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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强调“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者幸福（快乐）”，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在于“个人—集体”的“善德”和城邦政体的良治。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优良的生活”作出系统分析研究的人。“优良的生活”或“人类最崇高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好生活分析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强调“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者幸福（快乐）”，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在于“个人—集体”的“善德”和城邦政体的良治。亚里士多德强调“应该先论定人类最崇高的生活的性质”，如果对于这点还不清楚，那么对于理想政体的性质也一定不能明了。
“何为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从而有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三个界面，对如何建设“优良的生活”作出分析。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一个界面，与个人“善德”相关。亚里士多德强调：“真正善良而快乐的人，其本性的善一定是绝对的善”。那些心智上、善德上存在明显缺陷的，是很难谈得上“幸福生活”的。而那些充满贪欲、“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更是难有“幸福生活”。“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得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就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他的“幸福方法论”就是：“人们要取得幸福，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一为端正其宗旨，让人生一切行为常常不违背其目的。其二为探究一切行为的准则，凭以察识人生将何所规随才易于达到目的。”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二个界面，与城邦集体生活（政体）相关。亚里士多德强调没有“优良的政体”和良好的公共生活，就谈不上个人“优良的生活”。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城邦幸福和个人幸福究竟相同还是相异？”他的回答是：“最优良的个人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就是说，凡是个人的幸福目标，也是城邦的幸福建设目标，两者一致。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提出过“个人的正义就是国家的正义”这样类似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评价一种政体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给予人们“最大的幸福”；“优良的政体是使人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政体”，“理想政体应该是城邦凭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同时，也要看整个城邦的“善德”水准：“幸福（快乐）基于善德，在一个城邦的诸分子中，倘使只有一部分具备善德，就不能称为幸福之邦，必须全体公民全都快乐的城邦才能达到真正幸福的境地。”
“优良的生活”建设的第三个界面，是如何进行政治创造。亚里士多德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创造一种城邦中人人都能幸福的“优良的生活”，就要建设公民善德为基础的“最优良的政体”，即优政良治。由此要“研究最优良的政体，考察这种政体怎样才可能产生，又怎样才能成立？”“进而研究怎样才能创建一个良好的政体。”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表明，使人人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优良的政体，由两方面构成：一是治理者是“最优良的人们”，“最优良的政体就应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种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他或他们都具有出众的才德，擅于为政”；二是受治者适宜人类最崇高的生活，即“受治的公众都有志于也都适宜于人类最崇高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是积极的政体建设论者，他提出政治创造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是要“创始各种制度”，“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自有许多机会——实际上可说是无定数的机会——一再创始各种制度”，积极改善政制和其他各个方面；二是要让人们有更多闲暇以参与政治，“一个城邦，一定要参与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可能成为善邦”，而“培育善德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有充分的闲暇”。
亚里士多德关于“优良的生活”的建设方法论有三个关键点：一是公民之“善德”与城邦之“善邦”是一体的。众人的心智和善德对城邦公共生活影响很大；二是“优良的政体”决定了“优良的生活”。反过来说，没有“优良的政体”就谈不上“优良的生活”，这是一种制度决定生活的视角；三是须依据实际创设制度体制，以改善政体。构建一种美好生活，实际上是建设一种“优良的政体”。这是一种深切的洞见，具有深刻的启发价值。
（《深圳特区报》2021 年 3 月 30 日B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