术与生产率差距，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的后发优势。可以通过资本、土地、资源等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而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关注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发展。科学认识经济新常态，将发展的核心目标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家的发展战略转型。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应该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发展动力也要从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坚持效益和质量提升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效率、质量及动力变革，增强经济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存在着“资源祝福”也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既有并存关系，也有转换的事实，煤炭产业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错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本书旨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通过研究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探求中国煤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非线性影响，并从产业结构演变和要素配置效率两方面系统分析了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非线性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中国煤炭城市跨越“资源诅咒”陷阱，寻找中国煤炭产业的转型发展路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构建和谐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