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末民初，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彰显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文学领域自不例外，通过文学实现救国、爱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夙愿，而梁启超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例如，万木草堂和维新时期的梁启超经过新阐释的儒学的浸染，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友人的影响以及通过对译介的西学的接触，因此这时期的梁启超以儒家人生观为基础，通过报刊、学会、开办学校等具体实践来贯彻其爱国、救国的经世理想。
关于文学和文学教育的定义梁启超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本文将联系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时期对于小说的阐发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于文学本质层面的理解来探讨其文学和文学教育思想的主旨大意。
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时期主要借助小说来启蒙“新民”，因此把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即小说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小说界革命”虽然最终的目的是功利的，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但是我们从文学自身的视角来考量，首先，小说的通俗性有利于普及教育；其次，通过小说“熏”“浸”“刺”“提”国民之后，进而达到梁启超希望中的“新民”
，那么，这一“新民”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结合发表于同时期的《新民说》来看，“新民”是具有公德和私德的辩证统一和以民德为核心的民智、民力健全人格的新国民。
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一文中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第一，“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第二，“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因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
；第三，文学的表达要注重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这里，梁启超以“情感”和“趣味”来定义文学，最为可贵的是认识到文学是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寄托，这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类精神状态的关照，人类的美好人格需要高尚文学的引领。
鉴于此，健全人格建构都是梁启超文学活动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梁启超的文学教育思想是以文学为媒介最终实现文学移人的过程，无论是早期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小说以“新民”，还是二十年代非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的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健全人格建构都是梁启超文学教育思想的最终旨归。国民健全人格建构具体通过智育、情育、意育的和谐发展予以实现。梁启超关于智育、情育和意育是承续严复民智、民力和民德基础上全面阐释和进一步深化的过程，是梁启超关于国民健全人格建构以儒学为基础逐渐成熟的过程，是中西文化逐步“化合”的过程。
早在1901年《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在比照中西方学校教学范式上就已经注意到了“美人性质、长人志趣、浚人识见、导人才艺”的重要意义，当然此时期更多地注重智识教育，例如，“凡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脏腑血脉而已，而尤必有司觉识之脑筋焉……国脑者何？则国民之智慧是已……国脑之不能离民智而独成，犹国体之不能离民体而独立也。信如斯也，则我中国积弱之源，从可知也”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对于西学的态度提倡中国想要自强应该多多译介西方国家的书目，而学人想要获得自我独立的价值同样应该在阅读西书的方面多下功夫。《新民说》时期，梁启超意识到“国民之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亡，由此开启了以德育为核心的民智、民力完全人格建构的“新民”之路，我们以《新民说》为中心进行考察，健全人格的“新民”主要特征表现为：“淬厉”与“采补”中西文化的“化合”观，以私德教育为核心的三民教育的和谐发展和人的自觉和责任的“调和”。关于国民的“私德”教育，梁启超看到了“儒家传统对个人的尊重，尤其是王阳明的良知观念”，明确表示国民的道德教育以“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为基础。
1915年关于“新民”的健全人格教育，首先进一步集中阐释国民的“私德”教育，即人格教育；其次认为“孔子教义第一作用实在养成人格”并且提倡“以泰西古今群哲得其一体而加粹精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对于国民健全人格建构的理解历经《新民说》时期的德育和在1915年左右的人格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深入，确立以情感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思想。首先，梁启超建立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西文化调和观，追求最高情感教育之“仁者不忧”，具体表现为以儒家“仁”的人生观为源泉、以“人格”来释“仁”、“仁”具有“相人偶”的特性以及“普遍人格”彰显个性主义观念；其次，关于情感教育，梁启超认为“文学是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之一”，因而努力挖掘中国抒情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诗教的推重；最后，二十年代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说和文以致用教育思想是国民健全人格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健全人格建构的文学教育思想同样成为整个二十年代文学家们的“自审”意识，就像战后欧洲出现的反省现代性思潮对于自身文化、道德、观念、价值等方面的自我反省一样。早在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已然出现对于“狂人”自身以至整个民族的深刻反思，只是这一小说所凸显的自我反思意识在二十年代才引起文人的注意。文学家对于自身的思考和反省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外在的，即通过作家的自我审视，以明确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文学的使命”；内在的，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家通过自我反省与体察，改造自身的性格，重新修铸自身人格，建构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了解了自身的地位和文学的使命，才能更好地实践‘为人生’的文学；只有健全的完美的人格和文化心理，才能有效地使文学真正的‘为人生’”
，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拷问，就是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所传达出来的对于人生的关注与批评是经过自身的“人格里濡漫过”的
，就像鲁迅的小说希望通过塑造小说中各色人等人格的缺陷以此激发现实主义文学家“内向的自审意识”，进而表达对于国民健全人格建构的急切心情。期望现实主义文学家建构健全的人格，也就是说“鲁迅的用意在于，通过自审达到自觉，找出差距，校正目标，以改造和重铸完美的人格和心灵。这一内向的自审意识在鲁迅的笔下达到了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因而也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历久弥新的力量源泉。这就是鲁迅小说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也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文化价值和精神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