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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印两大文明古国间就存在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早在汉代初年，中国西南地区就存在着一条通往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商道。这条商道从四川成都出发，经由云南大理、腾冲等地进入缅甸，最终到达印度东北的阿萨姆地区。据司马迁《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 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这里的身毒国是指古印度。这一史料说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中印之间就已经存在贸易往来了，而这条道路极有可能就是连接两大文明最早的纽带。然而，沿着这条道路进行贸易活动的大多为民间商贩，未得到官方的足够重视，直到张骞出使西域，新的贸易格局才开始出现。
西汉丝绸之路的开辟无疑是中国对外贸易兴起的标志，而在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张骞功不可没。西汉时期，游牧民族匈奴盘踞在北方，大肆扩张势力，侵占中原领土，掠夺百姓财富，严重威胁西汉王朝的安全。汉朝文景二帝时期由于国力尚弱，只能被迫采取和亲等消极的防御措施。国家日益强盛后，汉武帝产生了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想法，于是广泛征集出使西域的人才。张骞便在这时临危受命，踏上前往西域的征途。尽管最终他并未完成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军事使命，但是他却对西域各国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知。行至东南面的身毒国附近，他得知身毒商人在买卖中原所产的丝绸等货物。于是张骞便在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带上中原的奇珍异宝前往身毒、大夏、安息等国从事交流活动。随后，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廷“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
，一批批使者被派往身毒、安息等国，同时各国的使者也受邀来到中原观光。至此，由长安经中亚前往南亚的丝绸之路已基本被贯通。
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印贸易不是为了盈利，而是带着宣扬国威、互派使者、加强友好往来等政治外交目的。时值汉朝经济蓬勃发展、国力强盛之际，身毒虽不是中原的藩属国，但向中原遣送货物的方式却与进贡有所类似。因两国之间互换的货品种类大多为极具地域特色的奇珍异宝，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满足了封建统治者和王公贵族们奢华享乐的需求，而在民间却少有流传。
另外，由于古代中国具有农耕社会的属性，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外贸占比较小，封建统治者们往往不重视外贸的发展；且由于当时汉朝经济繁荣、物产丰富，衣食均能自给自足，易使人产生“天朝之大，无奇不有”的封闭观念，因此中国民间商贩在两国间从事商业的贸易量也不大。以上多方面的因素均导致了中印贸易总规模较小。
唐朝时，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最为繁盛的阶段，中原对外贸易的规模大大增加，丝绸之路上各国商队络绎不绝。唐朝统治者在汉朝原有路线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一条中印藏道。这条商道以长安为起点，经由青海、吐蕃（今西藏）、泥婆罗（今尼泊尔），到达印度北部地区，成了日后唐朝使节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的重要道路。此外，中印藏道也进一步促进了印藏毗邻地区的贸易往来。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存在原始航海活动。那时的航海范围远至南太平洋各岛屿，其航海活动主要是为了应对渔业生产的要求。到了两汉时期，汉武帝征服了南粤国，前往南亚大陆的海路被打通，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已经初具雏形。海上丝绸之路经魏晋时期的发展后，在隋唐时显现出繁荣之景，在元宋时达到鼎盛阶段。
在隋唐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路线是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仅作为一种补充，占比并不算大。然而，到了隋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域纷飞的战火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就越发凸显出了其重要地位。到元宋时期，航海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广州、泉州等地成为重要的港口城市，海运外贸规模逐渐扩大，前往印度东海岸地区的经贸活动也日趋繁荣。
明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又一大壮举。郑和前后共七次远航，最远曾到达非洲和红海沿岸。在明朝长期实施海禁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量大大减少，这一次航海活动则使得对外经贸活动能够再次进行。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印度西南古里（今喀拉拉邦的港口城市）的航线，也为两国扩大贸易创造了条件。
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殖民者将侵略目标瞄准了印度、中国两大富饶的文明古国。18—19 世纪，大量机械化生产的丝织品重创了印度的农业和民族手工业，英国人因此成功地开辟了印度市场，并在加尔各答创建了东印度公司。随后，英国人打算故伎重演，通过同样的贸易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然而，此举却遭到了清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的顽强抵抗。1757年，清政府下令封锁对外通商的部分口岸，到 1842 年，广州成为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英国仍处在近代以来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英国人便采取罪恶的鸦片三角贸易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鸦片三角贸易，就是指英国将工业化生产的纺织品倾销于印度，再强制印度生产鸦片，然后将鸦片非法贩卖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民的肉体和精神，再抢购中国的茶叶运回英国，以此在英—印—中三国间循环往复，构成三角贸易。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遭到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然而英国人采取发动战争的方式使之合法化。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不再拥有贸易自主权，鸦片输华量也逐年递增。1857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同年印度也爆发了反英民族起义。英国给予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鸦片贸易中的特权，并以此诱导其与英国进行合作。
1858 年，英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从此鸦片输华量激增，在 19 世纪 80 年代达到最大值。1884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罂粟种植量的增加，鸦片输入量开始下降，直到1908 年，中英政府签订《中英禁烟条约》，猖獗了近 100 年的鸦片贸易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鸦片贸易期间，印度在东印度公司的胁迫下生产鸦片，并通过港脚商走私到中国广州等港口城市。中印贸易的商品主要是鸦片。
与此同时，中印棉纱贸易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印度生产的粗棉纱是手工织造布匹较好的原材料，因此中国对印度棉纱的进口额大幅增加。据资料记载，1894—1895 年至 1898—1899 年的五年平均数，输华棉纱达1.809 亿英镑，占印度棉纱出口总值 1.918 亿英镑的 94.3％，价值额比1872—1873 年增长近 150 倍，所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上升了 27.7 个百分点
，棉纱贸易的发展速度由此可见。
英国殖民者发起鸦片贸易的本质目的是掠夺中国财富，从而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
近代以来，由欧洲通往东方的几条商路均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欧洲国家购买东方的商品需要支付高昂的转手费。同时出于对黄金的渴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派出船队，开辟前往东方的新航线，英国便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英国的船队到达东方后，极力想打开中国、印度两大国的国门，以便对自己国内生产的工业制品进行倾销。然而，不同于印度的是，中国在清朝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手工纺织和烤制陶瓷的技术，对英国生产的毛织品和金属品并没有太大的需求，而与之相反的是茶叶和生丝却在英国需求量极高。因此，在 18 世纪中英贸易中，英商始终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最终，英国殖民者采取了鸦片贸易这样卑劣的贸易手段打开了清朝的国门。
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自其开展以来，大量的白银外流到英国、印度，对中国的财政收入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外，吸食鸦片也严重地损害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不少中国人因吸食鸦片骨瘦如柴、家破人亡。甚至还有人为了购买鸦片，铤而走险，通过犯罪的方式来获取钱财，社会因此变得动荡不安。因鸦片贸易而起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从此，中国丧失了自己的主权，无尽的财富与瑰宝被西方列强瓜分。
于印度而言，鸦片贸易对其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同样是作为经济侵略的受害者，印度的本土农业和工商业受到了英国商品的强烈冲击。但是，印度也参与了英国对华发动的经济侵略，获得了服从配合英国生产鸦片的一部分酬劳。而这些利润为印度资产阶级原始资本的积累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为其创办近代企业提供了条件。
“港脚商”是英文“ country merchant”的音译，从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叶，印度同中国之间的贸易叫作港脚贸易，这些商人被称为港脚商。最初东印度公司无力在广阔的海域里完全阻止自由商人的活动，因此采取通过签发特许证的方法对商业活动加以控制。起初清政府法令规定鸦片贸易为非法贸易，东印度公司不便于直接经营，就把它交予港脚商走私。随着港脚商贸易的扩大，东印度公司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东印度公司也由此积累了对华贸易所需要的资金。本来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出超，白银内流，但港脚商人的鸦片走私贸易逐渐改变了这一状况，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超过了中国丝茶出口价值的总和。大约从 1817 年起，港脚商的贸易额占到了英国和英属印度贸易总额的 3/4，而到了 1833 年港脚贸易的价值已经 3 倍于英中贸易的价值。
由此可见，港脚商在中英印三角鸦片贸易史上有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