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文学教育思想研究最新章节_李辉著

第二节
选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理由

本书以1918年年底梁启超游欧为界择取其游欧归来的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为研究的时间界限，我们具体从三个维度探究其原因。

一、弃政从文，亲游欧洲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之久的海外漂泊，返回祖国，回国后的梁启超积极投身各项政治事业，但事与愿违，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梦想依靠军阀政府的势力来发展自己美好政治理想的愿望屡次失败，最终导致其对政治的彻底失望，梁启超无不感慨“吾之政策适成为纸上政策而已” 。于是，1914年7月以后，梁启超开始屡次请辞（当然不乏被迫的因素）。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即梁启超从非功利层面认识到社会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开展教育事业并非起始于游欧之后，而是早在1915年前后就已初露端倪，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梁启超对于政治与文化教育之关系越见成熟，例如，梁启超于1915年讲到“政治不过是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转向“社会方面培养”适于“今世政务之人才” ；再如1916年，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一再表示对于政治生活的厌恶，向往教育事业的愿望。“吾亦绝不再仕官”，“做官实易损人格……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 ；又如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省察今后的中国如果出现大的灾难，那一定是由于学问的不发达，道德的败坏所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从教育上“痛下功夫” ，以此来表示自己即将全力投身于教育事业的决心。相比政治上的不如意，也许梁启超此时更加相信“卓越的文学成就通常受到普通大众的认可” ，而不仅仅是坚持走政治这条唯一的爱国途径。

虽然此间梁启超并没有完全放弃政治生涯，但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自从1915年前后开始对自己美好的政治计划逐渐失去希望之时，恰是其想要专门从事教育事业的伊始。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的职务，直到梁启超开启游欧之程，这段时间梁启超全身投入著述，以他写给好友们的信为证，即“所著已成十二万言”，“每日著书能成两千言以上。”

游欧洲期间梁启超拜访了柏格森、欧肯等人，当然游欧之前梁启超对于柏格森、欧肯的生命哲学已然有所了解，如梁启超在1919年写给梁仲策的信中说：“‘柏格森’‘迪尔加莎’‘二人皆为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梁启超后来在《欧游心影录》一文中回忆自己在巴黎拜访柏格森时的情景，柏格森建议梁启超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即“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 ，面对西方人想要吸纳中国文化与自身文化进行调和的愿望，梁启超备受鼓舞，同时深感责任重大。

此外，游欧之后梁启超思想观念的转变，“其归根结底的重要内因，还是追溯到自幼就潜伏在他心中的、来自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 ，梁启超撰写的《孔子》《清代学术概论》、“戴学”研究以及其他的相关文章都是非常明显的例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弃政从文的转向，并不代表他从此弃绝政治，梁启超讲道：“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地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具体表现在诸如共学社的建立，《改造》发刊词中对于“五四”全面的政治主张，国民制宪运动，废兵运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相行”的提出，“通过培植健全的文化和培养健全的国民而对政治间接发挥其积极影响” ，以及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语境下提出的“宣传新文化、培养新人才、开创新政治” 的主张。

亲历欧洲的梁启超深深感觉到整个欧洲由于无理性的挖掘启蒙精神，使得启蒙现代性得以最大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垄断、殖民、战争，最终使得人类失去了最为本真的东西，即真、善、美。正如现代性最初阶段的代表人物卢梭所感触到的或者是所预言的那样，“这种氛围——动荡和狂乱的，精神上迷茫的和混乱的，各种体验可能性的扩张和道德边界以及个人约束的瓦解，自我扩张和自我失调，大街上和心灵中的幽灵等——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现代感应运而生。”

因此，游欧归来的梁启超确立了以中国传统文学为源泉的审美现代性文学路径，不仅仅是出于避免本国人民重蹈西人的覆辙，解决中国大地进入现代性社会遇到的困境而做出的具体方案，也是出于世界主义文化的关怀，当然梁启超审美现代性的文学观是与启蒙现代性相调和的而不是与之对抗的。我们知道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开始于现代性的发生，就像最早提出现代性概念的卢梭同时也被誉为“现代性批判传统的源泉” ，并且这一反省与批判自从19世纪中期开始便愈演愈烈，最终呈现出鲜明的与启蒙现代性相对峙的审美关怀，然而这一舶来品在19世纪末来到中国大地，历经接受、调和之后，也许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民族危难，或者是国人更加看重现代化的建设，对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和“现代性本身的反观与批判”稍显淡漠，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选择的审美现代性文学路径，作为一条涓涓细流直达人的内心深处，因为更能深入地触摸与感悟国人真实的精神需求而显得尤其可贵。

二、“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的学问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接受了源于西方的反省现代性思潮，进而深深感悟由于科学万能的工具理性现代化最终使得西人人生信仰的无所皈依，并且以《欧游心影录》作为其怀疑与反省的产物，这场以重思人生观开始的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大地上以不可阻挡之势遍及各个领域，其中在文化领域，国人对于一直深信不疑的西方文化历经怀疑、反省之后，转而重释中国传统文化，“学衡派”“自由主义学派”“东方文化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等都纷纷契合这股文化大潮，针对合理人生观的探求、中西文化的取向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等问题展开大讨论，形成轰轰烈烈的中国社会现代性文化反思思潮。梁启超最终在西方人生观的参照下建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责任心与趣味调和的人生观，并且依循这一理想人生观的指引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即彻底的弃政从文，开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人生新篇章。

（一）理想人生观的追求

游欧归来的梁启超明确确立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为基础的“责任心”和“兴味”“调和”的人生观，梁启超说这一人生观指导着自己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并且认为这一人生观对于自己而言是非常“合宜”的，时刻滋养着自己的生活。

游欧归来“学问兴味”甚浓的梁启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学校教育仍然沉浸在普遍的重于智识教育的阶段，因而使得整个教育处于“精神饥荒”的状况，对此，梁启超主张“救精神饥荒”是“为学的首要”，就此，梁启超提出救学校教育的“精神饥荒”有两条路径，首先，刻意减少物质生活，进而减少不必要的烦恼，以此种方法得到精神的愉快；其次，先把自己的人生观确立，这样对于自己今后的生活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如此，……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 对于这两条救学校教育“精神饥荒”的途径，梁启超认为第二种方法极好，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先把自己的人生观确立，然后再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实际生活。

梁启超明确讲到自己的人生观“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的”，“养成了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地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 。又如梁启超在《屈原研究》一文中借以研究屈原的学术思想来彰显自己的学术之路，即以人生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的学术路径。

因此，梁启超“先立定美满的人生观，然后应用之以处世”的学问观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那么其形成原因当然与梁启超自小浸染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情结渊源关系，但是对于西学的触碰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尤其是亲历欧游使得梁启超更加全方位地感触西方文化思潮。例如，梁启超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深切体悟上，尤其是对于希腊科学精神之于宗教情感的终极追求，即对于学问的追求需要赋有人生信仰的热诚情感。

（二）“拿趣味做根柢”的学问观

关于人生观，梁启超讲到我的“人生观”是建立在“精神上的快乐”的“趣味做根柢” ，接着又说“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这也是体现了“宇宙”虽然“未济”，但“积极的活动”每天必须持续，因为“为现在及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任”，我们需在“知其不可而为之”“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喜欢做的”“精神生活”下做学问，那么“生活上总含着春意”，因而在此人生观基调下其文学研究开启“拿趣味做根柢”的时代。

正如王德威在《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一文中所讲的，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趣味”的审美特性为切入点去重新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阐释，他以“趣味的进入方式”对陶渊明、杜甫、屈原进行研究，认为情感是他们诗歌共同的创作特色，虽然在这些诗人的实际生活中因为多种原因而造成“太多的颠扑”，“但是在文学最后的表达里，他们的情感所升华出来的趣味性，成为我们最后判断文学的、审美的最终依归” 。这里谈及的“趣味”与文学的关系彰显出“通过文学来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社会性” 即为梁启超一以贯之秉承的“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 ，可见在梁启超这里关于人生观与学问观是辩证统一的，二者是融会贯通的、相互影响的，正如吴宓在《文学与人生》中所讲的，“好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作家对人生与宇宙的整体观念，而不是他对具体的某些人和事的判断”，“文学是人生的表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弃政走上了从文的道路，“拿趣味做根柢”的文学观涉及学问之趣味、艺术化的生活、为学与做人等问题，最终旨归即为如何通过文学教育使得国民“生活于趣味”、成为“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 ，实为探讨怎样“才能成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梁启超重新思考西方人生观的鲜明表达，充斥于物质层次追求的人类就像永远不会停止的机器大轮子一样时刻忙碌着，这样的美国教育范式成为国内学校教育的模板，可以想象终将成为倒卖各种知识的大杂铺，梁启超不由再次探问“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 鉴于此，梁启超于1922年做了题为《成为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梁启超开篇就明确指出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为的是学做人”，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该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的、最有用的人” 。

接下来就是怎样“才能成一个人”呢？梁启超借助西方心理学的“知、情、意”原理（主指康德的知、情、意三分法），以孔子的“三达德”思想，即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为源泉提出“知育、情育、意育”的“三达德”教育思想，认为“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梁启超的三达德教育思想是人生观偏重情的、意的具体实践，同时对于“智”的烛照彰显“调和”思想的一以贯之，是儒家人生观关照之下知行合一学问观的体现，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真、善、美文化根基的继承，是以欧肯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生活和文化关系）的借鉴，彰显中西文化的“化合”观。

三、文学与人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一场席卷全国的科玄大战是国人对于现代性的接受与反省的表达，这场关于人生观和科学关系的大讨论呈现出的“如此不同的见解，也便是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生观” 。例如，陈独秀在人生观和科学关系的阐释中建立“绝对科学”的人生观，他认为所有的人生观绝对不是依靠主观的感觉随意迸发出来的，人生观最终都是被客观世界所把握的并且是可以被科学理论逐条解释的。又如张君劢认为人生观的问题绝对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解决，尤为凸显个人在人生观的中心地位，是与陈独秀决然对立的人生观。再如胡适在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讨论中确立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那么，在这场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论战中梁启超所倡导的以儒家人生哲学为基础的责任心与趣味调和的人生观，无论是与张君劢的人生观相比较还是与胡适、陈独秀的人生观相比较都更能彰显其温柔敦厚的一面。

这场轰轰烈烈的人生观大讨论散点透视到文学领域，由于各自确立的人生观的文化基点不同，使得各个文学流派最终走向了别样的文学轨道，主要呈现出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和非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两个方向，无论是现实主义的“为人生”还是浪漫主义的“为艺术”，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主张“调和”的文学观，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是为了探究“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更进一步来说，各个文学流派在各自人生观的基础上确立文学观念，进而进行的文学活动均离不开对于现代性的接受与反思。梁启超是在反省现代性的基点上最终确立以儒家人生哲学为基础的“责任心”和“兴味”“调和”的人生观，因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的文学现代性之路是以中国传统文学为根基，在此基础上“采补”西方文学；而“五四”以青年为主的文学活动群体在反省现代性的基础上人生观建立的基点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因而以“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文学育人之路必然与启蒙、理性、进化论相一致，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家进行“现代”文学创作，他们主要学习和借鉴的范式自然是西方文学的叙事模式，进而建构了“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身固有的轨道”的一种“全新的知识——价值体系”。

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各个文学流派进行的文学活动最终都是在探讨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说合理人生观指导着文化观的实践以及关乎着对于西方文化如何择取的问题。正如张君劢所言：“方言国中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凡此取舍之间，皆决之于观点。观点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质上之制度，乃可按图而索。此则人生观之关系于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 例如，以“五四”人为主要创作群体的现实主义文学家的现代性“新文学”建构，首先就是确立了自己“为人生”的文学观，指出把文学当作一种享乐的、游戏的文学观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把文学真正地看成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一种对于我们的“人生”很紧要的工作；又如周作人把“问题小说”写作的定位建立在对于中国传统小说和近代小说比照的视角上来理解，认为代表普通民众文学的问题小说，核心观点就是关涉人生各种问题的大讨论；而与此相对的中国传统小说很少有涉及人类生存现状的题材，并且从小说的地位上来看，“又素以小说为闲书”，自然也难以有对于人生问题的关注；再如茅盾从文艺观的视角以新旧文学的根本属性来定位“问题小说”，提出鉴别新旧文学的唯一方法是看哪派文学的作品是“表现人生的”，旧派总是把文学看作游戏、消遣，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更有甚者是以牟利为目的的，而新派始终是表现人生的诸多问题，并且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文学应该抱有一种“严正的观念”来进行创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派文学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旧派文学。梁启超文学教育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民拥有健全的人格，彰显文学与人生的辩证统一，我们把梁启超的文学教育思想放在多元文学思潮并存的语境下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彰显其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