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职业教育从封闭转向开放

新时期，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的标志是从封闭转向开放，在新理念、新格局、新阶段的新时代下，中国职业教育在全面实施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应当迈出新步伐。对此，应当针对影响其这一观念转变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即《唐山声明》加以剖析。

2017年7月5日，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在中国唐山通过了标志性成果文件《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唐山声明》。《唐山声明》主要涉及四个重点领域：预测和评估技能需求；发展惠及全民的技能；提升技能和资格认证的透明度和认可度；推动不同职业更好地利用技能，支持创业。《唐山声明》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进一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积极态度和观点，为今后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唐山声明》的发布也是对落实联合国教科文《教育2030》计划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该声明促使大家加强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为培养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贡献力量。该声明还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共同体的设想，倡导各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多元合作，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动力。通过教育理念与培养模式的转化和创新发展，实现本土化职业教育与世界融合的现代化发展。调整职业教育结构同人和社会发展的秩序高度协同，与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兼容、互认互通，最终形成定位精准、交叉通联、层次明晰的富有中国特色与世界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就表明了中国职业教育领域正在转向更加开放，将与世界先进职业教育国家互鉴互融，提升本国的人才素质和研发创新能力，为职业教育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输送人才、经验，主动承担大国责任。

唐山会议中各国代表围绕“不断变化的技能：全球趋势与本土实践”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共话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未来，达成了许多的共识，必将有力推动国际间职业技术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有力促进各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共同发展。通过此次大会，中国也更加认识到要认真学习借鉴各国经验，把握发展趋势，立足本土实践，全面提升职业技术教育质量与水平，让更多的人掌握就业技能和本领，为推进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一、创新型、开放性职业教育的新理念

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要构建“引进来”的长效机制。即在微观层面要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职业教育管理方法、评价体系、技术标准、产品标准、服务标准及工艺流程等，以此为借鉴，打造我国优质教学内容系统；同时在中观层面，吸纳英国的质量保障体系、德国的“双元制”等来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的创新；在宏观层面，逐步拓展多种形式的中高职衔接、集团化办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联合办学等，为国际化发展提供多元平台。同时，我们要注意创新发展，不能过度向外借鉴，这也不利于中国特色职教品牌的形成与输出。近年来，中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还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梳理，使得在国际化进程中多数项目为一般性交流和访问，不利于中国经验的世界性分享。因此，国际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协调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项目平衡，在“请进来”的基础上探索适合国情的改革方案，形成自主品牌，为“走出去”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要提升“走出去”的能力。打造中观职业教育的世界普遍通用性，如打造被其他国家普遍认可的职业教育资格、标准、课程体系、评价体系等，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通用性。为此，中国职业教育者要系统梳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提炼我国职业教育模式，厘清规律性、可复制性，并形成统一品牌向国外推介，以获得深度和广泛的互信、认可和采纳。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中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或牵头开发高质量的普遍适用的职教标准，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标准、课程标准与企业和“一带一路”合作地区或国家相应企业的技术标准体系对接。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在战略全局和细分领域谋划与国际标准的嫁接，不断适应国际规则的过程。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在逐步争取世界的话语权，我们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双边多边政策的沟通与提升参与和协调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加快从单向适应国际规则转变，通过因地制宜的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技术教育标准与规则，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程度。中国应加强对国际规则的认知和研究，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积极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一方面，在吸收先进的职教理念的基础上，形成高水平自有创新成果，在国际平台上与发达国家进行平等对话；另一方面，积极分享本土职教经验，形成中国品牌，达成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规则适应”与“规则制定”的动态平衡。

二、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需求，21世纪初中国政府确立了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不断巩固突出推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把推进教育建设作为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工作重点来做；非洲各国也从自身基本国情出发，把推进教育优先发展和促进人才培养工作视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战略目标。开展教育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活动是开展人才培养和促进人力资源综合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及国家领导人均希望能从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准确认识彼此间的深化教育交流合作的迫切重要性，始终把这项神圣的教育事业的建设置于各国政府对外政策方针、政府的重要战略位置。

非洲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发展中国家，根据2021发布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中非不断扩大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合作。中国大力支持非洲教育发展，根据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帮助非洲培养急需人才，通过设立多个奖学金专项，支持非洲优秀青年来华学习。2012年起，中非双方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搭建中非高校交流合作平台。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信托基金项目，累计已在非洲国家培训1万余名教师。2018年以来，中国在埃及、南非、吉布提、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与当地院校共建鲁班工坊，同非洲分享中国优质职业教育，为非洲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的新动能

在新时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进程中，“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中非职教合作带来了新的动力。2015年，由教育部牵头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重要通知中 ，明确提出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各类人才培养和培训计划。包括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全面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加强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实施“丝绸之路”师资交流培训计划，推进优质教育模式、教学仪器设备、教材课件和整体教学方案输出，推动教育资源共享等内容。加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教育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不仅可以有效增进双方国家的民心相通，同时也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与中国技术转移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

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家化趋势的加强，我国教育援助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我国加强了对非洲人员、财物、信息等要素的资助；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框架下，我国领导人多次承诺加强对非的教育援助；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举办了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在对外教育援助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这意味着中国作为新兴的教育援助国与传统的教育援助国相比，更加注重非洲国家的自身诉求，更关注受援国发展的有效性而非援助的有效性 。

教育援助不仅有助于改善受援国的教育条件，也是援助国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提高对外教育援助的实效性以提高我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作为新兴的教育援助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我国进行教育援助的首选领域，特别是与个体就业和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由于投入效果立竿见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受援国的燃眉之急，从而实现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赢” 。因此，中非双方应深化“南南合作”，进行更深层次的国家合作和文化领域的沟通与互动。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是需求驱动下的南南合作方式。从中国的视角来讲，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国际化诉求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职业教育合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环境下，职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应加强宽领域、高质量、多层次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积极学习海外的先进教学模式，作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之路。2012年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实施教育的对外开放战略；2013年“一带一路”的建设使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提上日程，注重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国际话语权的掌握；2014年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实施中外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项目，支持高职院校“走出去”，重点培养国际技术人才；2015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指出要引进优质的海外资源，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探索中外合作教育的新模式。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探索“中文＋职业技能”的国际化发展模式。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完善“鲁班工坊”建设标准，拓展办学内涵。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迫切需求背后是由我国在职业教育国际市场中的“边缘人”地位驱动的，但就其现有建设水平和条件而言，也有能力引领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建设 。同时，现有政策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为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的制定和培养高质量的国际技术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四、职业教育合作的新模式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从主体角度看大致可以分为政府统筹、院校探索、企业推动三大类型。在实践领域的具体合作项目则是这三大类型的延伸与拓展。中国与非洲立足两国既往的合作基础，依据合作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教育体系特点、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不同，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特征和示范意义的典型合作模式。本研究将就中国与南非、赞比亚、埃及、肯尼亚、乌干达、布基纳法索的职业教育合作模式进行介绍分析。（见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