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经师恪守东汉经师的家法,厘析训诂章句,不能别出机杼,是一种拘囿书面、相对保守的学风。南方经师则博融众说,阐发经义,别有心得,是一种由书面渗入书中的学见。
关于南北学人学风的不同,最具影响的说法,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记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褚孙两人是东晋名士,支道林是东晋高僧。这个对话中,褚季野以“渊综广博”概括北人学问的特点,孙安国则以“清通简要”归纳南人学问特点,都准确凝练,勾画出中国学人的不同特点。
但说得更精当明白的是支道林的这个比喻“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意思是北方学者以章句训诂为学问,缺少识见,犹如明处看月亮,淡光罢了。南方学者以探求义理为学问,有见解,好似窗棂里看太阳,少见他物,但看太阳真切。把复杂的学问差异说得透白,这僧人可谓“才藻新奇,花烂映发”。
《隋书·儒林传序》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实际是说,北方秉承了东汉古文经学派学风,南方则发展了魏晋学风。所谓东汉学风和魏晋学风,从经注方面看,南方的经师,《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杜预《注》;北方的经师,《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至于《诗》,南北经师都用《毛传》《郑笺》,《三礼》则都用郑玄《注》,南北之间差异并不大。
但从释经方面看,差别就大了,主要表现在:北方经师恪守东汉经师的家法,厘析训诂章句,不能别出机杼,是一种拘囿书面、相对保守的学风;南方经师则博融众说,阐发经义,别有心得,是一种由书面渗入书中的学见。大抵北方经学崇尚郑玄学问,排斥王肃学问,更排斥玄学;南方经学则不仅郑、王兼用,还兼采玄学。玄学尚清谈,剖析名理,是当时士人的重要功业。梁时盛行讲经,口头讲经的记录称“讲疏”或“讲义”,如梁武帝有《周易讲义》《中庸讲疏》。还有一种称为“义疏”,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些。南方士人有讲义和义疏,北方士人有义疏,则无“讲义”一体。南朝时人讲经,重于义理。《魏书·李业兴传》记载,一次李业兴到梁朝聘问,梁武帝问他,儒玄两学如何可得贯通?李业兴回答,自己只学五经,不懂玄学深义。梁武帝又问有无“太极”?李业兴回说,自己不习玄学,不知有无太极。这一问答,亦颇可说明南北学问学风之不同。
“渊综广博”与“清通简要”的扼要区分,对于认知“南北学风”有启迪。但至少有三点不可忽略:一是褚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其地缘界限与后人的理解,是有差别的。二是对于南人、北人学问学风差异,在东晋褚、孙之前,已有论及。例如,《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吴书》:“策既定豫章,引军还吴,飨赐将士,计功行赏,谓翻曰:‘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孙策话中说到“中州士大夫”与“东方人”学问差异,如所谓东方人“学问不博”,与褚季野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似可呼应。三是当时北方学问崇尚“博通”之风,与东汉古文经学有关。“博通”学者,大抵为古文经学家或倾向于古文经学的学者。今文学家中,像杨震那样“明经博览,无不穷究”的较少。总体上那时北方学术思潮对南方影响不大,南方一流学人所学的依然是今文经学。
所谓“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这一时期虽不甚长,却是一个急剧变革的重要时代。其时北方士子对博与通的追求,开始逾出经学范畴,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分析东汉士风转变时说的:“东汉中叶以降士大夫多博学能文雅擅术艺之辈,如马季良、蔡伯喈、边文礼、郦文胜、祢正平等皆是也。”南方学人于经学领域之外,亦有向博通发展趋势。比如当时陆绩,陈寿称之“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
(《深圳特区报》2018 年 5 月 29 日C03 版 理论周刊/观澜)