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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约翰·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将文化视为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认为“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
。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也给文化作了一个类似的界定，“文化总是既作为人类在人本身的自然及外部自然的基础上、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之总和而存在，又总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而演化。”
此二者的观点同时表明，文化既源于“自然”又超越了其物质属性，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将自己的心理、情感投射到实在之物上，并且为此创造出了文字、图像等符号形式，由此不断建构起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民族性与地域性之所以成为文化的基本属性，就是由于实践主体活动范围及其生存方式的差异所致——生活环境迥异的塞北大漠与江南水乡必定会催生出不同的文化形态。理解鄂东文化的生长脉络，同样必须考察独具特色的地理风貌与人文历史环境。
基于研究与考察的需要，首先有必要对“鄂东”及“鄂东文化”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一般而言，“鄂东”即湖北省东部地区，广义上指的是湖北东部三市，即黄冈市、黄石市、鄂州市以及武汉市的一部分，狭义上主要是指黄冈地区。按照李伯重先生提出的地域划分标准，“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接近，使该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
，有本土学者将“鄂东”限定在“大别山以南、长江中游下段北岸”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除了黄冈市所辖的黄州区、麻城市、红安县、罗田县、团风县、浠水县、英山县、武穴市、蕲春县、黄梅县以及龙感湖管理区外，还包括武汉市新洲区
。从区划建制的历史来看，武汉市新洲区 1983 年以前一直由原黄冈地区管辖，从其语言、风俗与生活习惯来看更加接近相邻的黄州区，纳入鄂东地域范畴并不牵强。本文之中所论及的“鄂东”之概念，取其狭义所指，即指黄冈市现有行政区划所辖范围，以此与广义上的界定加以区分。这一划分方式，既指向一个相对确定的自然地理与行政区划范围，也建构起一个较为清晰的文化边界。一个世俗意义上的“鄂东”，就是基于地理、历史源流而形成的“鄂东”，当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鄂东”，而“鄂东文化”就是鄂东地理山川与社会生活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根源是“人的活动”。
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倡导从文化与环境的联系来“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
。与众不同的自然地理风貌，成为黄冈人地域性格之中根源性的因素，也是本土文化生长与演进的基础。鄂东地处“吴头楚尾”且北接中原、南至江浙，夹在雄峻大别山与滔滔长江水之间，境内多山脉与湖泊，地理环境独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蕲水》中记载，“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历蕲山，出蛮中，故以此蛮为五水蛮”
。《南史·夷貊传下》亦有相关文字记载，“西阳（今黄冈）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
。“五水蛮”早期虽然指从巴蜀之地迁移至此的“巴人”，却形象地传达出外界对鄂东地域蛮荒、落后的整体认知。这一认知，对本土文化符号与意义系统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人们对鄂东的整体观感，其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一直延续至今。宋代贬谪至此的苏东坡在其《书韩魏公黄州诗后》一文里，对鄂东山水与人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
在相对封闭偏远的地理空间中，“教化”与“勇力”并存：鄂东民风历来强悍，百姓多诚实机敏、慷慨耿直而又守礼明德，浓厚的乡土观念与纯良的山野之风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并且与外来文化实现了较好的融合。在鄂东文化生长与传承的漫长历史中，尽管内容与形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各异，但“乡土鄂东”始终是其内核所在，显示出地理环境与区域位置对本土文化的内在建构效应。
陆续衍生于鄂东地域的诸多文化形态，包括东坡文化、戏曲文化、禅宗文化、红色文化、医药文化以及教育文化等，均与这一地理特性有着内在的关联。因其偏远蛮荒，使得古黄州成了封建统治者安置贬谪官员的处所，却由于杜牧、苏东坡等先后被贬至此而赢得盛名，形成了彪炳千古的“东坡文化”。在“山野之乡”的鄂东，佛教思想与地域生活方式相结合，碰撞出了具有乡土风格的本土宗教哲学——禅宗，开创了“农禅一体”的修行理念。及至近代革命，地处鄂豫皖交界的鄂东发生了“黄麻起义”，创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诞生了“中国第一将军县”，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中共创始人以及数以万计的革命者，“红色文化”之中亦带有明显的鄂东乡土印迹。现代以“黄冈中学”以及蕲春“教授县”为载体的教育文化，尽管被贴上了“应试教育”的标签，同样也可以见到“山水清远”却“知尊爱贤”的地域品格。除此以外，发端自湖北黄梅的黄梅戏，就源于本土的采茶调，原本是鄂东民众劳作之时唱和解乏之用，后经“黄梅名伶”邢绣娘开拓创新而发展成为“高台大戏”，其语言形象、文本内容与精神内核之根源亦在鄂东山野之间。由此可见，鄂东文化虽然形态丰富，但自然地理及区域环境对其产生的“形塑”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本土民众的生活方式与生存观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出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表达模式。正因为地域特性融入其中，使得差异巨大的不同文化形态拥有了共同的“灵魂”，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鄂东文化”才得以成立。
此外，在湖北省内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鄂东，却是古代中国东西与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客观上有利于本土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历史时序之中审视鄂东，可以看到各种不同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使其不仅受到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双重影响，也成为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汇地，近代以来更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由此造就了鄂东文化的多重特性。以“黄冈”为大致地域范围的“鄂东”，在社会生活、文化实践以及精神观念等层面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周边的武汉、黄石、鄂州有着较大的差异。相对而言，虽然一江之隔的四地很多时候都被一同纳入广义上的“鄂东”范畴，但后三者带有明显的近现代工业文明痕迹，黄石的“矿冶文化”以及武汉的“码头文化”就是其经典形态。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以“大别山”为代表的地理符号成了本土民众用以标识自我身份的象征物，传达出明确的文化信息。在鄂东地域范围内，“山水清远”既是一种特有的地理风貌，也代表着别具一格的审美价值判断。
鄂东文化的生长与传播，与特定地理、历史所建构的社会场域有着密切关联。春秋时期，楚人的势力范围由洞庭湖以北、江汉平原一带逐渐向东拓展，楚文化随之融入鄂东社会生活；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日盛，楚文化对鄂东的影响更为明显。到了西汉初年，统治者平定了巴郡、南郡等地的反叛，将当地一部分民众迁往鄂东，所以这一地区就有了“西阳蛮”与“五水蛮”之称，意指其“不通教化”。至此，周王朝以来中原正统文化以及楚人、巴人等地域文化在鄂东相互交融，逐渐衍生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物质形式与精神内容，即我们所指的“鄂东文化”。随着越灭吴、楚灭越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处于吴头楚尾的鄂东遂成为吴楚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三国时期，孙权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数十万吴地移民随之迁入鄂东，“吴歌”作为一种外来民间艺术渗透到了蕲黄一带。在《满庭芳·归去来兮》中，苏东坡写下了“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的词句，显示出吴越文化影响之深远。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鄂东虽然远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心的中原一带，也与楚文化的核心区域有一定的地理距离，却也因此形成了自身较为鲜明的个性色彩与包容特质，为其持续演进与不断拓展奠定了基础。鄂东文化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乃至于巴人文化都扮演了自己特有的角色，在与鄂东社会生活相融合的过程中激发出新的本土化内容，塑造了地域性格，同时也为科技、哲学、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的鄂东，曾经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持续性移民运动，为更加广泛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创造了客观条件。这一地区的人口迁徙潮可以追溯至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大量躲避战乱的北方移民涌入江汉平原与鄂东区域，将先进的农业耕作、手工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带到了这里；来自中原的“正统文化”很快融入了偏远的“吴头楚尾”之地，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鄂东的社会图景以及生活方式，“礼仪教化”与“大别山水”之间的碰撞结合衍生出了新的文化形态，“鄂东文化”的符号与价值体系逐渐成熟。此后，明代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迁入与清代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出，不仅改变了鄂东地区的人口结构，同时也在客观上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历次移民运动，都以麻城等地为中心，鄂东因此被川渝一带的民众视为“祖根之地”，民间谚语“湖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及“问我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流传至今，成为鄂东文化跨地域传播的最佳证据。及至现代，“麻城孝感乡”的移民文化符号依然牵动着黄冈与川渝一带的民间交流，每年都会有大量四川、重庆人来麻城祭祖寻根。在多元文化交融过程中，鄂东地域文化容纳了诸多外来文化的物质与精神元素，其自身的基因才得以形成，并通过建筑、器物以及文学、戏曲等文化产品表现出来。
近代以来，鄂东文化的演进脉络与生存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末民初时期，在世界形势与社会格局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流动的方向发生了明显改变，东南沿海开始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哲学思想乃至于科学技术的影响，并逐渐由东南向西北进行传播。这一阶段，鄂东地区同样处在文化流动与交汇的“必经之路”上，加之其邻近中部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武汉，文化更新的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文化史学者冯天瑜先生认为：“它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时候，新的思想、旧的思想冲突、融会，就会产生大的思想家，产生大师级人物。而鄂东，恰恰好在从东面沿海登陆、向内地推进的近代文化、也即西方文化，和从中原地带一直沿袭的传统文化的交叉点上。于是，就产生了一大批人物。”
这种文化的反向冲击，直接推动了其形式与内容的再次更新，一批鄂东人物也借此走上民族历史的舞台，在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科技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地域文化身份成为他们不可磨灭的标签。在多源交汇的历史演进之中，新元素不断融入鄂东文化系统之中，有效促进了其符号形态与精神内容的进化，重塑了地域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
“山水清远”的自然地理风貌，加之“多源交汇”的人文历史传承，为多种文化形态共存与互通创造了基本条件，也为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从李时珍的中草药研究、邢绣娘的黄梅戏创新、苏东坡的文学艺术创作到近现代红色革命斗争，不同时代的地域社会实践留下了足够丰富的物质遗产与精神财富，成就了多元共生的地域文化景象，有本土研究者从中总结出了历史、山水、名人、红色、医药、教育、禅宗、诗词、民俗等九大方面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分属于不同领域和不同时代，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区隔，而且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以及传承路径，相互之间并没有发生太多的交集。与湘西的“民俗文化”、晋中的“晋商文化”乃至于相邻城市黄石的“矿冶文化”相比，鄂东并不存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文化形态，也就难以形成一个较为鲜明的整体形象感知——在不同个体的心目中，“鄂东印象”可能呈现为“教育名城”“红色故土”“东坡古城”“禅宗祖庭”“黄梅故里”乃至于“名人之都”中某一种具体概念，或者是数种概念的综合。要想梳理与构筑鄂东文化及其精神的谱系，必须深入考察不同文化形态得以生长的共同土壤，在多元共生的表象背后辨析其共存于鄂东地域的内在根源。
文化形态的多元，与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密切相关，于鄂东黄冈而言亦是如此。黄冈籍著名作家刘醒龙曾撰文写道，“于是判断，鄂东之地，物产中最了得的是人之风骨……赤壁之水源流五水之上，赤壁之楼风范古城四围。黄州以远各自拥有如苏子东坡的奇迹：黄侃、熊十力、闻一多、胡风、秦兆阳等，风骨挺拔几乎构成中华晚近以来的精神圣界”
。鄂东文化“多元共生”的精髓与价值，就显现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名人”之上——无论是轰轰烈烈的红色文化，还是誉满华夏的教育文化，抑或东坡文化、禅宗文化、医药文化、戏曲文化以及移民文化，都离不开“黄冈人”的参与和推动。不断涌现的“鄂东名人”，无论是生于本土的毕昇、李时珍、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余三胜、熊十力、黄侃、闻一多，还是曾经客居于此的苏东坡、杜牧、吴承恩、李贽、冯梦龙，都已然在历史语境之中被塑造成了经典的“鄂东符号”，表现出本土文化的外在形态与内在价值。与“人”相互关联的，就是“物”，二者共同建构起文化的“形”与“神”。几乎每一位“鄂东名人”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生存环境，也留下了丰富的有形物质符号，从日常器物到自然山水再到亭台楼阁，都在其中获得了特有的意义，本土文化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这一角度来看，鄂东文化多元共生的存在形态根源于历史时空中鄂东人物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及其卓越贡献，从而产生了一种“异质共生”的外在观感。
社会公众对鄂东文化的认知，往往源于代表性人物及其历史故事、生活场景、器物用具等具体可感的符号性元素。因苏东坡贬谪黄州经历而形成的东坡文化，主要集中于黄州城区，以一系列文学作品、民间故事为其主体内容，留下了东坡赤壁、遗爱湖等人文景观以及“千年黄州”的历史底蕴；以董必武、陈潭秋以及诸多早期革命者为代表人物的红色文化，则广泛分布于鄂东各个县市，现存大量革命遗迹、红色景点以及革命故事，塑造了“将军县”的经典形象；以李时珍、庞安时、万密斋、杨济泰为代表人物的医药文化，主要分布于蕲春、罗田、武穴、浠水等地，留下了《本草纲目》《医家述要》《难经解义》《万事家传妇女科》等医药巨著，以及治病救人、扶危救难的民间传奇，“医圣”李时珍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衣钵传承中生成的禅宗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梅、武穴两地，四祖寺、五祖寺成为其文化载体，建构起“禅宗祖庭”的独特地位；以邢绣娘、余三胜、余紫云、余叔岩等为代表人物的戏曲文化，则分布于黄梅、罗田、浠水、武穴、英山等地，因邢绣娘创新黄梅戏而赢得“黄梅故里”称号，彰显出其深远的影响力。除此以外，以黄冈中学为载体的教育文化，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黄冈密卷”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由此成就了“教育名城”的地域形象。客观而言，很难有其他区域性文化能够衍生出如此众多的具体形态。
从表象上看，鄂东地域文化的确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而且各种形态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纵向历史维度上的连贯性，也缺乏明显物质符号维度的关联性，甚至连“鄂东文化”能否成为一个整体概念都受到了质疑。但从社会实践的层面看，多种经典文化形态在鄂东这个相对狭小的地域中陆续出现并延传至今，传达出的正是地域范围内“人的活动”的活跃度，同时也表明了鄂东文化兼容并包、自我更新的内在品质。在多源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外来文化及其人物进入鄂东社会生活场景，在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融合演进出新的形态，成为推动鄂东文化多维发展、多元并存的主要动因。与其他地区形态相对单一的地域文化相比较，在“多源交汇”中形成的“多元共生”是鄂东文化的典型特征。为了在多元共生的外在形态中确认“鄂东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范畴，需要从鄂东人物以及文化符号两个维度进行关联性考察：其一，要在不同社会主体（尤其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鄂东名人）身上找到共通的行为动机与动力，以此印证地域人文环境对实践活动的内在影响，寻见“鄂东文化”作为一个“统一体”存在的证据；其二，应充分解析不同文化符号之间共通的意义空间，建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鄂东想象”，发掘鄂东文化作为地域审美标准“整合者”的依据。前者需要我们在历史纵深与生活横切面之中探究答案，后者则要求我们能够以整体观念重新认识鄂东文化的外在面貌与内在本质，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