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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影响商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对商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商业思维上，而且还体现在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拥有久远的商业历史。中国最早的商业起源于神农氏时期，而印度农业出现在公元前 2500 年到公元前 1700 年的印度河流域。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两国商业发展趋势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分析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尤为必要。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这不仅是地理因素的作用，而且也是生产力发展和政治集权的结果。中国的地形有其独特性，西高东低，平原集中在东部地区，因此古代大多数人就定居在平原地区。平原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地势低平、土壤深厚肥沃、灌溉水源充足。因此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发展农业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此外，中国古代一直推崇“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打击富豪大贾，抑制商业发展，为的就是要让百姓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将人口牢牢固定在土地上。政府对商业的打击体现在抑制商人地位，如西汉时商人不能衣锦乘车，从事商业生产的赋税繁重。《吕氏春秋·上农》记载，“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意为农耕文明使得民性淳朴、勤劳、慷慨、安分，使人与大地的联系愈加紧密，使乡土情结更加浓厚。因此“重农抑商”政策也就成了统治者教化百姓的一个手段。此政策一直到清朝后期才被废除。总体来说，中国古代虽然商业发展早，但是由于文化、政治因素的影响，商业一直在曲折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成长。
相比之下，印度文化却总体呈现多元化与统一的特点。这种文化特点是种族碰撞融合形成的烙印。中国由于受外族入侵少，因此文化呈现一体传承的特点，而印度是多元融合。印度的原住民是达罗毗荼人，而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城市文明为核心。为了城市的发展，原始居民们开始形成了初步的生产分工，产生了交换媒介，进而推动了贸易发展。
在公元前 15 世纪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并在此定居，随着世代繁衍，他们逐渐成为印度的主要人种。随着雅利安人占领印度河流域，在印度产生阶级分化，国家形成的速度也在加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四大吠陀典籍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书的，婆罗门教逐渐形成。印度文化至此又增添了多元融合的色彩。
公元前 516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率军入侵印度，征服了今旁遮普和印度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公元前 327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后又挥师南下，入侵印度的西北部地区。这两次入侵在客观上给南亚次大陆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伤，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对于人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也拓宽了印度与欧洲的交流通道，西方开始知晓印度，希腊的一些雕刻、绘画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印度。
由此可以看到，印度的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包容体，其中有达罗毗荼人的文化根基，有雅利安人的影响，还有欧洲的风格。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印度存在着这么多差异巨大的文化体，但是它们之间很少产生矛盾，而是能够长期并存、和谐共处，这就得益于印度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换言之，也得益于印度教的融合和同化能力。以宗教为例，印度教对于异教有着强大的同化能力。婆罗门统治者能够将外来宗教中人们所崇拜的神转变为印度教中一个新的神，或者一个神的新化身，这使得外来部族内心有种被认同感和接纳感，因为自己的宗教文化被同化为印度宗教文化的一部分。而信奉这些宗教的人们也逐渐皈依印度民族，由此印度文明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统一体。
除此之外，印度文化还呈现出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观。尽管印度的宗教不计其数，但是几乎所有宗教在对待物质与精神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其中，印度教的思想最具代表性。印度教认为，人主要分为精神和肉体两大部分，其中，所有人的精神都是真善美的集合，而外在的肉体则存在各种各样的欲望，为欲望所累则是人们产生各种痛苦的来源。因此，人们要想达到真正的愉悦和自由，就必须先克服肉体上的欲望。于是人们修行瑜伽、苦行，为的就是消磨肉体的物质性，以期实现自己灵魂的自由。因此，很多印度教徒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投入精神修炼上，以寻求精神解脱，而对于物质欲望则嗤之以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从事商业被认为是无法获得解脱的职业，从事商业的人也是低种姓的人，这在客观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最后，印度教社会中森严的种姓等级制度也对人们的思想有着极其强烈的影响。种姓制度对于不同社会阶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居住的环境、洁净和污秽观念、婚嫁制度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愈加封闭，就连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日益严重。社会逐渐被割裂成大大小小不同的集团，大多数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里。而教化人们遵守种姓制度，便于子孙后代种姓得到升迁的种种言论也更是使得社会底层人民逆来顺受，失去了反抗的力量，社会阶级也因此日益固化。这虽然将一部分人固定在商业上，但是也极大地影响了流通性和灵活性，是特定时代下特定文化的产物，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商业发展，但是在长久看来，这种形式与现代商业相悖，无法让经济获得长久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开放的文化性格对于商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印度商业起步非常早，早在摩亨佐·达罗城，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大量商业活动的遗迹，商业相当发达。出土的物品不仅包括用于测量的刻度尺、用于称重的砝码，而且甚至还有代表商人本人的印章。当时印度的对外贸易也比较发达，甚至还有一些良好的港口城市。但是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商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比如从事商业的人少、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低等，这些都对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打击，没有客观利用好印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也是印度进入近代化的世界时落伍的原因。
总体来说，农耕文明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厚重、安稳、重德的特点，人们普遍相信通过勤勤恳恳的努力就能在大地上创造出无限的物质财富。而印度文化则是一个庞大的多元统一体，人们重精神而轻物质，对于物质的需求和欲望较低，同时社会阶层固化也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虽然中国与印度的文化特点不同，但两者都属于大河文明，有其相似的地方，因此两国的商业思维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大河文明大多保守而务实，在商业上体现的也是如此的精神，因此两国在古代时期商业都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