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郁郁葱葱、充满青色的生活看齐,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理论永恒的使命。
《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中,有个青年学生慕名来找浮士德,想拜他为师,浮士德不想和他见面。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就戴上浮士德的帽子、穿上他大衣,假扮为浮士德,与学生见面,回答他的问题。在应这名学生要求,在纪念册上题字前,魔鬼对学生说:“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引用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这里饶有意趣的问题是,理论为什么是“灰色”的?
首先的原因在于,理论在客观上总是比生活“慢半拍”。社会生活一日千里,时时在抽出青色新芽,而理论则总是在“新芽”长成绿叶后,甚至在成为“枯叶”落下后,才构建起或显现它的“解释力”。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个经典说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解释”和“改变”两词上都加注了黑,以示对比。大多理论只是在忙碌地“解释世界”,而生活本身却在不停顿地“改变世界”。理论的社会速度,慢于生活的自然速度,这是个极为常见的悠久现象。比起郁郁葱葱的鲜活生活来,理论有着较高的“灰度”。
其次的原因在于,理论解释力的“不及”。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理论的“彻底”并不轻而易举。理论能否真正切入“生活事实”先不论,即使它源于生活,即使它“看起来像个理论”,理论对于世界的解释也不可能精确,即不可能“彻底”,只是大体上的接近,正如列宁指出的“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理论不可能“全解”生活,只处于“黑—白”不同的各种事实中,抽象成“灰色”。这也可以视为理论所具有的弹性、张力和“温和”的一面。
理论是灰色的第三个原因在于,除了理论主体对于生活认知把握本身存在的差异外,还有着“表达”即“话语体系”的遮蔽。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永远不能精确表达真实意念。你有了一种“心知”,当你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已与这种“心知”产生了距离或偏离。语言与认知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处于对称状态。理论经表达就进入了一种“灰色地带”。由此理论如何深根于生活的泥土、不失生活之气韵,也成其活力之源、生命之根。
理论是灰色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对象“共情”上的差异。受众千差万别,同一理论在千万个“哈姆雷特”那里就中和成了“灰色”。《庄子·秋水》中有段著名的话:“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意思是井底之蛙,不能与它谈论大海,因为它的认知拘囿于居住环境的局狭;夏季的虫儿,不能与它谈论冰雪,因为它认知笃立于生存时间的局促;曲僻之士不能与他谈论大道,因为他的认知束缚于所受教育的局限。
注意这个“曲士”。《文选·左思》谈道:“龌龊而筭,顾亦曲士之所叹也。”刘逵注:“曲,谓僻也。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曲士”者,不只是所受教育的偏侷,导致其认知的不健全,更在于“曲士”之“曲”喜以少知多、以偏概全、以“执”认死理。“曲士”是有点知识的,但其曲其执,多受束于其偏狭的思维结构限定上。王安石在《圣贤何常施》诗中调侃“曲士”说:“圣贤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齐万物。”曲士“守一隅”,见识偏狭,却要“齐万物”。如此这般,与其理论、论道,是不是显得多余呢?
由此,“理论是灰色的”是理论的宿命。向郁郁葱葱、充满青色的生活看齐,深深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理论永恒的使命。
(《深圳特区报》2021 年 6 月 8 日B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