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是以“诗的尺度”审度、建设生活,用人文精神、灵魂回归来稀释僵硬的生存系统。
人是地球的匆匆过客,也是自身美好生活的建造者。当文明发展到一定时候,如何才是人生存的恰当姿势?德国存在主义大师、存在哲学代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供了“诗意地栖居”的解释视角,从哲学和精神维度对人类美好生活进行阐释。
“诗意地栖居”,出自 19 世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一首诗:“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事实上诗人荷尔德林“是无能应付生活的人”,但他敏锐意识到,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对人的生存正在形成巨大挤压。他在《面包和酒》中发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如何为?”海德格尔则把荷尔德林这个实然性的表达,变为了应然性的生存哲学命题。
海德格尔认为在“上帝缺席”“诸神消退”的时代,哲学贫困,人欲横流,技术理性至上,人文精神败落。凡勃伦曾描述的“富足”生活和“炫耀性消费”撩拨着人的虚荣和追求。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栖居为住房短缺所困扰。即便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迷惑惑”。“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
而这种“技术统治”波及一切,成为一种计算行为:“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
工业文明社会“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是与“诗性”相排斥的,是人的异化。正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谈到的,技术理性把人变为“单向度的人”;也正如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的,“技术进步导致了人口过剩和过度的组织化,即一种个人成为单纯的数码”。对此,海德格尔一语中的:“这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
那么何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经验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意味: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此在其根基上的诗意地存在——这同时表示:此在作为被创建(被建基)的此在,绝不是劳绩,而是一种捐赠。”海德格尔指出:“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文艺性的活动,或是书面文艺,或是音视文艺。”这不是真正的“诗意地栖居”。
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双重的要求,一方面,我们要根据栖居之本质来思人们所谓的人之生存;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作诗的本质思为让栖居,一种筑造,甚至也许是这种突出的筑造。如果我们按这里所指出的角度来寻求诗的本质,我们便可达到栖居之本质。这两方面,构成了“诗意地栖居”的根本要求。
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只有当人已然在作诗的“采取尺度”意义上进行筑造,人才能够从事上面这种筑造。“在如此这般的世界里,真正的诗人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dichten)诗的本质。”
“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诗意地栖居”是以“诗的尺度”审度、建设生活,用人文精神、灵魂回归来稀释僵硬的生存系统。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基础上建立的解释系统,从哲学和精神维度对人类美好生活作了阐释。“诗意地栖居”包含的本质性问题是,当物质增长和技术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心灵、精神和哲学究竟应当何为?这是人类的新命题。
“诗意地栖居”是人类生存应有的合理姿态。在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中,在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栖居里,都能见着这种追寻。
(《深圳特区报》2021 年 5 月 25 日B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