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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时代到今天两千五百年来，未出现过“大同”世界。但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成为历朝历代人们“美好生活”的理想，是中国文化最为珍贵的思想遗产之一。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文明前行的动力。对于美好生活的阐释和预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不同层次、不同方位的设定。中国最早系统阐释“美好生活”愿景和相应社会形态的，是两千五百年前《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和“小康”的阐述，成为最早对相关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构图。
对于“大同”社会的描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是孔门后学解释《仪礼》所作的记，主要阐述仪礼各篇义理；后篇幅增益，乃独立成书，是战国至汉初礼仪论著的汇编。《礼运》中以孔子之口对于“大同”社会的描述，表达了先秦思想家对美好生活和良好社会形态的理解，展现了包括人、制度、社群关系、社会风尚等在内的社会图景。
从这一蓝图中可以看到，“大同”社会的主要型构，一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不为专有；二是选贤与能，遴选德才兼备者，这是文官制度之滥觞；三是讲信修睦，社会有公信力，与邻睦和，友好型外交。孔子非常强调“民无信不立”，若无信誉，社会便无公信力和凝聚力可言；四是推行普惠型社会福利政策，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以说从摇篮到棺材；五是“男有分，女有归”，社会和谐、家庭安康；六是社会道德风尚好，“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是极高的社会境界。
“大同”并非是乌托邦，历史上曾存在过。“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孔子说上古时期和夏商周三代是英明贤君当政的年代，自己没赶上，但是它是有确凿记载的。
关于“小康”社会的描述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社会的型构特点，一是家天下，权力专属专制；二是“货力为己”，财产私有；三是用“城郭沟池”作国防护卫，用礼义约束人们行为；四是由此“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社会争利多，智谋、欺诈多；五是通过刑罚、礼教“示民有常”；五是对于行为不端者，“在埶者去”，即以罢免、废黜、刑罚等手段予以强制管控。
小康社会最大特点是大道隐没。在贫富差距、贵贱不等的情况下，产生一系列典章制度和伦理规范用以约制人们行为，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兵”之类兴起。但这种社会毕竟还有正常秩序，故为“小康”。
“小康”时期的实践者，列举了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诸人，“大同”则无谈及，因“大同”还是理想，小康乃为现实。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孔子看来，花费大量军力物力搞的“城郭沟池以为固”之类，与民众生活并无关利，是未达“大同”才不得不有的。这种眼界是非常超前而宽阔的。
“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宥》中，意谓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用“大同”来状述“天下为公”社会理想，始于《礼记·礼运》。“大同”理想虽为孔子首创，实际上乃为先秦儒、道、墨、农各家的本旨阐发。“小康”一词最早源出《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思是老百姓终日劳作不止，最大希望是过上小康的生活。这个意思在《礼记·礼运》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与“大同”社会对举的理想模式。
今天我们的小康社会与《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小康”是不相同的。今天我们的小康社会是超越型的。从孔子时代到今天两千五百年来，未出现过“大同”世界。但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成为历朝历代人们“美好生活”的理想，是中国文化最为珍贵的思想遗产之一。它体现在东晋陶渊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记》中，体现在康有为“去九界”的《大同书》中，体现在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的博大理想中，也成为今天建设“美好生活”可资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
（《深圳特区报》2020 年 12 月 22 日B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