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历游欧洲之后的梁启超接受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由此深深感悟到科学万能的工具理性现代化使得西人人生信仰无所皈依，进而在西方人生观的参照下建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责任心”和“趣味”“调和”的人生观，并且依循这一理想人生观的指引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即彻底的弃政从文，开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人生新篇章。

本书综合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首先，从文学教育视域下探究国民性改造、人格教育乃至健全人格建构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其次，关于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情感教育没有看到三者之间的承续性，而是把它们进行断裂性的研究；最后，目前学界尚没有详尽、深入、全面挖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以情感教育为核心的文学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

鉴于此，本书以人生观为切入点，在文学审美现代性维度下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文学教育思想进行集中研究。

关于文学和文学教育的定义，梁启超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本文通过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时期对于小说的阐发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于文学本质层面的理解，进而得出梁启超文学教育思想是以文学为媒介最终实现文学移人的过程，健全人格建构是其文学教育思想的最终旨归，具体以情感教育为核心，智育、意育和谐发展予以实现。本文从文学情感教育说、趣味教育说和文以致用教育思想三个维度进行集中阐释，其中文学情感教育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文学教育思想最为重要的表达，情感教育历经《新民说》时期的德育、孔教时期的人格教育直到游欧归来的最高情感教育之“仁者不忧”，彰显其不断地成熟与完善。梁启超对于文学情感的“嗜好”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文学情感教育说具体表现在对于中国传统诗教的推重，关于“白话诗”的问题，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的分类，诗歌的“理想派”与“写实派”以及从文学情感的角度对于中国古典诗人的关注，这些都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学“现代化价值”最为鲜明的表达，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深刻思考。此外，趣味教育说和文以致用教育思想共同构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文学教育思想的统一整体。

梁启超以情感教育为核心的文学教育思想，是“新文化”学术路径的具体贯彻实践，即对于知识的掌握要懂得借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在人格的修养上要有自律的情操，通过文学教育实现具有“新知识”和“新品格”的现代国民，是在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基础上连接古今中西的新文化宣传、新人才培养，以矫正国民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专一信仰的危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文学教育思想烛照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离不弃、始终关怀的情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西文化化合观；关于精神饥荒的审视与反省，面对学校教育有人精通于专门之学却没有了性灵的教育范式，梁启超提倡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涉性灵的信仰、道德、情感的人文教育；关于文学情感教育思想的阐释与反思，文学是情感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学也是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之一等理论和论点的诠释，面对当今理性的极端化、物欲追求的无限扩大、精神的严重匮乏，文学教育偏重智识而对于文学本身情感的抛却，对于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建构乃至当前整个文学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