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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中，鄂东文化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地域属性，其自我形象体认也因此得以不断强化。正如王夫之所言，“山中以奥而气敛，日长人静，响寂阴幽，自与仁者之气相应……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
。夹在雄峻大别山与滔滔长江水之间的鄂东，地理边界相对清晰，境内多山脉与湖泊，适宜耕种与畜牧，为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性格的形成创造了独特的自然条件。与中华文化系统中其他地域文化一样，鄂东文化在多源交汇的碰撞之中表现出一定的包容性，通过吸纳外来文化中的先进元素实现了自我完善与提升。同时也可以看到，不论鄂东文化的符号与意义系统如何演进，其乡土与世俗的基因依然顽强地得以保留，又呈现出相对保守性。对于鄂东文化而言，包容使其拥有了不断创新的动力，保守则使其具备了持续传承的根基，二者并不冲突。正因为如此，贬谪之人苏东坡才能与古黄州产生千古共鸣，共产主义理想才能在大别山麓激发出革命斗争的热潮。文化概念上的“鄂东”，其自我形象体认亦与此相关：由“流寓之所”到“千古名邦”，由“移民之乡”到“教化之地”，由“山野之风”到“革命之志”，矛盾之中折射出鄂东文化独具个性的生存策略。
在中华文化与荆楚文化的链条上，鄂东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甚至有“一部荆楚史，半部黄冈书”之说。在历史时空流转的机缘之中，原本偏居一隅的鄂东从“五水蛮”成为“人文昌盛之地”，本地人常以此为荣。南宋理学奠基人朱熹在《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中称，“齐安（黄州）在江淮间最为穷僻，而国朝以来，名卿贤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韩忠献、苏文忠公，邦人至今乐称，而于苏氏大致祥焉。……何哉？盖王公之文章，韩公之勋业，皆以振耀于一时”
。入蜀时经过黄州的南宋诗人陆游也在其《入蜀记》中说道，“（黄）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谓‘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
。其中表达的意思十分明晰，原本最为“穷僻”的黄州，却因为诸多历史名人“辱居”此地而演化出跨越多个时代的文化盛况，“流寓之所”由此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千古名邦”。不得不说，这是鄂东在历史场域之中获得的最具价值的“文化资本”，不仅奠定了其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催生了艺术、科技、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也孕育出特有的社会形态及社会关系，“鄂东”这一地域与文化的双重概念由此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千古名邦”所传达出来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地域性格与本土精神塑造中产生了显著效应，激发出了自我书写与自我表达的心理需求，文学、戏曲、影视均是其实现手段。
“千古名邦”的自我形象建构，与一代文豪苏东坡有着极大的关联。因“乌台诗案”而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东坡，从元丰三年（1080 年）初到黄州至七年（1084 年）四月，谪居黄州四年有余。在此期间，苏东坡在政治上处于低谷，艰难的生存境地却成就了其文学上的辉煌，创作出堪称千古绝唱的“一词二赋”，印证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我定位——黄州是其人生转折的重要节点。在中国古代，很少有地方与一个作为“过客”的贬谪官员有着如此深厚的关联。贬谪至此的苏东坡，使得“江淮间最为穷僻”的小城黄州获得了难得的文化身份，其资本价值逐渐显现出来。时至今日，黄州街巷之间还流传着与东坡相关的民间故事与逸闻趣事，城区的道路、建筑、公园、学校、酒楼、景点等均有以“东坡”命名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豆腐更是因此广为人知，黄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坡之城”。经过历史的沉淀，“黄州”与“东坡”已经成为两个具有高度关联的指称，且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东坡黄州”以及“黄州东坡”两个意蕴丰富的符号，成为鄂东独一无二的地域文化标签。苏东坡之外，先后还有杜牧、王禹偁、张耒等人谪居于此，古城黄州因此声名鹊起。从南宋开始，文人雅士均以游黄州、访赤壁为幸事，借此显示自己对“名邦”的敬慕之情，其间留下大量诗词篇章。甚至有与苏东坡一样遭到贬谪的官员，亦以谪居黄州为荣，表达出对黄州作为“名邦”的文化认同。
作为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偏远区域，鄂东能够成为“名邦”自有其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在“流寓之所”与“千古名邦”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形象标签背后，折射出鄂东文化自身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内在品格，也使得鄂东地域成为一个极富神秘感的所在。现代鄂东自从结束“黄州”与“蕲州”分治的格局以后，虽然其间所辖范围间或有所调整，但大体上保持了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与完整，“鄂东”作为一个地理、人文范畴的概念得到内部与外部的双重认可，与“千古名邦”的自我形象体认相适应。然而，囿于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的限制，文化资源丰富的鄂东至今依然没有能够摆脱落后、偏远的外在印象，造成了本土民众坚守与逃离、自豪与困惑的矛盾心态，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这一背景下，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成为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共识，本土影视艺术生产因此得以迅速推进。“黄冈出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即初具规模，就是这种共识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地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在寻求文化认同与自我证明的心理机制作用下，本土影视创作者往往致力于寻找最具地域气息的人物与故事，期待借助影像符号系统呈现出一个充满荣耀与辉煌的“鄂东印象”，《黄梅戏宗师传奇》《毕昇传奇》《禅宗》《大明医圣李时珍》《全城高考》等“黄冈出品”的出现，无不潜藏着再现“千古名邦”盛况的希冀。
正如前文所述，处在大别山与长江之间的鄂东一直是移民汇集和扩散之地。尽管这种多半由社会动荡甚至战乱所引发的人口迁移活动致使地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客观上却也为地域文化的更新与重塑带来了更多可能。作为荆楚和吴越地理分界线的鄂东，除了受到吴、楚文化的双重影响之外，还融汇了随着大规模人口迁徙而来的中原文化、江浙文化甚至巴蜀文化，造就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格局和人文历史景象。其中，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时江西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更是推动了鄂东人口结构与人文环境的迅速变迁，鄂东文化的形式与内容由此得以再一次拓展。1946 年黄冈的《黄氏宗谱》卷首《富一公传》中记载，“现今大姓之杂于冈（黄冈）、水（浠水）、麻（麻城）、安（红安）者，类皆发于江右（江西）”。为了对移民家族源流进行分析，黄冈麻城市曾收集了 142 套族谱，发现其中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家族就多达 125 支。此后，黄冈又成为湖广填四川的主要人口来源地之一，人口与文化从“输入者”变成了“输出者”，衍生出“麻城孝感乡”等具有鲜明移民风格的地域符号，由此与外来文化建立起血脉联系。正是在移民大潮带来的文化交融中，鄂东地区打破了其固有的保守形态，在本土化基础上衍生出了新的文化元素与内容，进而形成了名人辈出、教育发达的文化鼎盛之状，其影响力迅速扩散到鄂东甚至荆楚地域之外，堪称文明教化的典范。由此可见，在“移民之乡”与“教化之地”的地域形象认知背后，同样包含着鄂东文化演进、发展与传承的独特历程，乡土情结与外来元素在其间不断碰撞、融合。
鄂东教化之风，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明嘉靖时期的进士王廷瞻在《黄州府志后序》中有言，“夫黄，在楚称巨郡。而文献尤甲诸郡”，“黄既为楚巨郡，声名文物，又与海内大区相比数”
。清末名士周锡恩在其所编撰的《黄州课士录》中曾明言，“吾黄人文，号为冠楚”
，清朝时期黄州知府禹殿鳌也曾赞叹“黄冈人文甲天下，弦歌之声，十室而五”
。黄冈历史上，曾出现过河东书院、问津书院和麟山书院“三大书院”，为鄂东地区培养了近两百位进士，红安“二程”（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也由鄂东兴起，加之李时珍、毕昇、庞安时、刘天和、万密斋等鄂东古代科学家群体的渐次出现，成为“教化之地”的最佳注解。从晚清到民国，鄂东在新旧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之间出现“人才井喷”现象，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内涌现出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哲学家熊十力、政治史兼经济学家王亚南、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文艺理论家胡风、诗人闻一多、哲学家汤用彤、方志学家王葆心等“大师级”人物，将近代鄂东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到顶峰。其中，黄侃、王亚南留学日本，李四光先后留学于日本和英国，闻一多、汤用彤则留学于美国，先进的西方文化知识与传统的鄂东文化价值观共同造就了这些鄂东人物。从历史源流上考察，早期的人口迁徙及其引发的文化交融是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
对于区域以外的民众来说，提到鄂东与黄冈必然会联想到近乎神话一般的“黄冈中学”以及曾经几乎人手一册的“黄冈密卷”。崛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黄冈中学，以其辉煌的成就强化了人们对“教化之地”的感性认知，也进一步拓展了黄冈作为“教育名城”的地域形象。这一形象最为显著的价值，源自作为中国“第一考”的“高考”与鄂东小城“黄冈”之间的神奇交汇，由此衍生出一个“文化综合体”——黄冈中学，表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化现象，至今依然具有经典意义。在鄂东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黄冈中学”成为外界认知与解读现代鄂东的一个重要入口——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走进鄂东，进而体验那一份经过岁月沉淀与风雨洗礼的神奇。在“高考神话”的背后，潜藏着黄冈人的“生存哲学”与“生存心态”，寄托着黄冈人的骄傲与荣耀，可能还有光环逐渐褪去之后的些许失落。与“黄冈中学”相伴随的另一个符号“黄冈密卷”，同样承载着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成为“教育名城”与“教化之地”的又一生动证明。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在鄂东本土文学与影视创作中看到大量的“教育题材”与“高考元素”，诸如电影《青春派》《全城高考》以及刘醒龙 2018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对于创作者和生产者而言，发生在黄冈的高考故事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韵味，它承袭了“教化之地”的辉煌历史，也见证了“教育名城”的种种现实，其中潜藏着自我表达的冲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鄂东本土文化身份中“移民之乡”的意识逐渐淡化，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融入了以“麻城孝感乡”等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中。如同“流寓之所”与“千古名邦”一样，“移民之乡”与“教化之地”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区域形象认知，同样折射出鄂东地域文化发展与演进的秘诀。在外界看来，偏处荆楚一隅的鄂东能够同时在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以及哲学等领域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实在是一件难以理解却又让人艳羡的事情。从辩证的角度而言，鄂东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如其他许多地域文化一样的断层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与外来文化持续性的沟通与交融，借此推动自身物质符号系统以及内在精神系统的不断更新，而人口的持续性流动则为文化交汇创造了基本条件。回归到现代文艺生产领域，鄂东自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文学、戏曲创作的热度，并于新世纪开启了本土影视生产，本质上与其教化之风存在着直接关联。鄂东文学书写者、戏曲表演者以及影视创作者之所以在题材选择、话语表达以及内容建构上表现出强烈的本土化倾向，与他们占有的“文化资本”密不可分，而特定地域环境中的家庭教养、学校教育以及生活经验则是这些“文化资本”得以形成并不断积累的根本。从这一视角来看，“教化”不仅是鄂东文化的内在属性，也是其社会功能与价值得以实现的内生力量。
在《九十杂述》中，中国近现代国画家黄宾虹先生有“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
一言，用来表述历史变迁和地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隋书·地理志》中有言，“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
。从中，我们亦可以通过鄂东地域性格的形成与更新历程，窥见地域文化传承与演进的基本脉络。与毗邻的江汉平原相较而言，雄奇的山川使得鄂东人文性格之中多了一份坚毅与决绝，同时又在文明碰撞与文化交汇中融入了“淳质”与“俭约”之风，构成了鄂东文化的“一体两面”——既尚“勇力”亦知“礼数”。成长于这一环境中的个体，往往因此给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人们亦能够从地域身份中探知其行为逻辑的本源。地域范围内人文环境及个体活动方式的差异，最终成为一种显在的识别标志，使人们能够在时序变迁中较为清晰地辨识作为社会群体的“鄂东人”。
这一地域性格特质，在近代鄂东革命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黄麻起义”开始，鄂东民众踊跃投身民族解放与独立斗争，出现了“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盛况，创造了“28 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足见其坚韧之心与豪迈之气。有史学家认为，“黄麻起义与南昌起义的不同之处在于，黄麻起义的参与者多半是当地的农民或农协会员，而不似南昌起义一般，都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甚至属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高大上’起义，正因为此，黄麻起义中所涌现出的许多将领，更因其朴实无华、坚毅勇猛且带有传奇色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成为后世影视剧、小说中所津津乐道的题材”
。在鄂东红色将领中，出现了“木匠司令”李先念、“放牛娃团长”韩东山与“私塾先生党代表”王树声以及被称为“王疯子”的王近山等颇具“乡土味”的人物，足见鄂东地域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标签。
正如在“流寓之所”上生成的“千古名邦”以及在“移民之乡”中形成的“教化之地”一样，鄂东革命者的“革命之志”中已然融入了源自山野乡土的勇毅之风，成为其个性气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程中，鄂东革命人物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善于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同时也保持着乡土生活中生成的个性气质，在革命者群体中具有相当高的辨识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标签，许多观影者容易在影视鉴赏的过程中“对号入座”，例如，将热播电视连续剧《亮剑》中不拘小节、勇猛无畏的“李云龙”视为鄂东将领王近山的化身，并试图在剧情中寻找“证据”以支撑自己的判断。本土作品《铁血红安》中的“刘铜锣”之所以被称为“又一个李云龙”，大体上也是源于其身上同时存在的“山野之风”与“革命之志”。近年来鄂东革命题材影视以及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大体上都沿着这一路径进行，使得观众能够从主人公身上日渐浓厚的乡土气息中嗅到典型的“鄂东味道”。
客观而言，鄂东地域独特的生存环境的确赋予了本土革命者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并且充分显现在具体行为方式之中，使其变得更为真实可信。即便是在宏大的民族革命场景之中，人们依然可以据此辨别鄂东革命者的身份，而“中国第一将军县”则是他们的群体符号标识。应该指出的是，此处所谓的“革命之志”本质上就是一种坚韧、顽强而且勇于革新的精神力量，它不仅显现于投身近代民族解放事业的鄂东革命者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其他鄂东人物不寻常的人生经历之中。由此延伸开来，历史时空中鄂东人物在哲学、科技、医药、文学、戏曲等领域的成就，诸如邢绣娘历经磨难改良创新黄梅戏，毕昇在实践中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及李时珍尝百草而著《本草纲目》，亦与这种不拘泥于常规的“叛逆”精神有着一定的关联，可以视为另一个层面上的“革命之志”。及至近现代，又出现了面对强权“拍案而起”的诗人闻一多、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李四光等人物，甚至包括在艰苦环境中努力求学的黄冈学子，同样呈现出鄂东地域文化所赋予的气质风范与人格力量。
整体上而言，分布于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鄂东人物，不论其是古代科技技术的开创者还是红色年代的革命者，抑或是现代社会的创业者，均在行为与精神两个层面显示出了相对统一性，也为其文化身份以及群体属性的认定提供了依据。沿着这一脉络，可以寻见鄂东文化得以不断传承的内在动因：“山野之风”对其而言为生存之本与力量之源，“革命之志”则体现其不落窠臼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追求，二者共同建构起鄂东文化的“形”与“神”。在鄂东地理与人文的特定语境之中，因“山野”与“革命”有了充分交融的空间能够同时显现于鄂东人物的行为之中，所以二者并存不仅不突兀，反而让人感觉到亲切自然。对于文学、戏曲与影视而言，这种看似矛盾的立体化形象无疑是艺术表现的最佳对象，它能够很好地满足创作者求异求新的审美追求。正因为如此，虽然鄂东地域范围内历史人物众多、文化形态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我们依然能够贯之以“鄂东文化”这个相对统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